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測驗一直是企業進行人力資源管理活動時的一個重要工具。大部分的人格測驗都是自陳量表，且沒有標準答案，因此在甄選情境時，應徵者對於人格測驗是否會有意圖地作假，一直是個很重要的研究議題。過去在研究測驗作假的議題上，主要有2種典範：（1）在人格測驗中設有一個量尺（scale）專門測量受試者是否意圖作假，（2）比較作假動機較高者和較低者對人格測驗反應的差異，來檢查是否有作假。 以往的研究大多從古典測驗理論的觀點來探討社會期許量表的作答，在古典測驗理論架構下，僅能就量表總分來判斷受試者的答題傾向，而本研究認為具有不同動機的受試者的作假企圖會反應在不同的題目上面，而非以一個概括的總分來決斷受試者是否有作假。透過試題反應理論（Item Response Theory, IRT）能分析每一個試題的特徵，再加上輔以DIF（Differential Item Functioning）的分析方法，徹底探討社會期許量表中的每個試題對不同群體的受試者產生不同的效果，另外，也透過同樣的方法分析人格測驗中的每個題目，從題目的層次探討：在不同的作假動機下，受試者的作答是否會展現不同的作答組型；接著，再從量表的層次，探討在不同的作假動機下，受試者在社會期許量表及人格測驗的作答是否會展現不同的因素結構。而由於作假可視為一種有意識地操弄作答，以造成良好的印象，因此，本研究也探討應徵不同職務者，是否會「朝向應徵的工作所期望的方向」來作答（作假），同樣的，透過題目的層次和量表的層次來探究這個問題。 本研究樣本乃自北部某顧問公司資料庫取得，為實際應徵工作或在職者之作答資料，為達成研究目的，共分析四組樣本，分別是一般應徵者樣本7,000人，非應徵者樣本7,000人，應徵行銷業務職務者3,974人，和應徵研發工程職務者3,974人。所有樣本皆填答「員工甄選人格量表」和「社會期許量表」二個研究工具，然後以SPSS 15.0 for Windows、 LISREL 8.72、以及 poly-SIBTEST等程式軟體進行資料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 （1） 非應徵者、應徵者、以及應徵不同職務者在社會期許量表和人格五個量表的得分，並不全然支持應徵者得分較非應徵者高的假設，不論是量表總分或個別題項得分之差異，雖然大多數是應徵者得分較高，但亦有約25%以上的題目是應徵者和非應徵者之間沒有差異，甚或非應徵者得分高過應徵者。 （2） 社會期許量表和人格五個量表當中都檢測出DIF題目，且當中有些是應徵者傾向高估，亦有些是非應徵者傾向高估自己的分數，因此形成每一樣本組獨特的作答反應組型。 （3） 跨群組的因素結構恆等性檢定結果顯示，人格五個量表在不同樣本群組的因素結構皆有所差異，但在社會期許量表的結構只在「非應徵者vs. 應徵者」及「非應徵者 vs. 應徵研發工程職類者」兩個比較組中有差異。 （4） 綜合應徵者、非應徵者、和應徵不同職務者在平均數差異、DIF分析、及人格因素結構恆等性之分析等指標，本研究判斷，應徵者在人格測驗上的作假，主要是為了形成「良好印象」的作假，此良好印象與社會期許量表所測者較無關，但與應徵職務特性所期望者較有關。 本研究最主要的突破在於從IRT DIF的方法學從題目層次探討人格測驗的作假議題，並且綜合探討社會期許量表和人格測驗的作假效果，此一突破是植基於本研究所欲探討的人格測驗並無標準答案之特點，因而運用DIF檢測方法來評估是否不同的受試群體（應徵者/非應徵者）在個別題項上，選擇某個選項的機率不同（即使他們的能力相同），而據以判斷不同群體受試者是否具有不同的反應組型；此外，研究結果也初步反映出應徵不同職務者的確有朝向其所應徵的職務所期望的方向作答的傾向。最後，本研究亦針對研究結果，從實務應用的角度以及方法學的角度，提出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欲探討在模擬甄選情境中，情境因素對降低社會期許之效果。本研究採三因子2×2×2受試者間之實驗設計，所操弄的三個獨變項為： 1.促發(priming)受試者誠實作答的傾向之有無 2.測謊題警告之有無 3.作答時間的限制之有無；依變項為社會期許正、負向題分數與三個人格測驗向度（適應性、親和性、審慎性）的分數。本研究分為研究一、研究二兩階段進行。研究一之受試者包括企業應徵者81人與國小實習老師92人，研究結果顯示：三個獨變項中，只在有「測謊題警告」情境下能顯著降低社會期許正向題的分數。「時間限制」則在無「促發」之情況下，會提升「親和性」人格之分數。針對研究一的結果，研究者改變「促發」與「時間限制」的操弄方式，其它研究程序相同，進行研究二。研究二之受試者為503位大學生，研究結果顯示：「促發」會提升社會期許負向題的分數，且在有「時間限制」、無「警告」的情況下，亦可提升「適應性」分數。「測謊題警告」可降低社會期許正向題的分數，並有降低「親和性」分數之趨勢。「時間限制」仍然沒有任何效果。 研究者分別就研究一、研究二之結果加以討論並提出可能的解釋。此外，研究者亦嘗試驗證與討論社會期許量表中正向題與負向題之建構。最後研究者檢討本研究之限制，並對未來之研究方向提出若干建議。 / The influence of three situational factors on reducing social desirability bias under simulated selection context was investigated in 2 studies. A 2×2×2 experimental design was used in these 2 studies. The three independent variables were: 1.’’Priming’’ the honest responding tendency. 2.Warning of having a lie scale. 3.Time limit for each question. The dependent variables included: 1.Two dimension scores of social desirability scale (positive keying items and negative keying items). 2.Scores of three personality dimensions (adjustment, likeability, prudence). Subjects of study1 were 81 job applicants and 92 elementary school intern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warning of having a lie scale” could reduce the scores of positive keying social desirability scale. “Time limit” increased the scores of “likeability” under “no priming” situation.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study1, the author modified the manipulations of “priming” and “time limit”, and conducted study2. The subjects of study2 were 503 college student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priming” could increase the scores of negative keying social desirability scale. “Priming” also increased the scores of “adjustment” under “time limit” and “no warning” situation. “Warning of having a lie scale” could reduce the scores of positive keying social desirability scale, and also had the trend to reduce the scores of “likeability”. “Time limit” still didn’t have any main effect on dependent measures. Base on the results for study1 and study2, the author discussed the effects of 3 situational factors on reducing social desirability bias, and also tried to clarify the construct validity of two-dimensional social desirability scale. The author also discusse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present research, and made som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