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1970年代末期改革以來，經濟的高速成長引起了舉世矚目，而在中國同時進行的多種改革之中，中央政府財政權力的下放地方，被認為是貢獻於其驚人經濟成長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中央的財政權力下放真的能夠刺激經濟正向的成長嗎？若回顧過去研究單一國家、或是進行跨國分析的相關實證文獻，都無法在財政地方分權化與經濟成長間關係，產生一致的結論；有些實證文獻甚至指出，財政地方分權化對經濟成長產生了負面的影響。若單以中國為研究對象，過去的文獻也沒有一致的結論。 本篇文章之研究目的，即為探討中國的財政地方分權化效果究竟如何。我們將利用中國的省級追蹤資料（panel data）來進行分析，財政地方分權化對於其地區性經濟成長，究竟存在著什麼樣的貢獻。於本研究中，將回顧現有文獻中，關於財政地方分權化對經濟成長影響之相關理論與實證文獻，且特別著重在以中國為研究主體之相關文獻。此外，本文也將清楚地介紹與說明，近幾年來中國財政地方分權化與其地區性經濟成長間關係之現況，且特別著重在地區別之比較。最後，為了確保本研究實證結果之可信度，本文將建立兩種實證模型，並將財政地方分權化變數之平方項加入實證模型中，試圖探析中國的財政地方分權化，對於其地區性經濟成長之完整影響效果如何。這樣的作法可能可以解釋，為何過去文獻對於此一問題之結論的不一致，也可以進一步獲得，使中國地區性經濟成長達最適之財政地方分權程度。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ever since fiscal reform was embarked upon in 1994. This study uses provincial-level data to analyze whether or not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rovides a positive effect for economic growth. Both theoretical papers and empirical papers related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re reviewed, particularly those focusing on China. However,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role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this study establishes two empirical models with the square term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s an independent variable. So doing might explain why past papers have inconstant conclusions to this problem and provides some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本文計分五章十節，共二萬五千字。 轉撥計價制度存在的前提是企業需為高度分權的組織型態，而企業之所以高度分權又 以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 ）為基本理由。因此合理的移轉價格設計應 以資訊不對稱為前提假設。然而，資訊結構（information structure ）這項因素在 過去的論述中並不明顯，因所有的模式均以『完全資訊』（full information）為隱 含的環境假設，所以本文在確定資訊不對稱與組織分權化之關係後，接著就以經濟模 式法之轉撥計價制度為例，解除其完全資訊之假設，以說明：在資訊不對稱情況下， 原設計即無法達到最適之資源分配。是以需將資訊不對稱之現象直接納入考慮。結果 發現，當企業內維持壟斷市場之狀態時，獨占者會因資訊不足而予對方一些誘因，及 在價格上作讓步。

財政關係是中央與省級互動的核心，本論文以「委託—代理」模式觀察中央與省級的財政關係。首先，就相關文獻所存在的中央本位與省級本位進行分析，作者發現集權論與分權論的爭議，是個無解的討論；要尋找中央與省級長久的制度，制定政策者必須以合作思維代替對抗思維。 其次，本論文以代理理論大略說明，不同時期的中央與省級的財政互動情形。並呈現出了統收統支時期的完整代理，財政承包時期的失控代理，到分稅制後的代理關係縮小等不同內容。在這三種代理關係中，資訊不對稱與權威不對稱因素，相互消長又相互制約。 再其次，中央與省級的整體財政體質分析方面，分稅制造成了預算內、外完全相反的後果。預算內收支方面中央掌握過半的稅收，並以轉移支付的制度工具遂行集權，但稅收返還承諾則約束了中央；預算外收支方面則是省級財政的重要來源，由於省級財政受中央收回稅權的影響，而轉變為赤字型態，使得國家的總體財政赤字化。同時赤字的消除因而需要中央的稅收返還及發行公債，加上省級預算外資金的彌補。換言之，省級維持其支出格局以證明其存在，整體財政赤字與預算外資金於是居高不下。 另外，本論文以廣東省為個別的研究對象。發現分稅制不同於以往，是對資訊不對稱問題的根本變革，即設立國稅局以各自收各自稅，過去以來的委託—代理關係的範圍因而大為縮小，而有崩解的可能。 分稅制一如以往，雖然仍是中央的片面「再集權」決定，以藉此獲得過半的財政預算收入。但放權讓利以來，省級作為一個獨立行為主體的趨勢，已經不易撼動。中央必須認清這個事實，並使各自的稅權、事權與財權相適應，才會有一個穩定而長久的中央與省級關係。

