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處境之下，有許多問題無法繼續依賴傳統的方式來解決，特別是關於正義，以及需要人類擔負起共同責任的問題。於是，建立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倫理學便成了當務之急。 當代哲學家阿佩爾承繼了康德倫理學的基本架構，並在語用學轉向的思潮下，將它由獨我論式的倫理轉化為以「先驗語用學」來終極奠基之「論述倫理學」。論述倫理學以「論辯」為其核心概念，主張在進行論辯時，有應當遵循之「不可規避的」若干預設。一旦否定了那些預設，便不可能藉由溝通達成共識，甚至會導致「實行上的自我矛盾」。阿佩爾的論述倫理學也強調它具有應用的面向，亦即它也處理了在歷史的現實情境中，如何促成實質的道德規範的問題。藉由提出後約定俗成式的道德，來將責任落實在既有的諸般制度之上。 本文試圖闡述論述倫理學的先驗奠基與普世應用的雙重特性，這使得它足以作為一套普遍的「巨型倫理學」，而能替全球化帶來的問題提供解決之道。

康德主張，空間的「先驗的觀念性」，並且此一觀念性是可以與「經驗的實在性」相容。對於「先驗的觀念性」，處於空間的事物被限定於感性的對象上，即是顯象，因此並不適用在那些「當它們得以透過理性其自身，即是毫無顧及我們感性的狀態」的內容。同樣地，「經驗的實在性」所刻劃的是外在顯象，如同康德在上述引文所指，乃是「在考慮一切可能的外在經驗」。據此，所謂空間的「先驗的觀念性」，從「觀念性」而言，空間是先天的直覺形式，故不屬於對象或事物自身的任何屬性。不過此一空間的觀念性，即先天的直覺形式，乃是任何外在顯象得以可能的條件，所以空間的觀念性，雖是感性主體的認知條件，卻不能等同於僅僅是主觀的觀念性，而是具有先驗條件的觀念性，也就是其是一種先天可能的認知模式，因此，空間的觀念性，乃是「先驗的」，這是康德稱空間為「先驗的觀念性」所持的立場。與此同時，對康德來說，空間的「先驗的觀念性」，則蘊含空間的「經驗的實在性」。從康德看來，我們要意識到任何外在經驗，皆必定在空間秩序關係中被呈現或給與出來，如此一來，空間具有「實在性」。不過，空間的「實在性」其效力僅對於我們外感官的經驗對象才能有效，並無法對事物自身產生任何約束，所以空間的「實在性」，就祇能是屬於經驗的，我們不能將空間的「實在性」歸屬在事物自身。 / Kant advocates the view that space is transcendental ideality and empirical realtiy. This article aims at interpretation of Kant’s space thesis. Kant attempts to offer argument transcendental ideality of space mean that space is subjective and limiting condition to which human intuition. This implication that kant asserts transcendental ideality thesis is that space has limited to appearance, and when applied to the things in themselves, space is merely an idea,or equivalently that is transcendental. However transcendental ideality of space does not mean that objects within of space is nothing, only ideas of our mind. In contrast to this, transcendental ideality thesis as equivalent to empirical reality of space ,that is said to regard space is real, but which is objective validity limited by applicable to outer appearances.

生產要素的替代關係，一直是經濟發展亟欲探討的問題，尤其是在勞動與資本的替代 上。但在傳統經濟發展的文獻中多為探討均衡成長模型及生產因素在不同部門間移轉 的問題，而對生產要素間之所得分配及替代關係的探討，則多未提供較清楚的理論依 據，本文即是提供各國的實證結果，以做為未來更進一步的理論探討依據。 一般而言，如替代彈性越大，表示資本勞動比對邊際技術代替率的變動反應靈敏，此 時如發生勞動價格相對資本價格有較大的上升變動時，則資本勞動比的變動比率會更 高，其表現在勞動與資本的所得重分配上，也就越發的對勞動產生不利的現象。反之 ，如資本勞動的替代關係很低，甚而有互補的關係時，表示當勞動價格相對的上漲， 並不會影響至勞動的僱用。因而我們認為：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工會的力量越強， 會造成替代代彈性有下降的趨勢，但在長期之中，資方會因工資相對上漲而進行生產 技術及產業結構的調整，因而使替代彈性又有漸趨回升的跡象，而使替代彈性在經濟 發展的時間序列中 呈現一類似“Ｕ”型的走勢。 本文即是用BURGESS〔１９７４〕；MOHABBAT,DALAL 〔１９８３〕等所用之先驗對數 （TRANSCENDENTAL LOGARITHMIC，簡稱TRANSLOG）之成本函數的分析方法，及「近似 無關迴歸估計法」（SURE）導出資本、勞動與進口間的替代彈性值，我們再將各國間 序列的替代彈性值為依變數，時間、實質所得、工會力量等為自變數，以試圖找出足 以解釋替代彈性值變動的各項可能因素。 本文的結構為：第一章為前言；第二章為文獻回顧；第三章為理論模型的設立及估計 方法的描述；第四章為實證結果的分析；第五章為結論。

