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專家系統的應用日益廣泛，包括在審計查核過程上，已有不少文章對於專家系統輔助審計決策進行探討，並建構專家系統的雛型。但對於使用專家系統解決問題的成效如何，卻較少被討論。鑑於專家系統對於未來審計工作可能產生重大影響，故本研究以存貨損失之重要性判斷為例子，發展出一套專家系統雛型，並以其進行實驗研究，俾探討該系統之有用性，及其是否具有經驗移轉效果。 本研究於建構專家系統時，領域專家對於相同的領域問題的意見有差異時，係透過討論達成共識。若透過討論亦不能達成共識時，則以多數人的意見作為建構系統之依據。 本研究的實證部份則是以實驗設計的方式進行，將受試者分為實驗組與對照組兩組（各20人），以是否使用專家系統的決策結果來測試專家系統的有用性，並以使用過專家系統的決策結果來驗證專家系統的經驗移轉效果。本研究採用t檢定與變異數分析等統計方法，經實證分析，所獲得的結論彙整如下： 一、使用專家系統可使受試者的結論更為一致，而且受試者大都願意接受系統的建議。除了較易判斷的個案以外，是否使用專家系統之決策結果存在顯著差異，顯示專家系統的有用性獲得肯定，受試者可透過專家系統提昇其決策之品質。 二、使用過專家系統的受試者可能因為學習時間太短，無法產生明顯的學習效果，而使得在其不使用專家系統之決策結論並無顯著改進。換言之，本實驗中之經驗移轉效果並不顯著。

