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在說明中共政權建立後，如何通過國家機器和其他動員力量，配合 政治經濟等手段，使中國大陸原有成千上萬私營工商業向社會主義公有制 過渡的過程。論文共分七章，第一章說明研究動機、目的、方法、限制及 資料來源。第二章探討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理論基礎， 主要是馬克思、恩格斯的贖買理論，和列寧、中共所採行的國家資本主義 。第三、四、五章研究對私營工商業改造的三個步驟：利用、限制、改造 。每個階段各有基本前提和具體措施，論文詳細說明中共採取哪些利用和 限制的方法，以達到完成改造的目的。第六章探討幾個問題，諸如改造的 歷史評價？改造進度何以大幅度加快？改造得以順利完成的原因？改造過 程的瑕疵與？第七章結論，首先分析消滅私營工商業對中國大陸經濟、社 會、政治各方面帶來哪些影響。其次，作者藉改造的歷史經驗，並針對「 中」港兩岸之間的互動，提供臺灣在未來應有的幾點思考。

上世紀80年代中國產生了許多的變化，在經濟上採取較為開放的態度。汽車產業也在這樣的趨勢下與國外的跨國汽車企業合作，發展自己的汽車製造工業，至今中國已經成為最大的汽車製造國。為了發展汽車產業，中國透過國有企業與跨國企業合作成立許多合資公司，本文所取用的東風汽車集團與廣汽集團旗下都存在許多這樣的子公司。國家透過國有企業作為帶動產業發展的火車頭，但國有企業複雜的所有權問題牽涉中央與地方關係的運作，影響著汽車產業的發展。運用國有企業作為中介制度的同時，中央與地方關係也同時在運作，在長時間的發展下因國企所有權差異而產生的不同發展模型也逐漸變化，最終中國的汽車發展模式趨於類似。在這過程中，國家的影響實際上分做中央與地方同時進行，短期而言似乎看不到到中央的影響力，但就長期而言中央確實引導了中國汽車產業並助其發展。在理論方面，筆者以為中國汽車產業的成長長久以都是在國家資本主義的途徑上進行的，而非是發展型國家或管理型國家的模式。因為中國雖然引進市場經濟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但是實際上不管是中央還是地方的手都不曾離開過這個領域，即便是現在中國最主要的汽車生產與銷售仍舊以國有企業為主。 / China had has series transitions since 1980s years, and it had adopted open attitude at economical work. In this trend, state owner enterprises cooperated (SOEs) with foreign cross-national enterprises (CNEs) to develop self’s automotive industry. Now, China had become biggest country of automotive produce. For developing automotive industry, it established many companies by Chinese SOEs and foreign CNEs, for example Dongfeng motor group, Guangzhou automobile group. SOE like locomotive that it brings development, but it has problem of property that affect working of central-local relationship. While state utilizes SOE to be intermediary institution, central and local is continually interaction. In long time, ownership led to differently developmental model that was changed that trend to similar model. In fact, national affection is divide two parts: central and local. In short term, we difficultly observe central affection but, in long term, central affection is remake. In theoretically, I argue that Chinese automotiv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below to approach of state capitalism and it is not developmental state and regulatory state. China had work market economy but government, central and local, still intervenes domestic market, instead of major firm of Chinese produce and selling is SOEs.

本論文以「中國大陸網路政治管控產業化模式」（以下簡稱「網路政治管控產業化模式」）為主要研究對象，探討其形成背景、演變過程、意涵與挑戰等相關問題。 所謂的網路政治管控產業化模式，其基本特徵是將網路的政治管控機制與網路產業的發展相互連接。這是從中國大陸政治經濟脈絡與網路科技互動下的觀察，也是從「中國大陸網路訊息如何被生產與傳送？」角度逐步推演而得來的問題意識。本文的思考脈絡，源自於對學術界既有研究的反省，同時也受到網路管制相關理論的指引。 伴隨中國大陸上網人數不斷地增加，中共能否有效地對網路進行政治管控？以及網路科技對中國大陸產生何種政治影響？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但學術界目前的研究成果出現兩種限制：第一是研究的化約主義，僅從政治或經濟等單一因素進行分析，切割中共進行網路政治管控所可能涉及的複雜原因與過程，也導致既有研究文獻對於中共如何進行管控以及管控成效的解釋有所欠缺。第二、西方中心主義的研究取向。許多研究者不自覺以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發展網路科技的經驗為基礎，形成以西方為取向而對非西方世界社會的歷史發展展開詮釋，基本上忽略了網路科技在不同政經背景中，產生不同的發展與應用的可能性。基此，本論文將建立於「中國中心論」的基礎上，強調應將中共對網路進行政治控制相關問題置於網路科技與中國大陸政經脈絡之間的互動來思考。 就本文受網路管制相關理論的指引而言。相關理論顯示，有關網路管制基礎與原因，應從網路科技與政治、經濟權力的互動過程來觀察；網路管制的方式，若從網路傳輸的架構管制以及市場壟斷進行管制，兼具事前與低成本。基此，本論文將從「網路科技與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動態的互動如何影響與制約中共網路政治管制」，以及「中國大陸網路訊息如何被生產與傳送？」的角度，來分析中共網路政治管控的相關議題。 具體來說，本論文將藉由探討網路政治管控產業化模式的形成、演變及其意涵等相關問題，呈現中國大陸有關網路科技、政治權力、經濟利益三者之間動態的互動關係。並探討其意涵及面臨之挑戰。 本文觀點認為，中國大陸網路政治管控產業化模式的形成與演變過程源自中共官方、網路企業與網路科技三者間動態的互動過程。網路科技特性及其產業化發展，對中國大陸既有政治控制與產業結構產生衝擊，形成某一程度的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重分配。中共對網路管制的幅度及其方式及深受此重分配過程的制約與影響。中共考量經濟展與政治穩定，對網路科技採取發展與控制並重策略，並將網路的政治管控機制與網路產業的發展相互連接。 中共藉由建立網路硬體的層級化管制架構，以及網路軟體的內容的源頭管制。也就是從網路訊息的生產與傳送過程中，傳播其設定的安全網路訊息，形塑組織化的網路虛擬空間，兼具事前且低成本的管制效果。 中國大陸國有電信與傳媒企業藉由執行中共網路政治管控的過程，將之轉換成市場競爭的政治優勢，以因應網路科技產業化發展及入世開放壓力。使得中國大陸網路政治管控產業化模式的運作與發展過程，隱含以政治權力換取經濟利益的行為。 網路政治管控產業化模式使中國大陸網路虛擬空間出現再組織化現象，利於中共掌握常態性網路運作的政治影響。其主要挑戰有二：一、是網路科技與突發性政治社會衝突的結合；二、是日益擴大數位差距與網路內容商業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