台灣屬海島型經濟，天然資源不足，有待工業化的推行，來刺激經濟發展。從過去華 僑投資條例及外國人投資條例的頒佈和修正可知，政府對這直接外人投資在基本上是 採觀迎的態度，鼓勵外資的流入，此正符合資本在國際間自由移動的結果，藉以達到 資源最有效的分配與利用。 在以往對外資的研究，薛琦（６８）利用經濟部投審會民國六十四年以前的資料，將 全部產業做分析外資與我國出口及就業關係。薛琦（７２）再利用民國七十年資料分 析外資對台灣產業技術移轉關係。TAIN-JY CEN AND DE-PIAO TANG（７６）則利用民 國六十九年的資料，研究台灣電子業的生產特性。 本文之目的主要在研究民國六十四年至七十一年間台灣地區外資廠商生產函數的特性 。研究範圍包含外國人和華僑投資的廠商，資料係取自經濟部投審議委員會對外資廠 商的普查資料，並以紡織業、橡膠製品業，化學品製造業，非金屬製造業、機械儀器 業、電子電器業等七個產業為代表。 本文研究方法，利用TRANSLOG 模型來探討各產業外資廠商的生產函數，並以此檢定生產因素間是替代關係或為互補 關係，生產函數規模報酬是固定、遞增或是遞減，以及外資廠商的經營效率和技術進 步情形。

在一般混合效應的模式中, 當變異成份的比值知道時, 我們將討論變異成份的推定 , 本文中都將假設它是和固定效應獨立。LaMotte 在常態分配的假設下提出在二次形式 中最小均方差的推定量(MIMSQE)。在這篇論文中, 將提出兩個方法同樣的可得到MIM- SQE,第一, 在常態假設下, 利用加比重的最小平方法的不偏推定量, 然後為了得到較 小的均方差, 得到收縮的推定量, 此結果和LaMotte 所提的MIMSQE一樣, 另外, 利用 殘差(residuals )的元素的平方項和互相乘積項形成一個向量, 然後此向量之期望值 為變異成份的線性變換, 可以得到最合適的線性推定量, 為變異成份在原來模式中之 MIMSQE。

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康德藉由幾行簡短的文字以及一種思想方法的操作—孤立法，便將判斷表放置在讀者面前。判斷表中有四大類的主要區分：量、質、關係與模態，每一類之下有三個環節，一共是十二個判斷的邏輯形式。康德不曾告訴他的讀者，他如何獲得判斷表，這問題至今仍困擾著我們。判斷表是康德論述的開始點，而且也是他的哲學體系的核心部份之一，康德從判斷表導出範疇表，而範疇是康德用以證明人類認知如何可能的重要理論。因此，判斷表內部的任何更動也將影響整個批判哲學體系的哲學證明與面貌。本篇碩士論文中提出一個問題：康德如何獲得判斷表？判斷表有哪些本質特性？這個問題將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方面，筆者試圖從康德的其他相關邏輯學著作與文獻中尋找根據，以說明康德數行文字背後所預設的哲學主張與方法論，嘗試解釋康德如何獲得判斷表；另一方面，筆者試圖回溯判斷表的思想背景，將判斷表放置在邏輯學發展的脈絡之中，以期能釐清康德的判斷表可能受到哪些哲學家的影響。透過這兩方面的考慮，我們將可以把握到判斷表以及判斷的邏輯形式的本質特性。 按照上述兩個進路，本研究可以分為以下五個主要章節：第一章做為導論，介紹本研究要處理的問題、問題之釐清與研究的進路；第二章則從康德的判斷理論做為本研究的開始點。所有判斷都由判斷的邏輯形式構成，所以本章先釐清康德的判斷理論的特殊性以及康德描述與界定判斷的各種面向。第三章則以前一章所分析的結果為基礎，進一步深入判斷的構成要素：判斷的邏輯形式。筆者試圖證明康德在方法論上預設了判斷的形式與質料之區分，如此就解釋了康德如何透過一種哲學證明的方式獲得判斷的邏輯形式。與此同時，這一預設也揭示了判斷的邏輯形式的本質特性。第四章則從思想背景的面向考慮康德的判斷表，雖然康德之前沒人提出任何類似的判斷表，但判斷表也並非康德憑空想像出來的結果。判斷表在某些面向下是建立在前人研究的成果，並進一步完善它。所以，透過思想背景的考查，我們可以在歷史之中發現判斷的邏輯形式之劃分的一些根據，以及康德和邏輯學家之間的差異。第五章是結論，筆者將對以上的研究做一個總結，並反省以上研究的局限同時指出一些仍遺留未決的問題。 綜合這幾個方面的研究工作，筆者預期能更進一步了解判斷表的性質，也能幫助我們更了解判斷表在康德哲學體系中的位置。 /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table of judgments in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is the tenet of Kant’s philosophical system. For Kant derives the table of categories from the table of judgments, even an analysis of various kinds of judgment (like empirical, practical and aesthetical) was proceeded by according to this table. However, Kant’s establishing and derivation of this table always put into question. On the one hand, in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Kant puts forward the table of judgments with a method of isolation (by abstracting the form of thought from the contents). Without any further explanation, this table is showed up in front of us, as if it is evident to all of us. On the other hand, in Prolegomena to any Future of Metaphysics, Kant informs u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able of judgment was indebted to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labor of logicians, as if this table entirely comes out from logical works. It is remains a question of how Kant constructs his table of judgment? What is the nature of these forms of judgment? Kant never tells us how he meets this problem (even to his servant, Lampe!). In this dissertation, I aim to expose some philosophical presuppositions which Kant never mentions in the above two works but indispensible for deriving this table of judgment. I try to argue that, once these presuppositions rise into our horizon, they will at the same time shed light on how Kant constructs his table of judgment and the nature of the forms of judgment.