教育行政學興起於十九世紀末。本世紀初教育行政學處於規範時期，其理論與實踐皆以其他領域（管理學、行政學）之常識做為基礎。二次世界大戰後，以邏輯實證論為理念基礎的理論運動(theory movement)如火如荼地展開，其目的在建立系統性與普遍性的原理原則，並將行政中之主觀成分（價值、倫理）排除。1970年代開始，科學哲學中之後實證論觀點波及教育行政研究，使得其原有的方法論格局產生了極大的變化。尤其是Greenfield、Bates、Hodgkinson等人所提出的批判性觀點，使整個教育行政領域開始對行政科學化的方法論進行大幅度反省與修正，也造成教育行政方法論由原來的單一典範時期轉入多元典範時期。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對教育行政方法論之典範變遷之歷史發展進行檢視，以進一步瞭解一些大型典範（包括實證論、後實證論、與後現代主義等）對教育行政理論發展影響之實際情形，並從各典範間之對話與爭辯中對當前教育行政研究發展上的問題加以論述與分析。研究過程採用了文獻分析法、歷史研究法與批判性觀點來達成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主要發現有以下幾點： 一、實證典範至今仍然是教育行政研究最具影響力、最為普遍被使用的研究典範，多元典範的觀念尚有待進一步的推動與落實； 二、雖然大部分學者抨擊邏輯實證論的科學化主張，但大致上同意其對教育行政理論發展有一定之貢獻； 三、教育行政方法論的爭辯中，學者們偏向同意典範的多元並存而非相互替代； 四、對於後現代主義方法論，教育行政學者多採取了保留的態度； 五、教育行政研究範圍愈趨複雜而多元，研究方法則逐漸傾向於使用質化方法； 六、教育行政學術發展有賴於專業團體的積極推動； 七、過去的研究由於過份強調客觀性，忽視倫理與價值的研究面向； 八、過去的教育行政理論忽略了技藝層面、以及理論與實務的結合； 依以上之研究發現，本文提出以下建議做為台灣地區未來教育行政研究發展的參考： 一、在方法論發展方面，研究者應多瞭解最新的方法論發展趨勢並相互接納不同觀點； 二、在研究方法使用方面，應尊重不同方法的使用，避免再陷入一元主義的巢臼； 三、在教育行政學術發展方面，應積極推動與發揮學術性組織的功能； 四、關於理論發展的傳播方面，應定期舉辦關於教育行政學術的座談會，並落實學術刊物的定期發行； 五、在研究資料與事務的整合上，應成立具全國性質的教育研究專責研究單位； 六、在研究取向方面，應重視倫理、價值、與技藝層面的研究； 七、在研究態度方面，應放棄彼此成見，注重國內外學術的交流； 八、關於未來研究方面，研究者也提供了五點看法作為未來研究的參考。 /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had just begun to emerge as a recognizable discipline and was therefore in a sort of "prescriptive era." After World War II, the theory movement which was based on the foundation of Logic Positivism started with great swiftness. The movement aimed to establish general and systematic rule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practices, while excluding the subjective elements (values and ethics)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In 1970,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shifts to the postpositivism era and begins to rapidly influence the research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thus greatly altering the original methodology. Greenfield, Bates, and Hodgkinson, the key scholars of this movement, criticize the scientific view, and hence influence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methodology away from the dominant positivistic era and into the multi-paradigm era.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paradigm shifts in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methodology, and to explain how the paradigms (including positivism, postpositivism, and postmodernism) have influenced the theory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Using the paradigm debates as a main source, this study will reveal the problematic issue of theory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then analyze the problematic issue of contemporarily studies in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The methods of this study consist primarily of documentary analysis, historical approach, as well as critical analysis. The major findings of this study include: 1. Logic Positivism is still the most influential paradigm in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the multi-paradigmatic view needs further enforcement. 2. Most scholars confirm that the scientific view in fact does contribute to the theory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3. In contemporary paradigm debates, most scholars prefer theoretical pluralism to theory replacement. 4. Postmodernism is still an underdeveloped concept in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5. The range of research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has become more complicated, therefore leading to the growing popularity of the qualitative method. 6. The improvement of studies in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is dependent on the professional committee's push. 7. The unavoidable dimensions of "values" and "ethics" have erroneously been neglected in previous research. 8. The "craft" dimension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the thought of the inability to link together theory and practice, have been widely neglected in previous research. Based upon the previous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several recommendations for improving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in Taiwan are made: 1. Latest methodological tendency should be known and different paradigms should be mutually adopted. 2. Different research methods should be respected, thus avoiding falling into the single methodology trap again. 3.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should come into effect and enforce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4. There is a need for academic conferences to be held periodically, as well as the publication of periodicals in order to broadcast the newest theory development. 5. National Colleg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should be set up for data synthesi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levant research affairs. 6. Dimensions of "ethics", "values", and "craft" should be emphasized on. 7. National or international academic interaction should be encouraged and the biases of different groups should be eliminated. 8. Four recommendations are made for further research.

第一章 緒論：技術進步對於一個經濟社會之發展，有著重大之關係；唯一般對於 技術進步之測定，都是當做「殘差」項來處理；本文試圖探討在這「殘差」項中所 含的幾個重要因素，諸如規模報酬，因素替代彈性，中性技術變動及偏向技術進步 等對於產出之貢獻。 第二章 技術進步之理論： 第一節 有關技術進步之定義及其理論之介紹。 第二節 技術進步之分類。 第三節 結語。 第三章 技術進步之測定方法： 第一節 指數法。 第二節 生產函數法。 第三節 結語。 第四章 台灣之實證分析： 第一節 資料之來源及限制。 第二節 實證結果。 第三節 結語。 第五章 結論。 #2810352 #2810352

