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討論王維詩與佛教的關係，可分兩條路線進行：一就王維本身與佛門接觸的情 形，探討王維的佛教思想及因而產生的影響，一就歷代詩史中王維地位升降的問題， 探討王維的悟禪與能詩間的關係，以及取得詩佛地位的過程，其要點可歸結於「詩的 純粹性」一義上，再由此義以探討王維詩風之特色。 首章論王維的生平傳略，次章為王維集之版本考，三章論王維之佛教思想，四章論王 維在中國詩史中的地位，五章論王維詩作之特色，最後則以結語扼要綜述本文之主要 觀點。

十九世紀時達到最高度發展之資本主義、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系近代市民法之基石 ，極為崇尚個人人格及其尊嚴，認為個人意思具有絕大之權威，私人相互間生活關係 之形成係依據對私人人格及其尊嚴之尊重所導出之私法自治原則。並強調每一個個人 在社會上、經濟上及政治上均係自由且平等之社會單位，每個人均應且能照料自己之 福祉，並在追求自利之同時，亦無形地達成整個社會之和諧與繁榮。唯上述只係理論 上之假設，在社會生活現實中，各人之社會、經濟地位有強弱之分，且由于契約自由 極易與所有權、金錢債權相結合，有產者以其絕對之所有權為後盾，在實際上更鞏固 強者之地位，使和理論上之契約自由變成只是強者之專制自由、弱者之專制服從。針 對此一近代市民法之弊病，唯有重建真正的實質上之契約自由，亦即藉當事人間對抗 力量之建立，保障維護當事人間之對等地位，祇有如此方能真正達成自由且平等之社 會。 第一章導論性之探討係著重于近代私法之制定歷史及其社會模式之變遷，並肯定當事 人地位對等原則係將來立法上所必然之趨勢。 第二章建立契約當事人對抗平等之必要，係分別由經濟、政治背景及私法上之相應的 革新三方面來探討當事人對抗力量建立之必要怪並肯定當事人地位對等原則係法律政 策不可或缺之必要手段。 第三─五章等章係分別就勞工法、經濟法及消費者保護法三者討論此一原則之貫澈的 問題。 第六章結論係綜合上述各章之論述，就此一原則之所據的政策目的作一簡要之結論。

第一章結論，敘述本研究之動機、目的與本研究中重要名詞之詮釋。第二章文獻探討 ，分別從學前教育與學業成就，及家庭社經地位與學業成就二方面，探討過去學者的 研 究結果，藉以瞭解過去研究的方向，並據以提出本研究之假設。第三章研究設計，包 括研究問題與假設、研究樣本、研究工具、實施程序、資料處理五節。第四章研究結 果，將本研究資料之變異數分析及多元階梯回歸分析結果，加以說明，用以驗證本研 究之假設。第五章為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學齡兒童之家庭社經地位高低，以及其是否會接受學前教育，對 其學業成就之影響。研究結果供作我國學前教育發展、改進之參考，以期教育機會均 等理想之實現。

近年來，由於工商業繁榮、社會結構改變，少年犯罪問題因此層出窮，且日趨嚴重。 對社會安全、國家前途的影響甚鉅。為析有效預防少年犯罪事件之發生，有必要對構 成少年犯罪的各方面因素深知加研究。 本研究以犯罪少年及一般少年為自變項。以性別 (男性化、女性化、兩性化、未分化 )及社經地位(家長職業聲望、家長教育程度、家庭經濟地位) 為依變項。以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統計方法探討其間差異。 主要內容在於探討下列問題： 一、犯罪少年與一般省年在性別角色上的差異。 二、犯罪少年與一般少年在男性正性特質、男性負性特質、女性正性特質、女性負性 特質上的差異。 三、不同犯罪類型(暴力性、財產性、吸食藥物)受試在性別角色上的差異。 四、犯罪少年與一般少年社經地位差異。( 分家長職業聲望、家長教育程度、家庭社 經地位三方面探討)。 本研究計分五章，首章為結論，說明本研究之動機與目的，研究假設及操作型定義， 次章為對本研究有關文獻之探討。第三章為研究方法，說明本研究之樣本、研究工具 及實施程序。第四章為研究結果及討論。第五章為結論及建議。

第一章結論，分成三節，主旨在於說明本論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且提出與本研究有 關之問題與假設，於對本研究所使用之名詞予以界定。 第二章文獻探討，分兩方面加以研析，一、探討中外有關教師期望與兒童學業成就相 關之研究，二、探討中西諸多文獻，藉此明析家庭社經地位與兒童學業成就之關係。 第三章研究設計與實施，包括樣本描述、工具運用、實施程序和資料處理。 第四章研究結果與討論，於本研究之結果伽以闡析，並佐以圖表說明，並藉此驗證著 者所提之問題與設，同時予以討論與評估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綜論本研究之優劣得失，並提出建議，以為後人研究之參考。