本論文乃是討論法國人類學家李維斯陀的著作《結構人類學》一對於文化人類學以及民族學研究的重要意義，並說明《結構人類學》所代表的結構主義方法對於文化人類學與民族學的衝擊，並就由《c人類學》一書所引發的一連串法國學術界之討論，進行一屬於法國當代結構研究方法之變化改動上的描寫，這段學術上的重要變化正是自1958年到1969年之間的法國學術發展，而其發展的過程乃是自《結構人類學》1958年出版到《考古知識學》1969年出版為最高點的發展，這其中的結構主義的研究方法，乃由結構走向後結構，或說由結構轉變為差異思想，在《考古知識學》上則其傅柯於1966年自身的《詞與物》一作品之討論，而以“知識型”為方法來研究對傳統的一切文化、人文研究的項目之方法提出修正，這其間的過程，歷經三位學者，分別是：李維斯陀、傅柯、德希達，而三者作品皆集中在1958年到1969年出版於法國學術界本論文即是對於此方法的變革過程，為就三者的主要作品作一理論的分析，以對民族學、民族史的研究方法有直接的幫助。

本研究基於資源基礎理論，結合組織學習、網路理論及關係學派的觀點，探討影響代工廠商跨組織學習的情境因素與績效。 根據之前學者們研究得知，「知識因果模糊性」是影響組織學習的關鍵。知識因果模糊來自於知識的內隱、專屬及複雜本質。「知識分享」與「共同問題解決」是聯盟成員間傳遞因果模糊本質知識的學習方式。而代工廠商專屬性資產投資，除了增進品牌廠商的信任，提高品牌廠商知識分享意願外；也增進了代工廠商與品牌廠商間的互動，透過互動，促使知識外溢的產生。 知識流學者研究指出，可移轉知識含量是知識分享的前提，也決定知識分享的強度。代工的範圍規範了可移轉知識含量；代工範疇愈複雜，可分享知識相對擴大。但知識的路徑相依本質，限制代工廠商對代工領域知識的辨識。代工廠商先驗知識深淺關係著可移轉知識空間的辦識。代工情境中，可移轉知識，主觀上，受限於代工的範疇；客觀上，則與代工廠商的先驗知識息息相關。 傳統上檢視組織學習成效，主要來自於對經驗曲線速度的觀察。在策略聯盟夥伴間的競合關係中，學習競賽是造成策略聯盟活動重組、活動替代、或聯盟解散的重要原因。屬「雙邊契約供應聯盟關係」的代工，在經濟理性考慮下，維持與品牌廠商的聯盟關係，是代工廠商的必然選擇。但組織學習增強代工廠商的議價能力，促使代工活動的重組；因此觀察代工廠商跨組織學習的成果，除了經驗曲線，活動重組也是重要的觀察變項。