我國中央層級分立政府成因之初探研究 摘 要 邇來，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分屬不同政黨所掌控的「分立政府」（divided government）似乎逐漸成為台灣地區縣市政府的常態。我國自2000年總統大選過後，中央層級政府亦首度呈現分立政府型態。鑑於分立政府之意涵及其對我國實際政治運作具有相當的重要性，本論文嘗試探討造成我國中央層級分立政府的成因。分立政府的形成主要源自選民的「分裂投票行為」（split-ticket voting），儘管諸多研究者試圖運用各種學說，加以解釋選民為何採取分裂投票行為，但迄今仍莫衷一是，無法對其成因提供周延的解釋。本論文嘗試回顧相關文獻著作，綜合各家觀點，為其整理出研究脈絡，以作為探討我國中央層級分立政府之基礎。本論文嘗試藉由「2001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民國九十年立法委員選舉全國大型民意調查研究」所釋出的資料，針對選民「分立政府」心理認知與投票行為進行分析。在影響因素方面，本文認為選民的制衡觀念、多重政黨認同、投票習性，以及憲政制度的規範等因素，可能是形成我國中央層級分立政府的重要變數。 關鍵詞：分立政府、分裂投票、投票穩定度、分權制衡、政黨認同

在電信獨占市場的時代，語音及訊務都架設在TDM (時間分割多工)的系統上，其客戶服務比新世代網路系統較為簡易。1997年，政府開放行動電話營運執照申請，在2008年第一季末，手機門號(包含2G+PHS+3G)幾乎與人口(2300萬戶)ㄧ樣多。2000年，政府開放固網執照申請，因為固網路鋪設到last-mile的速度緩慢及成本較高，「新進業者」(CLEC)比「既有經營者」(ILEC)較不具備競爭力，加上無killer application (殺手級應用)及差異性的客服，因此至今CLEC沒有爭取到太多的顧客，一直到Skype進入台灣，大家才看到電信語音市場另一塊新版圖。 近年來VoIP (Voice Over IP)技術進步，將通訊協定信號(SIP)與媒體語音訊務(RTP/RTCP)分開處理。因此，全世界各通信製造業者及服務商(SP)開始運用此技術在行動電話多媒體服務及IP多媒體子系統(IMS)的架構上。不僅如此，有很多網路用戶與互聯網企業也因為開始分享資訊，造成一些新興內容產業--(UGC用戶產生內容、SNS社會網絡服務) 的誕生。所以預料在新世代電信網路(NGN)新科技的環境之下，將會有不少新興產業如海星組織一般的誕生、滋長及蔓延，這對電信業者、服務供應商及用戶將會帶來更多維護及服務的衝擊。 因此本研究將參考現有電信客戶服務跟未來20年通信技術，建議如何使用混合式(集權/分權)的客戶服務來協助電信級固網業者及服務開發者去創造企業價值、突破現有困境、達到永續經營的目的，以因應未來電信自由化及新電信技術。 / In the monopoly era, the telecom network was implemented on TDM (Time Division Multiplexer) system, whose customer service of voice call is comparatively simpler and easier than NGN (Next Generation Network) system. In 1997, government opened the application of mobile network operation license. By end of 1Q of 2008, the subscriber count (includes 2G, PHS and 3G) of mobile network was almost as many as population (23 millions). In the year of 2000, government opened the application of fixed network operation license. Because of the slower speed and higher cost of last-mile network implementation, up to now, new Competitive Local Exchange Carriers (CLEC) were less competitive than Incumbent Local Exchange Carrier (ILEC). Plus, not having the killer-application and the differentiated customer services, CLECs did not have too many subscribers in these years. Until Skype was introduced to Taiwan, all of us, then, saw the other new territory of voice telecom market. These years, VoIP (Voice over IP) technology was improved to have communication protocol (SIP Session Initialization Protocol) and voice traffic (RTP/RTCP Real-time Transport Protocol/Real-time Transport Control Protocol) been handled separately; i.e., the development of voice application software and debug became easier. Thus, the world-wide telecom manufacturers and service providers started to use this technology on the architecture of mobile voice multimedia service and IP Multi-media Subsystem (IMS). Even amount of network users were sharing information with enterprises who owned inter-connection network, and created the new content businesses (UGC User Generated Content, SNS Social Network Services). Therefore, under the new technology environment of NGN, we foresee some new businesses will be created, then, growing and expanding like the starfish organization. For telecom operators, service providers and users, this will bring some more new impacts of maintenance and service. Therefore, this study will refer the existing telecom customer service and the telecom technologies may have in next coming 20 years to propose how to use the hybrid (centralized/de-centralized) customer service to help both carrier-grade fixed network operators and service developers to create business value, break through current dilemma to reach business continuity goal in response to the telecom liberalization and new telecom technologies.