本研究之目的旨在探討幼兒就學準備度的相關因素，從幼兒園組織特徵、家庭社經地位、家長參與程度與幼兒園品質等方面來進行幼兒就學準備度之比較。依台北縣都會區與宜蘭縣鄉鎮區小學校數比例隨機抽樣，第一階段先請小一家長填答「幼兒就學準備度相關因素之研究問卷」，取得有效樣本565份後再追溯其過去就讀的幼兒園，請園所長填答「幼兒園品質問卷」，園所有效樣本為89份。資料處理與分析，以SPSS統計軟體進行描述性統計、Pearson相關、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和多元階層迴歸分析。幼兒就學準備度的替代指標包括教師評定的成績等第與家長評定之學習能力、情緒與社會、健康與身體、語文能力、數學能力五領域。研究結論如下：一、公私立幼兒園幼兒就學準備度有顯著差異；二、城鄉的幼兒就學準備度有顯著差異；三、家庭社經地位與幼兒就學準備度有正相關；四、家長參與和幼兒就學準備度有正相關；五、幼兒園品質與幼兒就學準備度有正相關；六、幼兒時期家長參與對幼兒就學準備度具顯著預測力。 　　此外，在其他研究發現方面包括了：一、都會區幼兒就讀私立園所者居多，鄉鎮區則是就讀公立者居多；二、半數以上的幼兒有參與才藝，參與的才藝類型以英文居多；三、公私立幼兒園幼兒的家庭社經地位有顯著差異；四、教師評定幼兒就學準備度現況以「優等」最多；家長評定之現況則接近良好；五、教師評定與家長評定的幼兒就學準備度之間有中度正相關；六、幼兒時期與小學時期家長參與現況均接近良好；七、幼兒時期與小學時期的家長參與程度有高度正相關；八、小學時期的家長參與和幼兒就學準備度有顯著正相關；九、公私立幼兒園的家長參與有顯著差異，從幼兒時期到小學時期皆是就讀私立幼兒園者的家長參與程度較高；十、幼兒園品質現況接近良好；十一、公私立幼兒園品質無顯著差異；都會區的幼兒園品質較佳。 　　本研究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供教育工作者、幼兒父母及未來欲從事相同主題之研究者參考。