過去數十年來，當社會福利的觀念盛行於歐美各國時，台灣仍處在經濟起飛的階段，為了致力於經濟繁榮而忽略了人民的福祉。近幾年來，台灣的經濟發展已經到達一個穩定的階段，人民在滿足了基本生活需求後，也開始重視自身的福利；促使政府轉而將政策目標集中在社會福利制度的推行。在國外實行了社會福利數十年的今天，累積了許多寶貴的經驗提供台灣在政策制訂上的一個參考，社會福利制度的效益廣及全國大眾，影響層面既深且巨，我國政府在社會福利的推動上面，不可不仔細評估。 政府為了鼓勵人們從事慈善捐贈行為，利用所得稅的扣抵方式使得人民的捐贈價格降低，如此一來，捐贈價格的降低將會提高人們捐贈的誘因。在國外，許多的學者利用所得稅資料庫和家庭收支調查資料庫，針對人們的慈善捐贈動機估計其價格彈性和替代彈性，以驗證政府制訂所得扣抵以提高捐贈誘因的政策有效性；實證結果大多同意所得稅抵減的政策有效性。在台灣，政府的所得稅抵減政策適用對象除了從事慈善捐贈，尚且包括政黨捐贈、私立學校捐贈等各種非慈善捐贈，其政策目的各有不同。因為資料特性的緣故，本文僅利用台灣地區的個人所得稅資料對於台灣地區的慈善捐贈進行價格彈性和所得彈性的估計；並同時對於捐贈的各種誘因進行實證上的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慈善捐贈價格彈性為-4.0768，相對於國外而言，捐贈價格的變動對於個人的捐贈金額似乎有更大的影響力。當捐贈價格越低，則對於慈善捐贈的誘因確實有提高的效果；是以如果政府致力於社會福利規模的增加，為了能使慈善團體不至於因為經費不足而面臨縮減規模或是關閉的命運，在不增加政府的負擔的情況下，可以租稅減免做為鼓勵的手段以達到鼓勵捐贈的政策目的。 在所得分層估計的實證結果方面，所得介於175,000∼400,000的階層的所得彈性估計值不顯著，其餘的所得階層的所得彈性估計值均為顯著且正向關係，且所得彈性隨著可支配所得越高而隨之提高；再觀察價格彈性，只有可支配所得介於900,000∼1,800,000的樣本其估計值顯著，其餘的所得階層其估計值均不顯著。隨著所得階層越高，其所得彈性彈性隨之提高，反之其價格彈性則相對降低。此估計結果和國外文獻的結果不謀而合。 迴歸式加入其他的列舉扣除一併探討其他列舉扣除額對於慈善捐贈的影響時，發現生育醫療費對於慈善捐贈金額的大小影響並不顯著；而人身保險費則對於慈善捐贈金額的大小有顯著且負向的影響，並且和本文的理論模型結果吻合。 最後在針對納稅義務人從事慈善捐贈與否的二元選擇模型中，結果發現配偶薪資所得對於納稅義務人從事捐贈與否雖然有顯著的結果，但是根據其邊際效果觀之，兩者對於納稅義務人是否慈善捐贈的機率影響不大，年齡和受扶養人數也同樣存在著顯著的結果，相對於配偶和本人薪資所得總額的邊際效果而言，其對於從事慈善捐贈與否的機率影響較大。婚姻狀況是此迴歸模型關注的焦點，結果發現，結婚與否對於納稅義務人從事慈善捐贈與否的確有較大而顯著的影響機率；已婚的納稅義務人較未婚的納稅義務人有較大的機率去選擇從事慈善捐贈行為，其直觀的原因應該是已婚人士的生活穩定，收入來源也較為穩定，心態上和經濟上都較單身者有較大的意願從事慈善捐贈行為。至於捐贈價格對於納稅義務人從事慈善捐贈與否有著極大的邊際效果，也就是說捐贈價格的減少對於人們從事慈善捐贈有著極大的機率，此結果再次印證了政府的所得稅扣抵政策對於鼓勵捐贈的有效性。