海峽兩岸長期對立的關係有著急遽的變化，不但民間各項交流日益頻繁， 經貿關係更是熱絡，臺灣與大陸的貿易關係也日形擴大，國內學者對大陸 的研究亦成顯學，但大部分著重在政治、經濟、產業及稅務方面，較少探 討中共的財政管理體制及財政收支結構問題。但中共財政管理機構的體制 為何？其財政管理的基本理念為何？中央與地方預算體系如何分配經濟資 源，各項財政收入的來源及其演變情況為何？財政支出的結構及其成長為 何？以及未來將面臨那些問題？斯為本研究之動機。 本文之撰寫，擬 達成下列目的：一、藉由中共經濟改革理念的演變，了解中共財政職能的 調整。二、隨著經濟改革理念的變革，政府財政職能的調整，中共國家與 國營企業的利潤分配制度、中央與地方的財政分配制度作了何種調整？現 行制度又有那些問題？未來應如何改革。三、在瞭解中共國營企業利潤分 配、中央與地方財政分配制度後，再以統計資料分析、研究中共財政收入 的結構健全與否？是否如現代國家般以租稅做為財政收入主要來源？租稅 結構的發展是否與經濟發展相配合？中共利用這些財政收入又提供了那些 財貨？未來財政收支將面臨那些問題？經過研究、分析，發現目前中共的 財政管理體制及財政收支結構有幾點現象及問題，其內容詳見本文。

【研究目的】 管理理論從素樸的績效評估過渡到發展性的績效管理，反映了從集權控制轉向分權參與的趨勢，一方面更加著重於人力資源發展，對政府部門而言，目的尚在鞏固文官的中立能力。惟我國以績效管理為名進行考績制度的改革時，似乎仍執著於命令與控制手段的討論。準此，本研究首先檢討現行考績參與機制的良窳，再探詢公務人員對於考績制度民主化的認知，以此剖析制度轉變可能遭遇的困境，最後依據實務可行性重構參與式考績制度。 【研究問題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質化方法逐一針對研究問題分析之，分別為考績制度是否有體現民主價值的必要？考績委員會是否有助組織管理的民主化？公務人員是否認同考績制度體現民主價值？如何從民主行政角度設計參與式考績制度？本研究以次級資料及文獻分析法論證考績制度體現民主價值的必要性及考績委員會的制度起源；再從深度訪談法分析考績委員會是否發揮功能，以及公務人員對考績制度民主化的認知及接受度；最後綜合所有質性資料提出參與式考績制度的改革建議。 【研究發現】 本研究從理論與訪談論證考績制度的權力集中化將扼殺文官的專業能力，而考績委員會雖企求藉民主參與確保程序正義，卻仍將上下從屬的權力結構複製進獨立委員會，失卻水平制衡的功能。而以部分機關試行績效管理的經驗及深度訪談的假設性詢問發現，行政人員普遍無法接受考績制度開放民主參與，僅期盼獲悉考核原委，故仍將制度正義寄託在考核者身上。推其原因在於集體行動的邏輯、橫向組織力量的匱乏，以及家長式領導的文化，使組織民主遭到實用性價值的貶低。最後本研究在不侵犯管理權威的前提下，從資訊公開角度主張考核資訊透明化及考績委員會「實質參與」，作為考績制度改革的建議。