本研究運用多元資料，自不同面向揭露臺灣原住民的遷徙樣貌，並連結遷徙與原住民個人社會地位取得的關連。藉遷徙多層次社會鑲嵌的特質，以解開原住民頻繁遷徙但並未對等呈現向上社會流動的弔詭。本研究同時檢視原住民族於臺灣大社會的位置，包含其空間分布、流動趨勢及其社會經濟地位。研究主要發現如下：（1）歷經卅年的遷移，原住民族大量移徙西半部，並集中在三大都會區，不同遷徙類型在各區域形成流動體系，以北部體系及東部體系擁有較大的遷徙流量；（2）原住民族較一般民眾更易集中在中低度現代化區域，主要係往都會區周邊移動，臺北縣與桃園縣對初級與連續遷徙有極大的拉力；（3）原住民族與一般民眾的遷徙模式相近，遷徙主要是朝鄰近區域與核心縣市移動，但原住民族重複遷徙行為較為獨特，連續遷徙與回流遷徙呈相反的流動；（4）自遷徙決策模型可發現，遷徙受多重因素影響，除工作要素外，家庭居住安排、生命階段的居住區位、區域性資本、社會網絡與遷徙成本及預算皆會影響其遷徙決策；長遠而言，遷徙有助於個人取得教育資源、提升社經地位，無力遷徙者與遷徙者間貧富差距逐漸拉大；（5）與理論預期相反，初級與回流遷徙對個人地位取得具正面效益，連續遷徙則為負向作用，此與原住民族社會網絡有限鑲嵌及累積資本困難所致；（6）隨著人口移動，原居地與移入地社群重組，原居地經歷了人口老化、祖孫家庭增加、傳統部落秩序瓦解，移入地蓬勃的制度化社群組織、族群聚落、同鄉會與協進會扮演都市原住民與原鄉的橋樑，遷徙所生成的脈絡亦將影響後續移動者的社會處境。奠基以上研究發現，提出政策建議與未來研究方向。 / Mainly based on a variety of data, this research aims to study several aspects of migration of Taiwan aborigines and to explore the association and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igration and the advance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This study is originally inspired from an observed paradox that, according to the theoretical expectation and a body of existing empirical evidences, it has long been confirmed that migration is an effective means of promoting individual social mobility and lifetime wellbeing; nevertheless, the fact that the Taiwan aborigines are associated with lower socioeconomic status does not fit the fact of Taiwan aborigines being more mobile than the ordinary people. The purposes of this dissertation are (1) to characterize migration types and pattern of Taiwan aborigines, including spatial pattern, migration and mobility tendency and likelihood, and their social economic status, (2) to distinguish determinants of aborigine migration, and (3) to examine the outcome of migration whether it helps or stumbles the advance of aborigine’s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mobility.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voluminous aborigines migrated to the western urbanized area, with the three major metropolitan areas of Taiwan as the major destination for aborigine migrants; it also forms migratory system in each area, with northern Taiwan and eastern Taiwan gaining the most number of migrants; (2) Although metropolitan areas serve as major destination for aborigine migrant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y tend to concentrate more on the periphery than on the core area. Both counties of Taipei and Taoyuan are very attractive for primary and onward migrants; (3) the migration pattern of ordinary people is similar to that of aborigines. People usually tend to move to neighborhood and the core city. In addition, repeat migration is much more noteworthy than its primary counterpart, and onward migration is totally opposite to return migration; (4) The model of aboriginal migration indicates that migration is affected by various factors. The most salient ones include work status, living arrangement, attributes of residential location, location-specific capital, ethnic network, and availability of migration budget. Because migration help acquire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improve one’s socioeconomic status, the gap between migrants and people who are not capable of making migration will become exaggerated; (5) in opposition to theoretical expectation, primary and return migrations exhibi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individual socioeconomic status, whereas onward migration should have negative effect. This finding is not counter to various schools of migration theory, rather, it reflects a result of limited embedded inter- and intra-ethnic network and barriers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6) migration affects both communities of origin and destination. Aging population, increasing grandparent-grandchild family, collapsing tribal authority become prevalent in original community; on the other hand, flourishing ethnic enclaves,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connect urban and hometown in destination community. The context which migration results from is changed by migration itself and further affects the situation of subsequent migrants. According to empirical findings, the dissertation further suggests corresponding policy implications and propose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在現今二十一世紀的知識經濟時代，組織或個人尋求知識或資訊的來源，並將知識傳遞與分享給成員的能力，已成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與知識管理的成功關鍵。雖然以往已有許多學者對知識工作者的知識分享動機提出研究，但是有關組織成員對知識分享的看法究竟如何？其資訊來源是誰？組織中誰較樂意與他人分享資訊與知識經驗？而個人的知識網路地位對其未來發展潛力有無影響？等問題卻欠缺進一步的探討。 本研究針對本國三家金融機構營業部門員工進行研究，共調查112員工，資料經因素分析、相關分析及複回歸分析後，主要研究結果如下： 1.員工知識分享態度是由「知識分享的正面價值」與「知識分享的負面價值」兩個構面組成。 2.員工的職位、年資、年齡、婚姻狀況與其對「知識分享的正面價值」之認定呈顯著正相關。上述各項僅有年資與「知識分享的負面價值」之認定呈顯著負向關係，其餘各項雖具負向關係，但不顯著。 3.在同時考量個人特性各個變項之影響時，則僅有婚姻狀況對「知識分享的正面價值」之認定有獨特的影響力。 員工知識分享網路地位若以「被諮詢網路中樞性」以及「樂於分享網路中樞性」來代表，則： 1.員工在「知識分享的正面價值」之認定與其「被諮詢網路中樞性」有正向關係。 2.員工在「知識分享的正面價值」之認定與其「樂於分享網路中樞性」有正向關係。 3.員工在「知識分享的負面價值」之認定雖與其「被諮詢網路中樞性」及「樂於分享網路中樞性」呈負向相關，但並不顯著。 4.但在同時考量個人特性之影響後，員工的知識分享態度對其知識分享網路地位並無獨特之影響力。 1.員工的職位、年資、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與其「被諮詢網路中樞性」呈正向關係。 2.員工的職位、年資、年齡、婚姻狀況與其「樂於分享網路中樞性」呈正向關係；至於教育程度雖與其有正相關但並不顯著。 3.在個人特性中，職位與公司年資都對「被諮詢網路中樞性」有獨特的影響力，而僅有職位對「樂於分享網路中樞性」有獨特的影響力。 1.在個人特性的各項變項中，員工的職位與其未來的發展潛力有顯著正向相關。 2.在知識分享的態度上，員工對「知識分享的正面價值」之認定對其未來發展潛力有明顯正向關係。 3.在知識分享網路地位上，員工的「被諮詢網路中樞性」以及「樂於分享網路中樞性」皆與未來發展潛力呈明顯正向關係。 4.若僅考量員工個人特性以及其知識分享態度，而未考慮員工知識分享網路地位時，員工的「職位」以及對「知識分享的正面價值」之認定對其未來發展潛力有獨特之影響力。 5.但若同時考量員工個人特性、知識分享態度以及其在知識分享網路中的地位，則僅有員工的知識分享網路地位（即員工的「被諮詢網路中樞性」與「樂於分享網路中樞性」）對其未來發展潛力有獨特之影響力。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基於Blau和Duncan的社會地位取得模型，來探討原住民教育與職業的關係，除了原住民父親教育、父親職業、教育程度、初職和目前職業成就等五個獎項外，尚加上社會歧視、工作動機和工作認知等三個變項。 　　本研究的資料是來自謝高橋（民82）所做的「台灣地區山胞就業與失業問題之調查研究」，依本研究的主要幾項從此項調查中摘取相關資料作為分析基礎。研究中所使用的統計方法包括聯列表，單因子變異量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和多元迴歸分析等。 　　本研究主要的研究結果如下： 　　一、原住民家庭背景、社會歧視、工作動機，工作認知、教育程度及職業成就的分佈情形 　　　（一）原住民的家庭出身以其父親的教有和職業為指標。可以看出隨著教育的普及，其父親的教有程度較雖較前略有提升，不識字的人數大幅減少．但大部分集中在國小階段；其父親的職業多半以從事農、漁業為主，但人數隨著時間漸漸減少，而體力工及非技術工卻呈現U字形的增加。 　　　（二）原住民所感受的社會歧視，並沒有隨著時間而減少。 　　　（三）工作動機已漸漸由家庭需要轉為為求自己發展。 　　　（四）工作認知逐漸降低，不易掌握市場就業資訊。 　　　（五）原住民的教育程度略有提昇，但仍集中在低學歷階段。 　　　（六）原住民所從事的工作多半位居整個台灣職業結構的下層，職業成就偏低。 　　二、將教育程度、初職及目前職業轉換成等距尺度，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原住民的教育程度、初職聲望及目前職業聲望有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提升的趨勢，但是從平均數來看，在年輕一輩的原住民中（15-30歲間），教育平均程度為2.43，根據本研究的編碼方式，差不多相當於國中階段；初職平均聲望為32.06，差不多相當於受雇買賣人員；目前職業平均聲望為33.64，差不多相當於技藝及有關工作人員。由此可知，原住民教育程度，初職聲望及目前職業聲望雖較前提高，但是也是集中在低學歷、工業生產有關工作上。 　　三、原住民在教有取得的過程中，以父親教有的影響最大，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有下降的趨勢。 　　四、原住民在取得初職地位的過程中，以教有程度的影響最大，但隨著杜會經濟的發展，而有下降的趨勢。 　　五、原住民在取得目前職業成就的過程中，以初職地位的影響最大，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有下降的趨勢。 　　六、原住民接受高中以上教育，較能提高職業聲望，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有下降的趨勢。 　　本研究根據上述研究結果加以討論，並提供若干建議以供政府有關單位及後續研究之參考。

