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派對資本主義內在問題的認識不清，造成其錯失業問題的錯誤理解。將經濟發展與失業問題混為一談，誤以為經濟發展就能解決失業問題。事實上，失業人口與產業後備軍的存在，正好方便資本主義的再生產。認識上的錯誤，非但無法解決失業問題，反而是造成更多的失業人口，並成為資產階級追求超額利潤的理論基礎。正是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視為永恆、自動均衡的完善系統的世界觀，所以在政策上與理論上便受限於這樣的世界觀。而不思考其他的可能性，這也是資產階級意識型態的侷限性。本論文從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研究出發,有別於主流經濟學,對台灣的失業問題從不同的立場與世界觀來思考>

原教旨主義是穆斯林世界回應現代化所產生的政治與社會思想，尤其當時代表穆斯林世界的鄂圖曼帝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逐漸崩解，不僅結束一統的伊斯蘭社群，同時因財政與內政問題下喪失政治與經濟的主權。現代化伴隨著西方殖民主義在穆斯林世界投下負面陰影，卻也激發了Jamal ad-Din al-Afghani等人，期望以社群團結回應殖民主義的思想，是為現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濫觴。 al-Afghani的思想為後人繼承，弟子Muhammad ‘Abduh建立了伊斯蘭的理性主義，一方面回應西方對伊斯蘭的誤解，另一方面論證穆斯林及其社群自身權利的來源。Rashid Rida則透過al-Afghani的政治架構來表現‘Abduh對社群權利的肯定，提出「新哈里發制度」作為嘗試。原教旨主義的嘗試，雖然沒有成功，迄至二十世紀，民族主義成為穆斯林爭取獨立的意識形態，尤其埃及受到英國勢力的入侵，企圖更形強烈。埃及民族主義日趨世俗化，卻遲遲未能解決問題，終於導致日後伊斯蘭原教旨躍然而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創立穆斯林兄弟會的Hasan al-Banna以行動發起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運動，以積極而群體的方式涉入政治與社會事務，並指出伊斯蘭和民族國家之間的融通，期望以穆斯林社群作為「跨國之國」來統整穆斯林世界的力量。在政治體制上，甚至主張神聖統治下的伊斯蘭民主。這種具有政治與文化歸屬感的政治體制，既是一種追求政治、經濟獨立自主的力量，同時也是文化認同與原生的產物。 然而，原教旨主義的政治理念從未落實。埃及在歷經三十餘年的君主立憲後為軍人推翻，一九五二年由那瑟主導的社會主義共和國取代。新政府名義上保留立憲民主，實質上卻走向社會主義的集權統治，引發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強烈的批判，視為仿效西方失敗後變形而成的「新暴政」。 其中影響廣泛的伊斯蘭激進主義思想家Sayyid Qutb，重新定義「蒙昧」與「奮戰」（Jihad）的教義，鼓勵民眾用和平或暴力的手段積極參與政治。除了對於西方文明、資本主義、工業化社會，以及物質主義等大加撻伐，並試圖從伊斯蘭的宗教內涵提出神聖主權的政治法理與正義的社會型態，逐漸周延原教旨主義的政治、社會、經濟藍圖。

本研究以台大批踢踢實業坊（PTT）政治類看板為例，企圖評估電子布告欄（BBS）系統是否為承載政治意見的理想論域。 在文獻探討的過程中可知，「政治參與」對於民主發展至為重要，而其中透過網際網路進行的政治意見表達，在數位時代來臨後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因此本研究以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與溝通行動理論為核心，建立「理想意見論域」的三項標準：開放性、公共性、理性。並據此三項標準，對研究場域PTT政治類看板進行評估。 本研究以量化的內容分析法為主，輔以直接觀察，對研究場域及其中政治意見的性質，進行客觀的描述與分析。研究結果發現，PTT政治類看板進入和參與的門檻低、互動熱絡頻繁、討論規範也並未限制理性發言空間，在「開放性」上表現佳；至於「公共性」的部分，在討論規範與看板管理者的約束下，討論的議題多能與公共事務相關；然而在「理性」面向上，論證嚴謹程度普遍不足，亦僅有半數的發言能完全保持冷靜平和。 另外，在把政治意見的各項性質進行交叉分析後，可歸納出「理想網路論域」中的「理想政治意見」，應該具有的條件包括：沒有明顯的政黨傾向、篇幅充實、切合討論主題、以事實陳述輔助個人意見、不純粹批評而是褒貶參半或持平而論、情緒冷靜平和、論證深入而嚴謹等。

