一九八０年代台灣在經歷過美麗島事件，及鄉土文藝思潮的洗禮之後，整個社會雖然仍處在威權體制，但壓抑已久的本土社會批判力正若野火燎原，尋找著各種縫隙顛覆僵化體制，嘲諷守舊價值觀，迸發勃勃的生命力。在解嚴前後的這段時期，正值各種文化思潮及新舊意識形態不斷的交鋒辯證，台灣的文化場域糾葛著複雜的家國認同，以及族群、階級、性別的種種差異，還有現代化生活□離鄉背景的疏離感，對商品消費的空洞感，交織在八０年代的文化情境中。其中台灣新電影的崛起與女性書寫是相當重要的兩個現象，而多部「文學電影」的拍攝表徵著文學與電影的結盟，宣告著「小說的影像化」在此時期亦是一個顯著的文化現象。 筆者希冀能跳脫單一經典作品的詮釋，及作家定位的研究，遂擴大研究範疇並以文本為主，作跨藝術，跨文類及多重符號系統的互文研究，試圖尋繹出當代文化的另一種視角。筆者在搜羅八０年代小說文本時，發覺文學文本生產呈現商品化、消費化的傾向，當時正值台灣新電影的崛起及女性作家以豐碩的創作量，積極攻佔文學市場及文學獎的時刻，台灣新電影的勃興與女作家的文壇發聲可謂八０年代兩個重要的文化場景，在商品市場的機制運作下，女作家的作品時時被改編成電影，躍上大螢幕粉墨登場，轉化成聲色俱佳的文化產品，電影文本與文學文本之間頻繁地互動與對話，形成複雜的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現象。女作家、女演員與男性導演以虛構的小說╱電影文本作為演練場域，透過敘事改編、影像形塑、聲音的表述，再現女性經驗及父權文化，所呈顯的性別表演與台灣歷史脈絡及文化象徵系統互相呼應，展現當時藝文工作者對於社會議題的關懷，對歷史文化的反思，以及對儒家傳統的挑戰。 透過對這個「女性文本╱電影改編」文化現象的整理、爬梳及反省，希望能回應當代喧嘩的視覺文化工業與寂寞的文學產業，在後現代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界線日趨模糊時，文學這個古老的產業還能以什麼形式介入當代論述？對於身處於電子資訊、數位傳播的新世代而言，多媒體與敘事文類的結合，可以讓文學這個說書人展演出什麼新的美學形式？如果能將八十年代活絡的「文學電影」現象作系統的研究與整理，一方面釐清這個文化現象在台灣文化場域當中的定位及回響，並解析文學與電影之間互相交集，互相詮釋轉化的美學形式，作為當代文學與其他文化產業交流互動的考察。另一方面也作為一個重要的切入點，反思當前的影視產業與文學產業的連結，是否可能為傳統╱前衛，人文學科╱理工科技，及全球化╱在地化創造出對話的空間？透過小說文本與影像文本的互文參照，可以探究影視語言在挪用與借用文學素材時，如何受到後現代主義與後殖民思潮的重新詮釋，成為解構威權政治的論述利器，繼而被視為台灣文化本土化與主體建構的典範文本。再進一步探問的是：現代化的影像媒介與台灣文學的相遇□，各種強勢的西方影像美學、技藝、論述如何被台灣創作者所吸納、移植與轉化，進而使台灣能展開對自己歷史身世、主體建構及文化認同的反思，產生出本土化的文化產品。 筆者所欲探究的課題在於：台灣在八０年代有許多得到文學獎的女性小說被改編成為電影，其中尤以新電影的導演拍攝較多，女性小說改編過程以女性角色為主，鋪敘女性意識、女性關懷，以及女性在社會上的現實處境，筆者認為可以劃歸為「女性電影」的類型作探討。若從建構論的角度而言，男性導演也能拍攝出女性電影，我們也能在男性導演的鏡頭□讀出「女性書寫」。筆者想藉由八０年代女性小說文本╱電影文本之間的互動，探索當女性小說文本介入電影之後，以往女性在電影的象徵系統□，被意識型態建構為刻板形象與符碼，即好萊塢影片類似的敘事模式與觀看機制，此強化父權社會性別符碼及對女性的貶抑，是否被一步步瓦解？與這瓦解相對的，是否有一種全新的敘事模式及敘事動力進入電影文化產業？女性在八０年代的主體再現中是否從單純被看地位中轉換出來，從純客體，承擔價值的身份轉換成具有主體威勢與創造意義的身份？她們是否不再被男性作為視點交換的客體，同時開始解構某種傳統的交換方式。