本文主要目的在於對《純粹理性批判》B版〈先驗演繹〉的結構有一定的理解，並希望藉由這個理解能康德的哲學有進一步的掌握。 德國學者Dieter Henrich於1969所發表論文〈康德先驗演繹的證明結構〉中，對於《純粹理性批判》B版〈先驗演繹〉的論證結構提異於過往的詮釋。他以「論證重構」（argumentative reconstruction）的方式重新地闡釋了B版〈先驗演繹〉造成廣泛的迴響。 本文將順著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的理路尋找出他的問題意識。第一章將描述康德所處時代的知識論困境以及他為解決此一困境所做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哥白尼式的革命」也使得康德走向「先驗哲學」之路。 第二章首先說明康德「先驗演繹」任務。為達成「範疇作為主觀思維形式具有客觀有效性」這個任務，康德在A版〈先驗演繹〉由經驗出發，透過對「三重綜合」的分析，得出先驗統覺。再由感性構想力與先驗統覺的結合，使得對象呈顯於意識之中作為實在的表象進而完成「先驗演繹」的任務。B版則由對「聯結」的分析中向上尋找出「先驗統覺」從而推導出範疇。最後知性透過「構想力」使經驗成為可能。知性如同時間空間言形式一般，是為經驗得以可能的必要條件，因而達到先驗演繹的目的。然而，A、B兩版的〈先驗演繹〉如此的差異正導致了兩者孰為先孰為後的優越性爭議，即A、B兩版在論證結構以及對於康德哲學基本立場相適應的問題。 在A、B兩版〈先驗演繹〉的爭論中，Dieter Henrich提出對於B版〈先驗演繹〉著名的「一個證明兩個步驟」見解。他認為先驗演繹作為一個單一的論證。在20節康德論證了範疇對於一切「具有統一性的直觀」的有效性；26節所證明的是：「所有人類的感性直觀皆具有統一性」。範疇的效力達到一切人類所擁有的經驗性直觀。結合這兩個步驟，先驗演繹的完整結論：「範疇對於一切感性經驗的對象皆具有效性」，才能被達成。 透過Dieter Henrich「一個證明兩個步驟」的詮釋顯現出康德哲學「綜合統一」的特性，知性與感性作為意識活動的不可化約作為必要條件，意識活動得以被說明。如此避免了A版中先驗演繹視為某種意識理論的語意分析，或是由自我意識分析地衍生出來的成素，而保持知性與感性各自的獨立並綜合地統一於自我意識的統一性中。 最後，筆者認為將B版〈先驗演繹〉視為一個分為兩部分的單一論證是一個良好的詮釋模型，並於文末再提出另一個學者Henry E. Allison作為此種詮釋模型的另一個展示。

當代哲學家紀傑克以他對於政治與文化現象的拉岡式解讀而聞名，但他哲學中的核心母題是什麼？對紀傑克而言，哲學不是使人「安然棲身」的論述，而是跟陌生感與他異性更緊密相關。所以，在紀傑克的眼中，哲學家的工作，不在於提供具體的解決方案，而是在於「新問題的創造」，重塑爭論的框架本身。 　　這篇研究中，筆者使用「系統與他者」這組概念，來彰顯紀傑克的兩大核心母題，其一，便是在有限性的範圍之內主張的自由，其二，則是他對新穎與變化的追索。「他者」使得系統能夠不斷重新定向，並向根本的變化保持開放。 　　「脫節狀態」是紀傑克用以描述主體之基本自由的概念。主體活動不被自然或文化的任一方決定；於是，所有主體所作的系統整合，都是一種與他者建立暫態平衡的嘗試，而所有用以整合的意指活動，都是一種對於他異性的回應，一種安身立命的奠基姿態。 　　簡言之，所謂「象徵界與實在界的不協調性」，在紀傑克的術語中不是消極的意涵，而是積極的意涵：它使得意義建構得以開始，並且是人類自由的根源。透過「系統」與「他者」的互動，思想總是有能力重新定向，藉此維持其鮮活與彈性，而這正是紀傑克式主體在現今政治情境中所致力實現的。 / Contemporary philosopher Slavoj Žižek is well-known for his Lacanian reading o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henomena, but what is the central motif of his philosophy? For Žižek, philosophy is not some discourse to make people feel “being at home”, but rather something more related to foreignness and otherness. In Žižek’s eyes, What a philosopher really does is not providing substantial solutions, but rather “inventing new problems”, reshaping the framework of argumentation itself. 　　In this thesis, ”System and other” is the term I introduce to thematize two central motifs in Žižek’s philosophy: the first motif is his tireless assertion of freedom within the realm of finitude, and the second one is his relentless seeking for innovations and changes. “Other” is what enables the system to continuously re-orientate itself, and keep the system open to fundamental changes. 　　Žižek uses “Out-of-jointedness” to describe the fundamental freedom of the subject, neither nature nor culture can determine the subject. Every system organized by the subject is an attempt to create a transient balance with the other, and every totalizing signification is s a response to the otherness, the founding gesture of situating the subject itself into a meaningful context. 　　To sum up, Žižek does not use “Inconsistency between the Symbolic and the Real” as a negative term, but rather a positive term, it is the very starting point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and the ground for human freedom.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ystem and other”, the thought is always ready for re-orientation, therefore the thought is kept alive and flexible, and this is exactly what a Žižekian subject wants to accomplish in the present political situ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