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台灣政府機關內的性別平權機構逐漸增多。最早的性別平權機構起於1996年的台北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後續有其他性別平權機構的出現，如：台北市教育局兩性教育暨性教育委員會、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教育部兩平會、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行政院勞委會兩性工作平等委員會、教育部性平會、各縣市政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等等。性別平權機構的出現與運作，正是婦運與國家機器制度性鑲嵌關係的展現，而這種制度性的關係，則是國家女性主義的反映。上述台灣國家女性主義實踐逐步累積過程中，教育部兩平會與性平會因其高成效的運作、具備制定法令的功能，以及從無法制化過渡到有法制化的發展，這些獨特性，使其成為本文研究對象。希望透過這兩個教育部委員會制度發展的研究，能夠從中歸納兩者實質運作所需的種種條件因素與可能出現的困境，作為其他性別平權機構想要達成實質運作的參考與借鏡。 透過歷史制度論研究途徑的採用，與深入訪談法的使用，本研究結果為，教育部兩平會與性平會雖為一前後連續的委員會組織，但是確有不同的國家女性主義實踐。教育部兩平會優勢在於民間婦團能量集結與參與者制度經驗攜帶等非正式的體系，以及正式體系內女性官僚的協助與增權也不可忽視。而其限制則在於法源不穩定的問題。至於教育部性平會的運作發展則多延續自兩平會，所以兩者在實質、功能、效力上有很大的重疊與相似性。兩者重疊經驗雖多，但是教育部性平會卻仍逐漸出現不同於兩平會的實踐內涵。最大的不同在於，從教育部兩平會到性平會教育現場委員人數增加的趨勢，表面上似乎代表著兩個教育部委員會的委員組成性質發生轉變，目標、方向也會跟著調整，議題則同時從婦運議題到強調細節與政策落實的層面。換句話說，從教育部兩平會到性平會似乎意味著婦運能量已經流失，但是這樣的現象卻不至於讓人擔憂。原因或許在於婦運的日常化與擴大化。 婦運日常化與擴大化可歸納為三方面，首先是人員方面，意指性別教育參與者的基層化，主要出現在民間委員和官僚參與者身上。其次還指的是運動目標方面，從倡議轉向落實與執行。最後對國家性別平權機構發展來說，則是逐漸趨向性別官僚的實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