在以女性為主角的影片中，女性的主體性在敘事形態及符碼意義之中不斷型塑而成的，男性的主體地位，及主動的觀看者地位是否逐漸喪失？筆者希冀藉由八０年代女性小說文本的爬梳，及電影影像再現的運作過程，作為理解八０年代文藝現象的一個切面。 本論文所研究的對象是一群在八０年代崛起的女性作家，這群後起之秀在數年間囊括了各大重要的文學獎，並積極攻佔各大報副刊版面，被學界指為「閨秀文學現象」，她們敘事技巧圓熟，以敏銳筆觸，捕捉細膩寫實細節，在出版市場上各展風華，作品經常引起社會大眾注目，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她們深受讀者欣賞，又得到評論者的討論，可謂在文人圈內報酬相當優渥的寵兒。此批活躍的女作家跳脫社會角色的扮演，道德倫理的定位，以情欲書寫為策略，召喚陰性書寫與母親聲音（the voice of mother），撩撥人世的愛慾情仇，以女性身體的繁複感官重構女性主體，以女性生命歷程女兒、妻子、母親拆解男性所建構的大敘事及父系霸權論述。 這群女作家與台灣新電影導演一同成長於台灣四０、五０年代，這批新電影導演積極改編女作家的作品，在影像上呈現生動而豐富的女性面貌，展露女性的主體性與強韌，以期再現台灣斯鄉斯土的成長歷程，也藉由女性生命史轉喻鄉土情感與家國認同。八０年代文學與電影新生世代的邂逅結緣，重新翻寫重構台灣本土的影像，及台灣人的身份認同，相較於八０年代之前中國符碼時時現身於文本影像之中，新電影可謂台灣影像主體性建構的起始。八０年代台灣新電影及文學電影的出現及建構，逐漸發展出「電影作為一種藝術」（film as an art）的論述，這除了電影本身的美學技巧之外，尚需要閱讀社群（影評人）及支援媒體參與論述，這個閱讀社群（影評人）以焦雄屏為主形成一個「班底」，強調知識份子的理念及專業的電影批評術語形構成「藝術電影精英社群」，以有別於傳統八卦印象式的電影評論方式，此社群對新電影的論述文章多半集結在《台灣新電影》一書。 在八０年代電影與文學結合成一個高尚藝術，迎合中產階級崇尚品味的心態，並形成改編文學的電影風潮，因此，我們想要探問這種文藝現象的實踐過程是如何？又牽涉到那些因素與環節之運作？知識份子、電影工作者、影評人、與作家及學院內外的閱讀社群、批評者之間互動關係為何？在文化場域中各佔據什麼位置？女作家及新電影導演、影評人的文化資本及象徵資本，以及所謂的habitus如何催生、影響文學與電影的互動？這些皆是文藝社會學所關注的課題，社會學理論對本研究的啟發性主要在於：在探討女作家文本或電影文本時，不應忽視文藝場域和habitus的影響性，文藝活動和文藝實踐必須針對深層的結構性因素加以反思。作家除了從事文學活動之外，尚有其他的社會身份存在，並涉身於各種場域之中。文學場域和其他場域之間所具有的共構性不應忽視，其他藝術領域及政經變化對文壇的影響應納入研究的視野之中。 本論文研究對象主要以八０年代女性作家：朱天文、李昂、蕭颯、蕭麗紅的小說文本改編成電影為主，探析深具女性意識的小說文本，在男性導演的凝視與詮釋之下，其女性議題及女性書寫特質，是更為彰顯、飽滿，或者是被消弱、削滅。男性導演的詮釋又與台灣社會文化產生何種互文現象？再者，本論文考察台灣電影╱文學互文現象、女性小說文本改編成電影之後如何處理女性形象、女性身體等等議題。在研究的時間點主要以八０年代為主，並回溯七０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影響所及在八０年代有鄉土小說改編風潮，以及新電影追求自我文化主體性與藝術性的努力。希冀透過文學與電影互文改編的考察，能更進一步理解八０年代的文藝現象，以及電影與文學互相闡發，互相豐富彼此的美學特質。

