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以來核能的和平用途已經非常普遍，但就像一般工業一樣都會產生事業廢棄物，核能的和平用途也不例外，同樣會產生放射性廢棄物。我國自開始運用核能以來，為因應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的需要，陸續發布許多相關管理方針並制定相關法規來推動境內境外的處置方案，並指定擁有核能發電為主要廢棄物產生者之台電公司在國內開發興建一處最終處置場，以供國內各應用核能和平用途所產生之廢料。 政府為推行此項計畫乃制訂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選址條例並依條例規定即於95年7月11日指定台電公司作為選址作業者，該公司隨即在其內部成立「低放選址督導會報」，以董事長為召集人，成員包括核能、工安環保、公眾溝通、各區營業處及財務會計等負責各項不同業務之副總經理及專業總工程師，其目的除了提供策略分析規劃陳報國營會外，對內則指揮督導執行溝通宣導工作，以達成地方公民投票同意場址設置之任務，並追蹤各階段計畫目標進度及檢討應變措施。 為推動選址工作順利達成公投同意設置場址之目標，台電公司另研擬全面性推動策略與行動計畫(包括委託公關公司辦理公投前之溝通宣導工作)。並在「低放選址督導會報」下由專責溝通單位公眾服務處設立督導組做為督導會報之幕僚組織，其主要工作在掌握地方資訊以因應場址公投、提供策略分析規劃供決策參考、協同公關傳播公司研擬建立宣導組織及運作機制、完成地方民情與支持度調查、制訂公投宣導策略與執行方案以及督導相關工作之執行。 雖然目前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之工程技術已相當成熟，但如何建構民眾對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客觀事實的認知，讓民眾形成正面態度並提供足夠政策優惠誘因，為我國推動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的最大挑戰。 本研究乃在尋求最佳溝通策略以因應未來主辦機關經濟部依據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之規定公告建議候選場址後，如何藉由候選場址縣(市)辦理地方性公民投票，落實地方自治，體現民主，且經由公民投票之同意，可以降低地方上的衝突。 又由於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公投屬於高敏感度的重大社會事件，選區劃分屬縣市規模，且參酌過去場址評選及日韓推動經驗，選址期間將面臨當地相當強大的反對壓力，因此宣導溝通工作必須以社會價值的對話為核心，選址作業者台電公司如何滿足當地政治人物政治動機及其需求，並爭取地方性公民投票之主管機關縣 (市) 政府的支持合作，方能順利舉辦地方性公民投票。 但本研究依選址條例所規定之公投議題與公職選舉最大的差異點，就是公投議題缺少公職選舉各候選人的支持組織及群眾，因此單一議題性的地方性公民投票人數要達投票權人總數二分之一以上的投票率，可能是一個高門檻。 本研究將以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之選址作業執行者台電公司的立場思考，探討未來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之潛在場址溝通策略的執行構面，以及不同的縣市是否應因地制宜採取關鍵要素。另外參考溝通策略相關文獻，及國外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現況和成功案例，再根據前述研究問題與文獻、歷史的回顧，進行國內之實證研究，並透過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潛在場址縣市之社會大眾與意見領袖問卷與調查及利用AHP(層級分析)的方法，將問卷統計(survey) 交叉分析後，各個層面給予不同的權重(weight) ，以針對未來參與投票者其因不同縣市別之區域特性差異，研究當地化(localized)最適當之溝通策略素材，及分析各個不同層面不同因子，找尋出關鍵層面與關鍵成功要素。並根據研究結果，研擬強化溝通策略，並提出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調查對象為居住在台東縣與屏東縣各鄉鎮市20歲以上民眾，包含台東縣128位及屏東縣144位，共計完成272份有效問卷。調查時間台東縣調查自97年3月22日（星期一）至24日（星期三），每晚18：20至22：00進行。屏東縣調查自97年5月26日（星期一）至27日（星期二），每晚18：20至22：00進行。 調查訪問採用隨機撥號抽樣方法(Random Digit Dialing, RDD)，為求涵蓋完整，本調查的抽樣分兩部分進行。第一部分先依據96年各鄉鎮市住宅電話簿抽取電話號碼，以取得所有的區域號碼局碼組合(prefix)，第二部分則由電腦隨機產生亂數做為後三碼，搭配第一部分之局碼組合，構成完整電話號碼抽樣清冊。執行電訪時，訪員於電話接通後，按照「任意成人抽樣」的原則進行訪問。 惟總結而論放射性廢棄物的存在是既成的事實，無論將來核能發展如何，未來核能電廠其營運期間及除役拆廠所產生的廢棄物，均須予以妥善處置，不能將廢棄物問題留給後代子孫去解決。 又因過去我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選址之推動均委由台電公司執行，因為層級位階太低，與地方溝通常常被質疑代表性不足，且在其面對民眾抗爭時又無法執行公權力，以至於過去台電幾十年之選址過程非常不順利，綜合前述各國低放選址經驗，實在有必要提升層級到院的層級，公投通過可能性才會大大的提高。