本文建構兩種評價模型：蒙地卡羅模型及樹狀圖模型描述在隨機利率及信用風險下評估可轉換公司債的價值並比較市場狀況以及各種因子的敏感性

2009年完成的內政部升格改制審查會議將台北縣、台中縣市、台南縣市、與高雄縣市升格或合併升格為直轄市，這次的直轄市升格可說是我國邁向地方財政分權的重要里程碑。不過，地方財政分權後，地方的財源增加，能否因為提升地方資源分配效率而創造更大的整體利益與人民福祉，仍有待驗證。而截至目前為止，大部份關於財政分權影響公共服務提供的實證文獻都集中研究焦點於公共支出的總規模上，探討財政分權對公共支出組成項目之影響文獻是有限的，且該類文獻也多集中於基礎建設支出、教育與醫療支出，唯有一篇Oates於1999年提出相關理論：由於低所得和高所得的家計單位皆具有流動性，地方政府若重視社會福利支出，將更容易吸引窮人移入而使富人離開，所以財政分權下的政策將促使救助低所得之社會福利支出提供不足。因此，基於過去的學術文獻並未實證探討財政分權對社會福利支出(social spending)規模的影響；而且國家的財政分權程度可能會因政治組織形式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本文將選樣國家區分成單一制和聯邦制，利用1996-2004年12個單一制國家和5個聯邦制國家的資料，並使用追蹤資料的分析方法和相關檢定，期望能分析財政分權與福利國家是否為衝突的政策目標。 本文的結論主要為當國家以不同的政治組織形式-單一制與聯邦制區分時，其財政分權程度會對於該國的社會福利支出規模有不同的影響。由於，單一制國家相對聯邦制國家在政治體制上的財政分權程度較低，地方政府的有效職能均由中央政府掌握，並且社會福利支出往往也是中央政府進行所得分配功能的工具之一，在此條件之下，地方政府的地方支出占總支出的比例自然提高；另外，當地方政府的財政能力不足，甚至較大比例是由中央政府移轉來支持的情況下，社會福利支出往往就被排擠，而被經濟導向的支出所取代。在聯邦制的國家中，由於地方政府在某些領域擁有獨有的權力，地方之間競爭的壓力自然增強，為了吸引有錢人或外資移入，對經濟發展影響較小的社會福利支出很容易成為犧牲的目標，因而形成聯邦制國家的地方政府在支出分權和收入分權上，和社會福利支出規模呈現顯著的負向關係。

正如哲學上存有諸多反覆的問題，每個哲學者不可避免會遭遇到，而在法學上，同樣的情形亦困擾著法學者。法學上最本原的問題，就是「法是什麼」的問題。對大多數法學者來說，對現行法的認識與應用，是學習法律的主要內容，至於「法是什麼」等較為抽象的思想問題，則因與現實司法的運作脫節，當然也就沒有深究答案的動力和必要。而且此類問題，卻往往難得唯一正解，就算放諸古往今來的法學大家，也未能給出令眾人心悅誠服的回答。 面對納粹的實證法不法，無論是法實證主義者或自然法論者都敗陣下來，本文從實證法不法問題的角度，來說明自然法與實證法思想根本的爭議─有無客觀正確之法。並在認識到自然法與實證法思想的難處之後，再借鑑柏拉圖的法思想，試著以不同於當代的視野，汲取柏拉圖思想的養份，看看能否解開這難解之結。 本文全部共分為五章，除第一章做為導論外，其餘四章做為主題論述，依其結構可分為三部分： 第一部分將簡單敘述自然法與實證法思想的歷史，並提出歷史上實證法不法的問題(特別是納粹德國時期的實踐後果)，說明後來法思想理論對立未決的部分，這些內容將是第二章論述的中心。 第二部分則進入柏拉圖的法思想討論，將先說明柏拉圖所處當時的希臘文化背景，以及其個人經歷，特別是蘇格拉底之死，然後再論述柏拉圖著作中所透露出來有關法律的思想，前面背景的部分會先在第三章予以處理，後面柏拉圖法思想與理論的論述部分則留到第四章討論。 第三部分為綜合論述，也是本文對所提問題的總結回應，將把古典的柏拉圖法思想，與現代的法思想理論結合起來，分析問題象徵的意義，思考能否得出對問題更好的回答，嘗試提出一些看法，此為第五章的內容。 / The perpetual problem of “what is Law” is always asked by the students, the professors, even the philosophers, but no real answer was or is made. The legal positivist like John Austin would declare “laws properly so called are commands of sovereign”, as to another hand, the supporters of theory of natural law would make a completely opposite claim. What shall we do or which side should we believe? In this essay, from the aspect of the contrast between “it ought to be” and “it is”, the history of theory of natural law and legal positivism is tracked down in order to try to figure out the problem of the unlawful laws which the Nazi had made and caused a terrible disaster. Because the result is not so content, so the thought of Plato is reseached as to find out if there would be something that is illuminating. The contents of all chapters of this essay could be digested as follows: In chapter one, as an introduction, it explains the reason that why the essay is written and how it is finished. In chapter two, it tracks down the history of theory of natural law and legal positivism, and shows a horrible instance that caused a catastrophe which neither legal positivism nor theory of natural law could undo. In chapter three, it refers the thought background of Plato including his life and the conditions of contemporary Greek that affected the behaviour and development of Plato. In chapter four, it discusses the thought of Plato such as the theories of form, justice, and legislation with further eyes on his ‘The Ruplic’, ‘Statesman’, and ‘The Laws’. In chapter five, some viewpoints are discussed in advance in order to conclude what is in question. And after that, a temporary conclusion is made.