本研究擬對侯孝賢的電影《好男好女》做電影風格與電影語言的進行分析，針對的主題為在於影片真實與虛構的畫分界線、身份認同的困惑、多義與多義，研究中主要利用的理論有三，分別是後設理論、眾聲喧嘩與互文性、敘事理論中的觀點與認同。透過電影內逐場逐鏡分析，本研究發現侯孝賢以其豐富的電影語彙，模糊了真實與虛構，並且也利用影片中角色的角色扮演，讓劇中主角—梁靜的身份認同變得不固定而流動，而劇中主角身份認同的變動，也帶著觀眾穿越古今，穿越虛實;同時帶給觀眾出戲疏離與入戲認同的可能。另外，影片中的影像、音樂與語言，相互配合，發散著種種不可化約於一的訊息，帶給電影更多層的意義。 / This thesis analized the style and cinematic language of Hou Hsiao-hsien’s film Good men, Good Women. Three issues are discussed :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eality and fiction, confusion of identifications and heteroglossia. The main theories being adapted in the thesis are meta-theory, heteroglossia, intertextuality and narration in the film . With a close analysis of scenes in the film, the author shows how Hou manipulates the cinematic lexicon to blur the line of reality and fiction. Liang Jing, the leading actress in the film , is performing Jiang Biyu and she feels that hereself is becoming the woman she interprets. Self-identity of Liang Jing is changeable in the film .Viewers experience engagement and detachment through watching performance which lies between reality and fantasy. In addition, contesting ideological languages, songs and images express multi-vocalization and polysemy in the film.

第一章「緒論」。概述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前人研究成果、研究方法與理論等。 第二章「張愛玲與小說的電影化手法」。內容分析張愛玲的電影啟蒙與影評時期、小說的戲劇改編、電影劇本創作，以及小說的創作歷程，接著分析張愛玲小說的電影化手法，包含：細膩精緻的特寫鏡頭、戲如人生的場景構圖，幽暗蒼涼的燈光影調、艷異素樸的人生色彩、別出心裁的音效、豐富多元的蒙太奇等，藉由小說所使用的不同電影化手法，分析張愛玲如何穿梭於文字光影之間，放映一幕幕引人入勝的「紙上映畫」。 第三章到第五章為「張愛玲小說與改編電影的互文分析（一）至（三）」。以三個章節的篇幅，藉由「互文」理論，透過文本與影像的比較，闡述原著小說與改編電影之間的差異。依照電影映期的先後，第三章分析〈傾城之戀〉、《怨女》（包含〈金鎖記〉）與改編電影；第四章分析〈紅玫瑰與白玫瑰〉、《半生緣》與改編電影；第五章獨立分析〈色，戒〉與改編電影。各章探討包括小說與改編電影的創作歷程、敘事觀點、主題呈現、情節更動與增添、文本的挪用與拼貼、歷史的淡入與淡出、人物性格與描寫、演員詮釋、場景安排與佈置、意象增添與使用、電影手法的運用……等，分析並比較小說與改編電影的互文性。 張愛玲最擅長於人物、場景的描摩，對於人物的形象、心理、周遭環境場景的描繪都十分細膩而深刻，小說經常出現許多不同的意象或隱喻，張氏更擅長以各種電影化手法，自由出入於文字之間，使得她的小說充滿「畫面感」，這也是她的小說屢屢被改編成電影的主要原因。因此，文學與電影的跨領域融合，在張愛玲小說中被充分實踐，但這往往也是導演將文字轉化為影像時，最難突破的「張愛玲魔咒」。 第六章「結論」。總結整體的研究，標舉張愛玲作品在互文作用方面特殊的成就，並提供後續研究者前瞻性的建議，以及在此研究的基礎上還可以再深入探討的內涵，期望開拓張愛玲研究更寬廣的視野。