本論文以台灣「低放選址政策」的信任問題為主題，採用文獻研究、調查訪談、焦點座談、問卷調查等多元研究方法，一方面參照並補充TCC模型作為理論架構，分析「信任」如何分別透過其知識與非知識屬性，影響台東與金門兩縣民眾的最終處置場設施接受度，藉以充實對公共政策中不行動面向之理解，並增加對非科學理性因素之重視。另方面，則綜合實證分析結果，並參酌近期國/內外選址的風險溝通經驗，探討「低放選址政策」如何納入重建信任的風險溝通模式，以協調科學與民主、專家與民眾在決策過程中的關係。研究結果指出，「低放選址政策」的信任問題，彰顯了過去人們用以確保政府機關不負所託的科學理性及專家決策模式，在現代風險社會中，不再足以讓民眾繼續作出授予信任的判斷，並在風險議題中合作。有鑑於在信任的分類與運作模式中，受價值相似性啟發的信任，主導了對科學證據與信心的詮釋。因此，對風險議題進行社會選擇的決策模式，必須能夠重塑集體的價值相似性，形成新的信任穩定機制。本論文乃建議一個重視「代表性、共同框架、決策影響力」的參與式對話平台，將可藉由政策審議架構，尋求在共享價值下，可被普遍接受的正義原則及解決之道，以提升「低放選址政策」的接受度與正當性。 / In this study, the author focused on the trust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low radioactive waste disposal site selection” topic and adopted the literature review, survey interview, focus group,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study methods. One of the objectives was to reference and supplement the TCC model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analyze how “trust” as well as its knowledge and non-knowledge attributes can affect acceptance for the final disposal site by the people of Taitung and Kinmen in order to enrich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action in public policies and strengthen the emphasis on non-scientific rationality factors. The other objective was to incorporate the analysis and empirical results, reference the recent domestic/foreign disposal site selection risk communication experiences, and explore how to incorporate a trust rebuilding risk-communication method into the low radioactive waste disposal site selection, in order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cience and democracy as well as the experts and citizens throughout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The trust problems related to low radioactive waste disposal site selection discussed in this study highlight the fact that the scientific rationality and expert policy-making mode relied upon by the government agencies are no longer sufficient for the people to trust the government’s judgments or cooperate in the risk topics during the modern risk society. In terms of TCC model, trust inspired by value similarities drives the interpretation of scientific evidence and confidence. Therefore,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that enable to risk-topic related social choice must be able to reshape the shared value and form a new trust stabilization mechanism. In this study, the author proposed a participative discourse platform that emphasizes on “representation, collaborative framing, and decision impacts” may adopt the framework for policy deliberation in search of shared values, as well as generally accepted justice principles and solution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acceptance and legitimacy for the low radioactive waste disposal site sel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