長期以來，因為「九七回歸」、「一國兩制」等因素，台灣對香港的政治研究，多半將關注的焦點放在上層的政治制度，如行政長官（特首）、立法會的選舉和職能，亦或是政治民主化的討論。本文認為，一個地方的基層政治，如何的發展？具有什麼樣的成長過程？才是影響其政治文化產出的基礎。因此，本文以Lefebvre、Soja的空間理論、後殖民學者Chatterjee的政治社會理論，做為進入香港基層政治田野中的認識論基礎；透過歷史和社會學新制度主義的途徑，以區議會和區議員做為研究標的，來瞭解現今香港基層政治的面貌與對於香港政治文化發展的意義。 / 研究結果發現，香港雖然經歷了1997年的「解殖」，但因為來自《基本法》和「主權」的制約因素，所以基層政治制度發展仍然無法脫離過去殖民時期的脈絡。區議會擁有在最多數直選代表的組織，仍是被「吸納」、「鎖進」特區政府的地方行政管治主導架構當中，讓區議會只能發揮它代表基層民意接受來自特區政府的「諮詢」，而無法在制度上發揮充份制衡或影響行政權的能力。這符合了「政治社會」對於後殖民時期下的政治制度與底層人民參與之間距離的解釋。此外也發現，1997年之後來自於中國的新移民，在漸漸取得香港選舉的投票資格之後，也將開始影響未來香港的選舉和政治發展。 / 雖然香港的民主派持續地將民主制度、普選制度，放在香港政治發展過程中，作為一個很重要的追求目標。但是從回顧過去歷史的發展，到現在香港基層代議政治運作，以及未來發展的模式來看；代議民主、地方自治的那種「自主性」，並不是香港基層政治制度演變的重心。而基層民意代表組織對於民眾的意義，也集中在於提供類似「社會服務」的功能。即便所謂擴大區議會職能的改革計劃，也是包括在「地方行政」的思維中來推行，區議會仍然是輔助「行政權」的「委託」組織，而不是有能力和行政權並行的「自治組織」。如此，這就是本文所言，在民眾、區議會和區議員對於地方代議組織，角色認知的「異化」。毫無疑問地，這樣的「異化」，對於如民主派想建構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有不小的落差。甚至最後就有可能將解殖後的香港政制，不斷地鎖回到殖民時期的風貌上。而這究竟是集體政治文化的選擇？亦或是主權者有意識的操作？不可否認的，本文認為，這兩種特性都存在於現在香港的基層政治文化當中。區議員的價值和地位，因為角色認知的「異化」，有可能不會更加弱化，但暫時似乎也找不到往地方自治方向再提升的動力了。脫離了殖民統治之後，香港市民應該有更多的正當性可以藉由選舉投票、公民集體運動來展現他們的聲音；香港未來的政治文化會往哪個方向走，現在的基層政治將會是塑造的起點。 / For a long terms, due to factors such as ”Handover in 1997”,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aiwan’s political research on Hong Kong is usually focused on the political system on the upper layer, for example, the administrative officer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e election and function of Legislative Council, or the discussion on political democracy. In this article, it was thought that how the Local Politics is developed, what kind of growth process it has is the basis to affect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output. Therefore, in this article, the Space Theory of Lefebvre, Soja, the Political Society theory of Post-colonialism Chatterjee is used as the basis to enter the rural epistemology of the Local Politics of Hong Kong; through the path of historical and social new system principle, District Council and District Councilor are used as research targets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the current Hong’s face of Local Politics on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 It is found from the research result that although Hong Kong has passed through the ”de-colonialism” in 1997, yet because of the limiting factors from “Basic Law” and ” sovereignty”, its development in Local Politics system still can not escape from the past path of colonial period. District Council is an organization that owns the largest number of directly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yet