中國自2001年加入WTO並開放境內市場後，外資便開始以併購方式迅速進入中國市場，造成中國諸多產業遭外資壟斷，使中國於2007年8月30日迫切通過前後立法超過二十年的《反壟斷法》，並於2008年8月1日開始實施以規範外資併購行為。中國《反壟斷法》係管理市場秩序的主要法律亦被稱作「經濟憲法」，惟相較於世界先進國家已有悠久歷史，相關法規範已發展成熟，檢視該法的規範與實際操作上卻仍可發現諸多問題。 　　本文擬從外國競爭經濟法理論出發，剖析中國《反壟斷法》的立法基礎，並先探究該法之立法過程、規範範圍、執法機構分散與行政壟斷問題，再申論外資併購中國境內企業涉及反壟斷申報審查制度，最後進入本文核心議題即國家安全與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輔以詳細數據與實際案例探討，翼望得以作為外資併購中國企業之參考依據。 / Since 2001 China has became one of the members of WTO, foreign investors used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s business strategy to dominate position in some specific markets in China, which caused China government adopted the first “Antimonopoly Law” on August 30, 2007 and it went into effect on August 1, 2008. China’s antimonopoly law also called“Economic Constitution”aims to establish the new economic order; however, compared with the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which has developed a great legal system, its substance has aroused suspicion and criticism. This paper seeks to provide an assessment for China’s “Antimonopoly Law”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soul of antitrust theory to discuss the structure of China’s “Antimonopoly Law” including the drafting stage, application of the law, lack of substantive enforcement authority and the issue of administrative monopoly. Then, this paper aim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provisions of thresholds for concentration of foreign investors. After the basic discussion the issue above, this paper tries to discuss the core issue –national security and abuses of dominant market position—by providing statistics and analyzing real cases to draft conclusion for the foreign investors to follow when seeking to undertake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