中國醫療衛生體系中政府擔任著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地方政府。從數據分析中我們發現地方政府的財政醫療衛生支出遠大於中央政府的財政醫療衛生支出，公共醫療衛生服務的主要提供者是地方政府。並且通過對比中國地方政府人均醫療衛生支出水準和醫療衛生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我們發現各省的政府醫療衛生支出水準有明顯差異，因此我們想瞭解是什麼因素造成了這些差異，這些因素的影響效果又如何。 通過考察中國醫療衛生體制的歷史沿革以及回顧之前的研究文獻，我們發現財政分權度、地方政府競爭度、地方政府自有財源、醫療衛生服務價格水準、經濟水準、人口結構、教育程度、城市化水準以及醫療衛生服務供給等是影響地方政府醫療衛生支出水準的重要因素。 本文沿用之前實證文獻的研究方法，使用傳統回歸模型、固定效應模型以及隨機效應模型分析中國大陸2004~2012年省級追蹤資料，並且對同一變數採用不同的指標以檢驗結論的穩健性，得到以下結果： 財政分權度、地方政府競爭度以及地方政府自有財源水平和地方政府醫療衛生支出水平具有正向影響關係，而財政分權、地方政府競爭以及地方政府自有財源的交互作用會造成地方政府醫療衛生支出水準的下降；醫療衛生服務價格水準的提高、地方經濟發展水準的提高以及老齡化程度的提高多會使地方政府的醫療衛生支出水準提高；而省際間的人口流動、居民的受教育水準以及城市化水準的變化對政府醫療衛生支出水準的影響關係不確定；醫療衛生服務的供給增加會降低地方政府醫療衛生支出水準。

近年來，世界各國在一片不景氣的烏雲壟罩下，中國仍然逆勢成長，在各項發展上皆有出眾的表現，而探討為何中國能有如此強勁的成長動力之箇中原因，多數文獻皆指向了財政地方分權所帶來的效果，然而財政地方分權除了刺激中國的經濟成長外，是否在其他層面亦有所影響，而其效果是正抑或是負。據此，本研究將範圍縮小至中國的地方小學教育發展。 中國現行的義務教育體制，主要是由地方政府負責管理和籌措教育資金，這意味著地方義務教育發展將取決於其經濟發展水平與財政收支狀況。因此在此情形之下，提供本研究探討中國的財政地方分權化對於其地方義務教育發展之效果為何的動機。本文首先將回顧相關的理論與實證文獻，藉此作為本研究實證結果的基礎；其次，本文也將介紹與說明，近年來中國財政地方分權與義務教育之現況；最後，本研究將綜合整理1994年財政改革後，利用中國省級的追蹤資料（panel data），建立一個二因子固定效果模型（two-way fixed-effect model），並加入財政地方分權變數之平方項，以期能從中釐清財政地方分權與地方小學義務教育之間所存在的關聯性為何。 /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s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successful institutional reform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However, some analyses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China show that the former did not improve the supply efficiency of the latter one. So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China’s regional compulsory education development after the fiscal reform was implemented in 1994. Both theoretical papers and empirical papers related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compulsory education are reviewed. Then this study uses the panel data for 31 provinces i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1997-2007 and the two-way fixed effects model with two different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dices. Furthermore,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precis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compulsory education, this study establishes two empirical models with the square term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s an independent variable. Finally, to reducing the mistakes occurred in positive models and enabling the study more rigorous, this study uses more methods to test the models and the result.

1966年文化大革命過後，隨著政策上的改革開放，中國一改過去計畫經濟的施政方針，建立社會主義下的市場經濟制度，造就中國近三十年來強勁的成長動力。因此，學者們嘗試解釋中國如此穩定，且快速的經濟成長的主要可能原因。其中，中國財政的地方分權化，被認為是刺激中國經濟成長的主要因素之一。而中國金融體制由計劃經濟改革至市場導向的轉型過程，亦與中央及地方之間的財政分權改革歷程息息相關。因此，本文試圖將財政分權與金融發展做連結，藉此探討財政分權除了刺激中國經濟成長外，對金融發展的影響。 觀察中國多年來經濟的穩健成長，財政的分權化著實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而在影響經濟成長的眾多因素中，金融發展亦被認為是說明一國經濟成長與資本累積的指標。本研究首先將回顧相關理論與文獻，作為本研究之實證基礎；其次，將簡介中國財政改革的歷程與金融體制發展的歷史演進，並說明中國財政地方分權與金融發展之現況；最後，本研究將整理中國財政改革後，1995年至2010年涵蓋31個省市之追蹤資料（panel data），建立一個二因子固定效果模型（two-way fixed-effect model），並導入財政地方分權變數之平方項，試圖探討中國地方財政分權對於各省市金融發展之影響效果之全貌，並提供具體的政策及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