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目的是檢證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所提出的經濟發展導致政治參與的假設。為達上述目的，本研究將中國城市社區依經濟水平高低分為經濟發展較佳的商品房社區，以及經濟發展較差的售後公房社區，透過這不同的經濟發展程度，檢視是否在這兩個種類型的社區之中，政治參與的形式是否有所差異，藉此蠡測社區發展水平對於居民政治參與的影響。 西方公民社會興起的理論經常指出中產階級的重要性，而現代化理論所論述的經濟發展導致政治參與的過程中，經常流於跳躍的論斷，而其中介機制，也就是經濟發展導致了什麼樣的因素才會促動公民的政治參與這一過程經常較為忽視。因此，本文認為經濟的發展使得城市公民教育程度愈來愈高、可利用的資源愈來愈多、以及政治效能感亦日益提升，而這群公民便逐漸形成西方所謂的「中產階級」。而這群中產階級的形成，造就了市民社會的生成，帶動了公民的政治參與，形成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先聲。 因此，本文透過田野調查的研究方法，實地到上海市進行訪談。透過觀察當地居民對於兩個主要政治參與組織―「居民委員會」、「業主委員會」的參與，來檢視不同經濟發展程度的社區對這兩個組織的參與程度如如何。但又因「居民委員會」實際較偏向政府由上而下的控制，而「業主委員會」則為居民由下而上的完全自治組織，面對這兩種不同型態的組織，居民參與的意義又有所不同。 除了從政治參與的標的來檢驗居民參與的自主性之外，政治參與的動因亦是本文觀察的重點。政治參與的意義在於在其過程中能有效獲取政治知識及政治練達，也就是Myron Weiner所強調的自主性政治參與。但Samuel P. Huntington認為所謂動員性的政治參與亦可透過政治學習的效果來增強政治效能感，而城市售後公房社區經常是透過動員性的政治參與來增加投票率。本文同時也將釐清動員性的政治參與在中國大陸的發展是否真能如Huntington所言，而這兩種不同動因的政治參與，也代表著不同經濟發展程度社區的居民的政治參與動因。 本文將檢視經濟發展是否造成政治參與提升的這組因果關係，而經濟發展高低程度的區別則以經濟發展較佳的商品房社區，以及經濟發展較差的售後公房社區作為區別依據。並且觀察這兩個社區的居民對於居民委員會以及業主委員會的參與程度來檢視政治參與的程度，並且加以分析政治參與的方式是否是以自身自主意識為主，而不是毫無政治學習的動員。藉由以上架構，來完成本文所欲探討的因果意識。

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受到經濟快速成長的牽動，其政治社會亦發生相應的變化，城市社會中「單位體制」的逐漸崩解，經常被視為是市場衝擊的典型例證。因此，中國大陸城市體制的變遷，往往被描繪為「單位人」轉化為「社會人」的過程。為因應體制轉型的挑戰，中共近年也推動了城市社區組織的調整與改造，只是在新的居委會組織全面推廣後，原有單位體制的影響力是否從此不復存在？而原有城市單位體制中的居民，是否願意接納此類組織形式，參與居委會選舉、投身社區自治事務？此即本研究處理的核心問題。就此類議題的理論意義言，如吾人所知，目前針對中國大陸的制度轉型，主要有「制度同化說」（新制度將替代舊制度）與「新傳統主義說」（新制度將奠基於舊制度）兩類。既存的「單位體制」之於新興的「居委制度」，兩者間關係為何，又如何互動？也同時成為檢驗上述理論的極佳案例。本文基於作者2005年暑假，在中國大陸的X市、S市兩地所進行的田野調查，認為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新、舊制度的關係，基本仍屬相互抑制與替代。換言之，新制度必須在掙脫舊制度後，才能真正成長茁壯。而目前殘存的單位制，對中國大陸的社區自治將有負面的效果。但另方面，不同於多數對岸學者的論點，作者的調查發現，中國大陸一般城市居民，並未真正由「單位人」轉變為「社區人」，故其對居委會的參與相對有限。

自1990年代中起國大陸經濟發展欣欣向榮之際，城市治理議題則圍繞在國家如何平抑發展中可能的基層動亂。本研究選取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前沿城市的上海基層社區--居民委員會選舉作為觀察主題，直接選舉的推動是否會影響社區政治中黨國的單一獨斷？學習效果(learning effects)的理論預設是，隨著選舉演練次數和民眾政治參與的增加，會引發「批判公民」(critical citizens)意識的興起。這樣的理論預設是否能在上海基層選舉中看到？ 本研究觀察2003年到2012年的居委會換屆選舉。發現近年來，社區民眾對黨國的挑戰並未因為選舉限制的不斷增強而退卻，反之，民眾會利用選舉過程來挑戰官方威權或是作為社區事務發聲的管道。社區民眾如何在嚴酷的制度環境中發起對當權者的政治挑戰？本文將從居委會選舉中的選舉競爭，分析民眾挑戰執政當權所使用的資源稟賦。最後，通過基層競選觀察獲得的啟發是，民眾權利意識的提升，使得黨國忠誠不再凌駕一切。開放直接選舉的制度效果，如現代化理論所昭示的，存在學習效應並且在中產階級社區最為明顯。 / Undergoing the dramatic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local governments pay great strength on the issue of governance for preventing any potential contentious activities.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local governance,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adopt “Direct elections" for reducing the tension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In Urban city, direct elections as an important political reform, have been initiated in Residential Committee. Under the CCP party-state system, the local elections have been under severe surveillance. The negative result sharply deduces citizens’ political efficacy, especially on the manner of the participating in voting and political confidence towards local governments.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we observed that some Residential Committees in Shanghai experienced electoral competitions. In these cases, citizens organized the campaign to challenge the authority. The main questions are below: why Chinese people challenge the local authority? And how do they mobilize the campaign? Finally, how should we evaluate these political subjects? Based on these experiences, I conclude that the social-economical development may bring positive consequences on Chinese political re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