it is still ”absorbed”, ”locked into” the main structure the local administrative government of the Special Region Government; therefore, District Council can only exploit its function to represent the people’s opinions to accept the ”consultation” from the Special Region Government, and its capability to fully balance or affect the administrative power in the system can not be exploited. This meets the explanation of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people in the bottom layer in the post-colonialism period from ”Political Society”. In addition, it is also found that the new immigrants from Mainland China after 1997, after the gradual acquisition of the election right in the local election of Hong Kong, they start to affect the future elec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 Although the democratic party of Hong Kong continues to put democratic system and general election system into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ocess of Hong Kong to be used as a very important pursuit target, yet if we take a look from a review of the past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o the to the basic representative politic operation in modern Hong Kong, as well as future development model,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and “autonomy”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is not the evolution center of Local Politics system in Hong Kong. Meanwhile, the meaning of the basic representative organization of the public’s opinion is centered around the supply of the function similar to ”social service”. Even the improvement project for the expansion of the function of District Council is also included in the thinking of ”local administration” for the implementation; District Council is still a “consigned” organization to assist ”the administrative right” but not a ”Self-government organization” that has both power and administrative right. Therefore, this is what is mentioned in this article, this is ”alienation” among the public, District Council and District Councilor on the recognition of the local representative organization and role. No doubt, such ”alienation” has a pretty much gap to the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 that the democratic party is going to build. It is even possible that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Hong