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時代，商人已將王畿外東南西北四個方向的土地稱為「四方」或「四土」。卜辭中不乏有對四方土地進行問卜祈福的紀錄。 其後周人承襲商代以「四土」指稱疆域的觀念，亦將王朝四方區域冠以四土或四國之名。 而所謂「南土」，亦稱為「南國」，《左傳•昭公九年》記載：「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國語•鄭語》亦言：「當成周者，南有荊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其義泛指王朝疆域中心以南的全部疆土。 　　 　　南土這塊區域由殷商開始便受到中原民族關注，其後周人嘗試擴展勢力至南土失利，待春秋時期楚人於南土進行拓殖方得掌握該地。而楚人經略南土的策略與成效，更與楚國國家政治結構的建立及其發展息息相關。此外，在這段以諸夏為中心的南土經營歷程中，先秦江南地區多元的地區性文化與中原文化間的折衝交流亦不容忽視，史籍缺乏記載之江漢各族與周人、楚人間的政治聯繫實為研究先秦南土發展的關鍵課題。本文便是希望透過爬梳殷商乃至兩周階段南土局勢的長期發展，嘗試釐清各項關於商周南土政治地理結構問題，並將於論述中兼及同時期南方文化發展的面貌﹔希望藉此得以了解殷周民族和楚人經營政權疆土的輪廓，以及南方族群與中原文化接觸互動的實際情形。

本文將討論重心從傳統認知的楚文化圈，轉化為楚系文化圈，以「楚系」文化作為理解江漢流域東周文化的關鍵，而非討論楚人所進行的單面向征服。希望能透過此一研究角度的轉換，關照地域文化內部的多元族群，得以分梳政治權力與文化勢力的影響。 　　楚國郢都為楚系文化長期發展的重心，而郢都核心區的範圍，大體可對應為楚國的「王畿」，是以楚王居所與中央官署為中心所形成的區塊。楚國郢都行政體系已有一定規模，然而由地方勢力與封君控制的封邑，以及州的存在，阻礙中央對地方資源的徵調，致使楚王的支配權無法貫徹。 　　除了界定楚系文化核心的空間，本文也循楚人追溯先世之記憶，以楚人早期發展的沮漳之地，探索郢都文化的成形。沮漳河沿岸所見的大型城邑與春秋楚貴族墓群，呈現楚文化早期嘗試創新，卻受限於既有禮制之過程。戰國時期，郢都成為楚系文化繼起之重心，本文整合郢都核心區的貴族（士以上）墓葬資料，並參考楚地所出可資對照的實物，探討高等級墓葬所共享的文化特質。 　　本文前半部份的討論主軸在於楚國政體規畫，釐清楚國權力核心的範圍。然而，楚系文化圈之成立，政治勢力的拓展雖為其主要環節，最終仍著眼於文化圈內的住民能擁有同時性（simultaneity）的文化認知。先秦時期的政治控制與文化接受的關係複雜，兩者發展的進程是否同軌，仍需進一步考察。本文著眼於考古成果，分別探討楚人與楚系文化自郢都循長江的東、西向發展。對於西境的探討，首先整合渝東地區的出土資料，探討巴、楚文化彼此之間的採借與融合形式，以及整體峽區的物質流通。其後，再將討論焦點放於湘西與西陵峽地區，觀察楚人經營「西境」的模式。至於楚人的東向擴張，則有一段從漢東到東國的歷程，本部分討論著重探討江淮地帶的「吳頭楚尾」之地，將從楚人最初的東拓目標──漢水以東地區進行討論，再順長江而下，繼續討論楚國勢力東進至江淮間的過程，以及楚系文化於東國結構之下的發展。 　　戰國末期，楚作為政治實體已趨消亡，但是楚系文化圈生機未斷。楚人「東國」及其延伸的「南楚」領域，仍展現了一定的文化創制動力。此一由湘江、資水流域，經過江漢交會處的武漢，再到長江下游，循長江走向的區塊，在楚國政權亡覆前，憑藉楚系文化而有所整合。直至西漢初年，地方社群的文化表現猶能見其痕跡。當楚系文化不再依憑政治擴張的推動力量，其文化風格之延續，可作為解析早期中國地域文化發展的進一步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