「雙重符碼」是後現代文學特性具體化的一種概念，它與其他後現代術語間亦呈現出相輔相成的關係。例如「拼貼」、「互文現象」、「無選擇性」，都是雙重符碼的實際運用現象，而「對認識論的不信任」則是它的精神所在。雙重符碼表現出後現代的不確定與混亂感，並且試圖突破人類制式的思考邏輯，使文學發展更自由且多樣。因此，為了解雙重符碼的真正意涵，本論文選擇兩位俄國後現代作家的六篇作品：「夜」、「親愛的舒拉」、「情節」 (塔吉雅娜．托爾斯塔雅)、「以繆思終結挫折」、「老虎的愛」、「自由的航行」 (瓦列里．帕波夫)，從人物話語、諷刺方法及文本框架等方向出發，對他們創造雙重符碼的手法進行綜合性的比較；並透過實際的作品分析，歸納整理出雙重符碼常出現的形式。此外，由於俄國後現代主義所產生的歷史背景與西方後現代主義不同，使作家描寫的視角與題材的選擇著重於社會性，所以俄國後現代文學中的雙重符碼可說是一種特殊文化思維的反映。由此可知，雙重符碼的研究範疇不僅止於文學方面，尚包括了對社會意識與歷史影響的探討。本論文希望藉由對俄國後現代文學作品的實際分析，向讀者介紹雙重符碼的理論，並一窺現代人複雜的生活面貌。

本論文以《交換日記》前十一集為研究對象，分別就外緣與內容以及當中所呈現的文化現象作探討。 第一章分為三小節，分別對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方法及前人研究等內容作一說明。 第二章就《交換日記》外緣的文本類型與編排設計作探討。第一節先就繪圖部分的定位作分析，與漫畫、繪本相比較，確立其插圖的定位。第二節就文字部分與日記、散文相比對，界定其為隨筆。第三節則就文本的編排與設計入手，觀察此文本特殊的風格、隨性的書寫與繪畫風貌。 第三章就《交換日記》中的主題內容與多向文本的敘述方式作探究。第一節的主題內容首先歸納出愛情、親情的話題；其次梳理出與異地見聞相關的話題；再其次對與生活省思有關的論述作一整理。在不同的話題範疇中，可以看見當代人們生活的現象、矛盾與進步。第二節以多向文本的敘述方式加以探討，可以瞭解《交換日記》無始終、去中心、非因果、非線性、互動開放的書寫風格如何擄獲讀者的喜愛。 第四章針對《交換日記》文字與圖像二者，瞭解在大量插圖的隨筆敘述中，圖畫與文字的互動關係。第一節對插圖的形式與功能，分別就敘事性質、抒情性質與幽默嘲弄等三方面作分析，瞭解插圖在此文本中不可或缺的地位。第二節，就文字與圖像二者的互文關係進行討論，可以看出文、圖互足的敘述方式、藉圖畫改變敘述的氛圍、以及藉由圖畫來區分現實與想像。 第五章進入閱讀心理的討論，藉以了解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的接受反應。第一節討論此文本中獨特的現象－－作者／讀者的重疊，在此重疊、開放的空間下呈現的特殊景觀。第二節則以讀者的一般性心理現象為討論焦點，分別就窺視心理的動機與滿足；閱讀行為中涵蓋的交換行為與作者與讀者密切互動的行為等三方面進行討論。 第六章針對《交換日記》與文化消費作討論。第一節探討《交換日記》呈現的後現代現象；第二節探討《交換日記》中呈現的消費文化；第三節則探討存在於《交換日記》中的次文化現象。 第七章對本研究提出總結論述。 當前的文學研究不斷朝向東、西方的對話、多學科的融合發展，並轉移到以讀者為中心的觀點。文學研究也從傳統的文字閱讀、解釋層面，衍生為對整個文本在社會的作用與地位的關注，這正是本研究從各種不同角度對文本及其所呈現的文化現象進行分析的出發點，希望藉此對書寫文本的變化作一觀察，在當代眾多文本形式大量出現的世代中，記錄其一斑，以填補文本創作改變歷程的一角。