Kong after de-colonial period is continuously locked into the look in the colonial period. But is this the choice of group political culture or the conscious operation of the top level people who owns the power? Undeniably, it is thought in this article that both these characteristics all exist in the current Local Politics culture of current Hong Kong. The value and position of District Councilor, due to the ”alienation” of role recognition, might not be further weakened, but it is temporarily difficult to find power for the enhancement toward the direction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After the escape from colonial governing, residents of Hong Kong should have more justification to send out their voices through voting in an election and the civic group movement; where the future politic and culture of Hong Kong is going to head toward, the current Local Politics is going to be a starting point for its final shape.

本研究針對寫真集現象所披露的身體性別政治作討論，基於現象社會學的立場，認為媒體事實與閱聽人主觀真實乃不可分割，因此從剪報資料與寫真集讀者的訪談交相參照，來分析討論寫真影像本身於身體、性別兩錯綜交媾的層次間，所遂行的性別化身體定義，及其間的性別差異；另外，我們也從訪談資料來了解性別化的寫真集讀者於閱讀過程中，藉由其肉身與寫真身體影像的對話折衝而進行的性別認同和實踐，以及其間所展現的身體性別政治。 研究發現，寫真集藉助影像，實踐了吾人對於兩性身體的性別化想像，也同時反映出兩性在身體展演上所受的規訓權力差異，寫真女體所受的規訓差異，尤其遠多於寫真男體。 在讀者方面，男性讀者一方面於閱讀寫真女體的意淫幻境中證成自身乃為具有男子氣概的身體，另一方面，其身體卻因過度耽溺於閱讀規訓、鏡像的寫真女體意淫幻境，同時又無能面對自身性生理並與自己疏離，而成為肉身空洞化、僅剩陽具與眼睛獨大的主體；女性讀者儘管面臨包括寫真女體在內的整體社會美體風潮和壓力，其反倒可以從與自己身體的緊密關係出發，而能以實際的肉身經驗作為閱讀寫真女體的基礎，成為抵抗反省美體洪流的力量。

《孝經》每每被視為一部談論家庭孝道之書，而被歸為純粹家族倫理之專著，然細觀《孝經》之篇章安排及內容，孝道在《孝經》的闡述脈絡中，似乎是被置於政治領域而得到它的意義和價值的。說得更明確些，《孝經》真實的撰作要旨，其實是主張以孝治天下的政治思想。但前人對於《孝經》的孝治思想，鮮少進行全面而嚴格的檢查，致使這支自漢代之後影響中國政治甚為深遠的孝治思想，不但無法得其應有之地位，同時也使得《孝經》在後人時以倫理､時以政治為標準的不同檢視下，始終無法有一致的評價。本論文便是這樣一種努力，期望透過對《孝經》孝治思想體系的釐清與探討，以還原《孝經》及其核心思想－孝治思想應有的歷史定位與公允的評斷。 　　本論文共分為四章及結論，第一章首先先從文體形式､概念演進的順序､分類標準以及後人徵引等方面，對《孝經》成書年代進行一個合理的範圍釐定。其次，在確認並拈出《孝經》一書的核心思想為孝治思想後，進一步將孝治思想納入儒家德治主義的範疇中，而確定孝治思想的根本性質。 　　接著，第二章分別從社會背景及思想淵源兩方面，論述《孝經》孝治思想之形成。《孝經》孝治思想之問世，是按著儒家德治思想的基本路數，在周朝末年封建宗法制度崩潰､而民間社會仍重視親親精神的特定時代氛圍中，擇定自西周以來已逐漸隱含政治力量的孝德，發展而為孝治思想。 　　而在探討了《孝經》孝治思想之所以產生的外緣條件與思想淵源後，第三章則闡述孝治思想的實質內涵，這包括孝治思想的理論基礎和實際運作的具體步驟。在理論基礎方面，《孝經》孝治思想基本上是立論於性善論，除此之外，《孝經》亦將孝道的根源推而歸於天道，使孝治主義有了形上論的基礎，並從天道的角度保障了孝治的成效。而在具體運作的步驟方面，《孝經》的孝治主義則是透過君王盡孝､實施孝德教化以及要求天下人行孝等三個步驟而得到完全的施展。 　　第四章則從天子孝道之重要性以及「忠」「孝」兩德目交互融滲等兩個角度，闡揚《孝經》孝治思想的重要特色，並由此剖析《孝經》之能受到歷代君王極端重視的根本因素。 　　最後，在結論部分，本論文除了提出「以孝治思想為核心思想的《孝經》，不是一部具有政治傾向的倫理性著作，而是一部具有倫理色彩的政治理論專著」的看法外，亦更進一步嚴格檢視孝治思想在當世的實際成效，以闡明《孝經》作者在戰國末期提出孝治主張的深刻用心，並冀望藉由此給予《孝經》孝治思想一個最真實的歷史定位及最公允的歷史評價。