本文旨在檢視並反思國家中心論之相關觀點與命題，概括而言，即對國家在國際關係理論構成體系中呈現必然性及優越性進行理論檢視及意義探索，國家中心論內涵包括：國家係國際政治關鍵行為者？國家係國際事務核心決策者？等強勢論述。許多檢視國家中心論文獻雖可清楚指出其在解釋國際政治之不足與限制，或從批判觀點根本性否定國家中心論真實性與正當性，惟專就國家這個概念主體進行討論，其研究成果往往流於空泛言談，並無法明確地指出國家中心論核心論述受到檢驗的面向，因而流於道德勸說式的規範論述，亦無法建立明確分析架構。鑒此，本論文盼建立具解釋效益之分析架構，首先將檢視關於國家中心論涉及基本命題，續將透過檢視主權、安全及國際體系等論述之變遷，探討國家中心論如何受到檢驗過程，亦可呈現社會科學後實證主義對理論基本命題所致論述轉移（discourse shift）

財產稅歸宿論之發展約略可分為傳統觀念的歸宿理論與新觀念的歸宿理論。傳統觀念 認為財產稅的移轉依賴於供需彈性的估計值，除土地外，稅後財產的供給是為有彈性 的，但對於稅後財產所生產出來的產品，其需求卻無彈性，因而稅負大多數向前轉移 消費者。新觀念的財產稅歸宿理論則認為對財產課征一般化的租稅，其將由財產所有 者負擔租。若課征不同稅率的租稅，部份會發生貨物稅的效果。本文將對上述理論及 其晚近發展做一探討。文中分為左列章節： 第一章：前言 第二章：傳統觀念的財產稅歸宿 第三章：新觀念的財產稅歸宿 第四章：晚近的理論發展 第五章：台灣之實證分析 第六章：結論

旨在對於我國產業集中率的探討，同時並研究是否租稅政策會使集中率有所變動。章 節如下： 第一章緒論：對產業經濟結構一般分析，及本文架構之簡介。 第二章理論文獻之回顧：集中率的應用，租稅效果對集中率的影響。 第三章台灣現階段產業租稅政策：探討產業的各目、實質稅率，現階段獎勵措施對集 中率的鼓勵效果。 第四章：對集中率影響的實證：建立實證模型，以估測租稅與其他因素對集中率影響 效果，何者較為顯著。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做實證結果分析及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