本研究目的是從電影敘事和互文理論的角度去了解台灣電影預告片的風格模式為何？以好萊塢電影預告片為參照點，了解台灣電影預告片操作什麼元素來吸引觀眾？與好萊塢電影預告片有何差異？更重要的是透過研究者對台灣電影預告片剪接師的訪談資料，了解台灣電影預告片的產製環境和流程，完整了解台灣電影預告的生成，並試圖發現可能有的台灣電影預告片模式。 　　本研究以2000年至2010年國片票房前十名為研究樣本，首先依據製作規模與資金來源等將十部影片分成三類，並依據好萊塢電影預告片模式特徵，將文本分成敘事、視覺文本、聽覺文本、明星等四元素，分析三類別的預告特徵。 　　研究結果發現，不同的製作規模會影響台灣電影預告片風格，有國際資金與國際團隊規模製作的準好萊塢電影預告片，模式特徵與好萊塢電影預告片相似，重場面、類型、明星等，強而有力的視覺呈現是其重點與賣點；有亞洲資金與兩岸三地團隊製作的類好萊塢電影預告片，預告片的剪接技巧特徵仿效好萊塢預告片的同時，將場面和明星的不足，轉移到以衝突和人物為中心，故事輪廓漸浮現。 　　只有本土資金和傳統台灣電影手工業製作條件的演化中的台式電影預告片，呈現出明顯不同的電影預告片特色，此類別以故事來包裝，從本土出發，放入象徵台灣的符號、語言，並且嘗試不同技法來填補場面、類型、明星的不足，像是電影主題曲、大量演員、字卡、各大影展獎項等，利用其他元素來強化影片豐富度，敘事與聽覺變成揮灑創意的文本，補足視覺文本的不足。 　　本研究預期藉由台灣電影預告片的文本分析和產製端的訪問，形塑出台灣電影預告片的風格，並且進一步找到適合台灣電影預告片發展模式，增加台灣電影預告片整體效益。 /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styles of Taiwanese movie trailers from the film narrative and intertextual perspectives. First of all, we need to determine elements used in Taiwanese movie trailers and what differences these elements have in comparison with those in Hollywood movie trailers. Moreover, we have to understand conditions and processes of producing those trailers by interviewing trailer editors in Taiwan. By doing so, we will be able to categorize different types of Taiwanese movie trailers. Based on four major elements of Hollywood movie trailers, namely, narration, visual, audio and star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trailers in Taiwan cinema: Quasi-Hollywood trailers, Hollywood-like trailers, and Taiwan local movie trailers. It is hoped that the study findings might help Taiwan cinema to maximize effects of its movie trailers.