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研究範圍…………………………1 第二節 《孝經》成書年代之釐定……………………6 一､《孝經》成書年代上限………………………7 二､《孝經》成書年代下限………………………10 三､《孝經》成書年代釐定………………………12 第三節 《孝經》孝治思想的基本考察………………13 一､《孝經》的核心思想：孝治思想……………13 二､《孝經》孝治思想與儒家德治主義…………17 第二章 《孝經》孝治思想的社會背景與思想淵源 第一節 社會背景 ……………………………………24 一､周代封建社會､宗法制度對「親親」精神的重視 ……………………………………………24 二､戰國時期對民間社會的正視…………………27 第二節 思想淵源………………………………………31 一､周代政治領域中之孝德………………………31 二､孔孟荀政論的孝治思想………………………33 第三章 《孝經》孝治思想析論 第一節 《孝經》孝治思想的理論基礎………………43 一､人性論…………………………………………43 二､天道論…………………………………………50 第二節 《孝經》孝治思想之具體內涵………………54 一､確認明王為實踐孝治之主體…………………54 二､確立施行孝治之必然性………………………59 三､明王實踐孝治的具體內容及步驟……………62 (一）天子盡孝道 ………………………………62 (二）天子以孝德教化天下 ……………………70 (三)天子要求天下人行孝以配合孝治 …………85 第四章 《孝經》孝治思想之特色 第一節 凸顯天子孝道之至上性………………………108 第二節 「孝」與「忠」的交互融滲…………………116 結論……………………………………………………………133 參考書目………………………………………………………145

自古中原農業民族與北亞游牧民族之間便是關係密切，本質是經濟性、文化性的，而非軍事性的。和親是一種典型的間接路線戰略。和親公主則是影響和親成敗的關鍵人物，可藉由對其政治角色的研究，進而探討彼此的互動模式、政治運作，以及對民族問提的省思。 　　本文的和親是指：中原朝廷與少數民族之間為了結盟、賄賂、賞賜、離間、……等目的，所行的一種非常態性的政治婚姻，開始在春秋戰國時代，被系統化成一種政策、戰略，是漢高祖時由劉敬提出。 　　本文範圍以漢到唐初為中心，主要的和親公主有王昭君、細君公主、解憂公主、馮嫽、千金公主、義成公主等人。研究方法以史學為基礎，著重政治學、軍事學、社會學、民族學的分析。內容分為六章十七節，以及緒論、結論，127頁，約廿萬餘字。 　　本文的主要限制在於缺乏北亞游牧民族自身的史料。未來的發展則可繼續研究其他和親公主的政治角色，以及歷代在歷史、政治環境變遷下，而封和親公主所產生的不同評價及傳說。最根本的仍是去了解中原農業民族與北亞游牧民族的彼此關係與相處模式。

本論文是以「行政院組織法」修正過程之「個案分析」，配合「歷史面向」－民國76年至82年，以及「生態面向」－台灣政治環境變遷，歸納出修法過程中的重要因果連結關係。全文共分七章，分別簡述如下： 第一章導論旨在闡述研究動機與目的、文獻整理與探討、以及研究方法與架構。 第二章先介紹台灣解除戒嚴後的政治環境變遷，包括以「重大事件」和「內閣更迭」為分期的不同階段描述。 第三章介紹民國76年以前的行政院組織法修正之背景分析，其中分成憲法公布（民國36年）前後兩大階段，並簡略探討各階段中央行政組織架構變遷之原因。 第四章描述行政院組織法修正之第一階段（民國76年至79年），其中又以行政院研修小組研擬過程、行政院院會決議過程、立法院委員會審查過程、立法院院會審議過程等分成四段進程。 第五章描述行政院組織法修正之第二階段（民國79年至82年），分成停頓期、郝內閣時期、連內閣時期等三段進程。 第六章則結合第二章的政治環境變遷背景，和第四章、第五章行政院組織法修正的兩個大階段，綜合歸納在此修正過程中，其影響進程的因素分析；此章係筆者連結前述各章所作的全盤性研究成果。 第七章結論部分，除了總結發現與建議（包括行政院組織架構之個人芻議）外，並對未來發展作一些前瞻性的期望。

以學者Pamela Paxton對於「女性參與民主」的形式作為本研究的主軸──依照參與程度劃分了「正式的代表性」、「書面上的代表性」、「實質上的代表性」這三種層次。作者藉由Paxton的研究成果作為研究途徑，並參考文獻資料、統計數據、新聞報導，及國際組織之研究報告，對俄羅斯婦女參與國家杜馬運作的情形進行分析與研究。 本論文的內容劃分成三大部分：首先概括性從全球各區域及後共歐洲國家的國會女性代表現況作為開頭，再以Paxton對於「女性參與民主」的形式來檢視俄羅斯國家杜馬當中的女性代表參與程度。第二部分將以「微觀」的角度來探討歷屆國家杜馬女性代表的背景研究，包含：當選年齡、教育程度及職業背景、委員會的選擇，以統計數據及表格的方式來探討其特性及變化趨勢。最後的部分，探究了國家杜馬女性代表的貢獻與困境，當中以提升婦女權利的法案制定與列出表現傑出的女性代表以肯定女性代表的貢獻；再由「選舉制度與政黨」與「政治文化」兩種面相來探討俄羅斯婦女投身於國家杜馬選舉時所面臨的困境。 整體而言，俄羅斯國家杜馬當中的女性代表需要更積極性的替廣大的俄羅斯女性制訂出對她們有益與利的相關法案，並且也需要積極地改變父權觀點，進一步改變傳統的角色定位，以能發揮影響俄羅斯政治圈及社會的力量。 / The main approach of the thesis is Pamela Paxton’s research for “women's representation in democracy”. In Paxton’s view, there are three levels of different degrees of representation: formal representation, descriptive representation, and substantive representation. With the purpose to analyse the the contempoary situation and trend of Russian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State Duma, so this thesis is composed of literatures, statistics, Russian news websites, and reports from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ions. This thesis is divided for three main topics: At first, the article starts from general introduction of global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wome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parliaments. The second part is with “microcosmic” way to review the background of female deputies of State Duma from the first convocation (in 1993) to the sixth convocation (in 2011), inclusive of age, the educational level, occupation before being elected, and committees choosing. The final part discusses contributes and predicaments of Russian female deputies of State Duma. Generally speaking, the female deputies of State Duma have to be more positive to legislate for bringing benefits to a large number of Russian women. Moreover, they also have to be more positive to overcome the viewpoint and redirect the gender role from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of patriarchy society. Therefore, the female deputies of State Duma will have more influences on the Rus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關於先秦兩漢陰陽五行說的主要資料，多散見於此一期間的各書之中，且多零碎片斷 、不成系統，本文的骨幹即由整理連綴此諸零碎片斷的資料而成。 本文的內容，共分六章。第一章討論陰陽五行說的來歷與發展，先說明陰陽五行說的 成立，乃由語義的演進，官職的轉化，與有關思想的烘托三途而來。就語義的演進說 ，「陰陽」與「五行」、本是分頭發展，各由具體粗淺零散、漸至抽象高深系統，以 至於二者合流。 第二章討論陰陽五行說的政治原理與政制禮儀，綜觀所有材料，可以歸納出陰陽五行 說的政治原理，一是法天，二是尚德；自鄒衍創說之始，直至東漢之末，始終如此， 此乃陰陽五行說在政治上的根本主張，也是其全部政治思想的主旨，因為陰陽五行說 的其他理論，不是與法天尚德相配合，就是以法天尚德為依據。 第三章討論五德終始與朝代更替，分為五德終始，受命改制，與封禪告成三個部分。 所謂五德終始，是朝代的更春，依五行生勝的關係與順序而輪轉，當德而王，德衰而 亡。 第四章討論時序輪轉與政治措施，說明四時八風十二月，各有宜忌，為達成國泰民安 的政治目標，須求得風調雨順，欲求風調雨順施政便須依照時序，行其所宜，避其所 忌。 第五章討論災祥與政治責任，說明災祥說設計的原意，是將天地間的種種變異，依天 人感應之理，說成災異與祥瑞藉而課君主以政治責任，依其不敢濫權妄為，或及時修 德改政，補救缺失。 第六章為結論，依四個問題為線索，對全部陰陽五行說的政治思想作一總括地檢討。 一則說明鄒衍創立陰陽五行說的動機，一方面在利用其關於自然界的知識，對自然現 象作合理的解釋，一方面在利用其對自然現象的解釋，於政治上推行其節儉仁義的主 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