本論文以德國威瑪共和（Weimarer Republik, 1918-1933）為時代框架，從「跨藝術互文性」（interart intertextuality）觀點出發，探討納博科夫（В. Набоков, 1899-1977）如何將繪畫、音樂與電影元素置入文本，進而發展小說中有如電影般的視聽意象。 第一章以宏觀角度探討威瑪文化的跨藝術性，從中討論1920年代「俄羅斯柏林」（русский Берлин）與納博科夫的關聯性；第二章從繪畫、舞台及電影角度看待納氏文字中的畫面建構；第三章分析首部短篇小說集《喬布的歸來》（Возвращение Чорба, 1929）的視聽表現；第四章運用電影語言剖析長篇小說《國王，皇后，傑克》（Король Дама Валет, 1928）蘊含的電影畫面意象；結論從時代環境與納博科夫的書寫風格歸結出作家的「跨藝術」詩學。

《罪羊人》是一部獨立集資並用高畫質數位單眼反射相機 （HD-DSLR）所攝製而成的原創劇情短片，從發想編寫到後製完成共歷經了一年多的時間，內容取材自創作者二十多年的生命經驗，將人生中的喜好、痛苦、感動、疑惑給整理融合並壓縮提煉出來，主題是關於罪惡、宗教和寬恕，故事敘述一名因醫療疏失而入獄服刑的救護車司機，出獄後依然擺脫不了罪惡感，進而陷入信仰混亂的洗罪過程，在經過一連串的掙扎，最後仍舊無法逃離循環的枷鎖，人與神似乎都不是罪惡難題的完美解答。 在文獻探討部分，本片因借用義大利西部片的老電影片段來當作情感連結和隱喻，於是回顧了互文理論和電影類型，另一方面本片也觸及了心理學、哲學和宗教儀式的主題，所以在負罪感以及猶太新年贖罪期也有所著墨，並列舉了三部相關電影長片作品來作評析比較，分別是韓國李滄東導演的《密陽》、德國法提阿金導演的《天堂邊緣》和墨西哥阿利安卓崗札雷伊納利圖導演的《靈魂的重量》。在作品呈現部分，分別從敘事、類型、選角、場勘、美術、服裝、表演、攝影、燈光、剪輯、配樂、聲音，將每個環節重點敘述和分析一次，包含思維想法、製作過程等等皆會融合納入不同段落，以期忠實呈現創作者的心靈。 / The Teshuvah is an independently-funded original narrative short film, which is shot by HD-DSLR camera. The creator taps into his real-life experience over the past 20 years and more, aggregating and distilling all the love, fondness, pain, affections and confusions, with its theme is set on sin, religions and forgiveness. The story tells an ambulance driver, who serves for his sentence in prison as he was convicted of medical negligence, haunted by his feeling of guilt after he came out of prison. He eventually becomes trapped by a chaos of seeking redemption from religious belief. After all his struggling, he still cannot escape from the shackle of life`s circulation, and it seems that either human or God(s) could provide a perfect answer to the riddle of crime. As for Literature Review, Intertextuality and movie genres are covered since the film has borrowed from old spaghetti-western movie clips to function as a metaphor of affections bound, while other topics like psychology, philosophy, and religious rituals are also referred to; hence, the feeling of guilt and Jewish Ten Days of Penitence are also depicted. Three other relevant feature films are listed herein to serve the purpose of critical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They are Secret Sunshine by South Korean director Lee Chang-Tung, The Edge of Heaven by German director Fatih Akin, and 21 Grams by Mexican director Alejandro González Iñárritu. In the respect of presentations of film works, this thesis goes through every essential phase, outlines and provides analysis on narration, genres, casting, location hunting, arts, costumes, acting, shooting, lighting, editting, original music, and sounds. It also indicates that mindsets, production process and so on are also incorporated into different chapters of a film to faithfully represent its creators mind.

近年來漫畫改編偶像劇蔚為風尚,然而過去迷群研究主要關注迷群外在過度 的生產文本,關於漫畫迷的研究也僅關注於外在過度性明顯的強勢族群。然而, 導致外在行為過度性的原因,即內在的認同與區辨機制卻顯少討論。因此,本研 究將焦點放在迷群的內在過度性,希冀透過少女漫畫迷互文解讀漫畫改編偶像劇 的過程,了解少女漫畫迷內在的認同及區辨機制。 本研究透過媒介形式轉換之跨媒體互文性,依據John Fiske的互文性概念及 迷群內在認同及區辨之循環機制作為理論架構。透過質化取徑的深度訪談法,訪 談十二位少女漫畫迷,本研究發現少女漫畫迷在接觸漫畫改編偶像劇時,水平式 互文漫畫文本作為參考架構,其中以角色的關係連結最緊密。而垂直性互文的發 生基於區辨而非認同。由於少女漫畫迷對漫畫文本特別在乎而投入對此認同的區 辨與維護,與漫畫改編偶像劇之文本、角色、媒介與他人產生區辨,並藉由區辨 的過程建立自我認同。 / Previously, the researches focused on the external behaviors of fans but neglected the main cause of them: the internal excessiveness.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internal process of identification and distinction of girl comic fans intertexting trendy drama adapted from original girl comics. Based on John Fiske’s intertextuality and fan theory, this research finds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irl comic fans and comics was built by imagination, which gave the original text ‘aura’. While the horizontal intertexality linked two texts by genre, content, and character, the adapted drama bursted the imagination of girl comic fans. In order to protect their imagination, they became anti trendy drama fan and produced vertical intertextuality by distinguishing the text, character, and media between the two. Thus, the aura of the original comics was preserved and the identity of girl comic fans was constructed.

從一九九０年以站在天際線的巫女自居，到二００八年持續以《巫言》上達天聽的朱天文，整整二十年的時間，朱天文的中心信念始終沒變。這樣的信念來自於一九七六年胡蘭成為朱天文寫的一篇文章〈來寫朱天文〉，他以神姬（巫女）之舞盛讚朱天文的文學之美，不僅讓朱天文從此埋下風吹花開的成巫種子，也讓她捨棄過去的張學，朝向與胡蘭成志同道合的文學志業邁進。 這樣的文學志業，從一九七五年《今生今世》的石破天驚，到一九七六年曇花暑夜的永恆講學，再到一九七七年以三三集刊向遠在日本的蘭師致敬，朱天文渴望透過文學穿越時空、表達相親之情的成巫旅程就已展開。然而這樣的成巫旅程，卻在一九八一年胡蘭成過世後產生巨大變化。朱天文一改過去的青春旑旎、向陽生發，反而以張愛玲的「沈鬱頓挫」，表達自己馱負老靈魂的繾綣滄桑；進一步在這樣的文學裡，將三三的黃金歲月，以更為深刻、善感的方式記錄下來。此舉不僅具象化胡蘭成的〈女人論〉，也讓朱天文在不知不覺間，以美好的感情、豐富的心境，以及大量的格物，叛逃張愛玲的獨自起舞。 朱天文曾表示，自己是以〈女人論〉的三部曲《世紀末的華麗》、《荒人手記》與《巫言》，紀念與胡蘭成相處過的那段歲月。本文即透過朱天文的啟蒙前身，挖掘〈柴師父〉蘊含的成巫動機；〈肉身菩薩〉蘊含的成巫途徑；〈世紀末的華麗〉蘊含的成巫內涵，進一步以《荒人手記》充滿詩情的四字箴言，總結朱天文跨越時空、超越生死、滿溢熱情的成巫旅程。 志同道合的深情高歌，到《巫言》成為平靜直捷的上達天聽。其方式即為削去敘事情節，以離題格物進行鋪排書寫，此方式早在〈世紀末的華麗〉就已展開，也揭露朱天文叛逃張愛玲的決心。而其內容則為大量的知識、家事、政事等細節，透過這些與胡相親的「起誓／士」內容，也讓朱天文得以向星空版圖上的君父們悠悠對話。本文即藉由朱天文的自白回憶，以及胡、張的文本互文，耙梳朱天文完整的成巫歷程；同時對照三部曲的精神內涵，不僅一窺君父們的真實身份，也揭露三部曲的文字祭典，就是讓朱天文邁入神聖空間的永恆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