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利用書目計量學與引用文獻分析法分析引用1998年至2008年資訊科學重要期刊之特性。四種代表性期刊分別為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anagement、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以及Journal of Documentation，研究樣本取自WOS資料庫，共計9579篇書目資料。希冀藉由分析探討引用資訊科學文獻之分佈現象與主題範疇，以觀察其他學科與資訊科學學科的互動關係。 本研究結果歸納如下：(1)資訊科學期刊被引用文獻篇數數量隨年代增長。(2)研究型文章為引用資訊科學期刊文獻最主要的資料類型。(3)本研究不完全符合布萊德福與布萊德福-齊夫定律，但可經由布萊德福-齊夫定律圖解，觀察出核心期刊有七種，核心期刊主題以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為主。 (4)引用資訊科學期刊文獻之學科大類分佈情況，以引用圖書館學門以及科學類為主，JOD是圖書館學門重要的參考期刊。(5)期刊及圖書主題分佈以被圖書資訊學主題和資訊檢索引用最多。(6)高被引用文獻以JASIST所佔比例最多，顯示JASIST是高生產力與高品質兼具的期刊，是資訊科學最重要且最受關注的文獻來源。(7)高被引主題以全球資訊網最多，其次為線上資訊檢索以及搜尋。(8)高被引作者共21位，目前皆任職於學校機構，以從事資訊科學、資訊研究領域為主，研究主題則是資訊檢索、資訊計量學等為多。這21位核心作者可以說是目前資訊科學界的核心領導作者。 本研究結果可應用於館藏發展與管理之參考，界定重要的期刊與圖書文獻來源，有助於圖書館或相關研究單位規劃、建立完整的資訊科學研究架構，以支援研究。同時，可將本研究之分析應用於資訊科學領域研究者，提供投稿之參考、了解目前研究主流以及未來的發展趨勢等，並可提供於資訊科學期刊編輯者，讓其了解該期刊之表現，適時調整，作為期刊長期追蹤的參考。 / Through bibliometric approach and citation analysis,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related disciplines and subjects of literature citing the important Information Science journals during 1998 to 2008. The four leading Information Science journals ar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anagement,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A total of 9579 bibliographic data were from WOS database. Results show that：(1) The cited times of Information Science journals increased steadily. (2) Journal article is the main documentation type citing Information Science journals. (3)The distribution of literature citing Information Science journals does not exactly fit Bradford’s Law and Bradford-Zipf Law. However, by observation on Bradford-Zipf Law graph, there are seven core journals. The chief fields of core journals are Library Science &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4) Primary disciplines of literature citing Information Science journals are Library Science &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Science. JOD is the important reference journal in Library Science & Information Science discipline. (5) The subjects of journals and books highly citing Information Science journals are Library Science &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Retrieval. (6) JASIST is highly cited, showing that it is both a high productivity and high quality journal. (7) The highly cited subject is World Wide Web, and followed by information retrieval and search. (8) The highly cited authors, who mainly serve in college and most of whom hold the post in the related Information Retrieval and Information Study departments, defined in this study amount to 21. Most of them specialize in information retrieval and informetrics. Finally,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be applied to collection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and identify the core journal and books. It assists libraries or information centers in planning and establishing complete research framework on Information Science.

狄爾泰的詮釋學理論承接史萊馬赫詮釋循環整體與部分相互補充預設，並重視對作者心理的解釋，以及作者生命脈絡、背景知識的掌握，將作品視為生命表現，並與生命整體相關聯。同時他也將詮釋學與奠定精神科學的基礎的嘗試連結，將詮釋學作為精神科學重要的知識論、方法論。 然而狄爾泰的詮釋理論不只是精神科學的認識論。除了以體驗、表現與理解三個概念中除了說明了精神科學的研究對象和範圍，有關理解如何得以可能，狄爾泰將人視為歷史的存有，不但研究歷史、創造歷史並且接受歷史在我們身上的作用，我們的理解能力同樣受到歷史而決定的。狄爾泰以客觀精神肯定理解者與被理解者之間的共同性，並以效果關聯來說明理解個人與外在環境的互動關係。理解活動不是僅將作品、文本視為他人的生命表現，企圖以重建創作過程客觀地理解作品；藉由理解他人生命表現同時也檢視自己的生命，同時在理解過程中也將自己的體驗移入，如此成為從生命理解生命的生命詮釋學。 本文以歷史學派、康德與史萊馬赫作為狄爾泰生命詮釋學的準備，並以客觀精神與效果關聯作為理解的前結構，從體驗、表現與理解三個概念來說明狄爾泰詮釋的豐富內容。以高達美在《真理與方法》中對狄爾泰的批評為反對立場，最後嘗試以狄爾泰自己的理論來回應高達美的批判。

本研究主要探討服務創新所具備的關鍵成功因素與所影響的企業經營績效指標的評估架構。並進一步探討影響企業經營績效指標的服務創新關鍵成功因素間的比例權重。 本研究歸納相關次級資料後進行分析，並採用「量化研究」方法-AHP層級分析法，建立「服務創新關鍵成功因素與經營績效評估架構」。再針對台灣進行服務創新且擁有自有品牌的製造業進行專家問卷以探討「服務創新關鍵成功因素與經營績效」各因素的權重關係。 研究結果顯示： 一、 整體台灣進行服務創新且擁有自有品牌的製造業，其四大服務創新經營績效主要影響因子相對權重，依重要程度排序以「顧客滿意度」（0.405）為最高，其次是「顧客忠誠度」（0.339）、「外部服務價值」（0.139）、「內部服務品質」（0.114）。 二、 整體台灣進行服務創新且擁有自有品牌的製造業，其影響服務創新事業經營績效的服務創新關鍵成功因素重要性前六名，以「根據品牌精神創造新的服務價值主張」（0.176）為最重要的服務創新關鍵成功因素。再依序為「顧客感受的產品與服務的品質」（0.113）、「消費前後顧客感受到企業行銷服務品質」（0.101）、「對服務創新事業的持續性投資與承諾」（0.089）、「具有競爭力的產品與服務的價格」（0.079）、「在服務體系中維護價值共創共識與技術傳遞機制以維持企業在價值體系中的地位」（0.074）。 最後，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進行理論及實務意涵的討論，並提出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提出一創新的旅遊推薦服務系統，以意象模型作為旅客意象(包含自我意象和情感需求)、景點意象、以及中小企業所提供服務之意象在系統裡的一致性表達。以上所提及之利益關係人的意象會經由數個系統模組進行建立與管理，並演化以反映出意象擁有者在真實世界的狀態。除此之外，本系統為動態運行，強調旅遊產業裡各個利益關係人角色之間的互動關係。每當互動發生，相關意象模型會進行混合，演繹出額外的意象屬性，以進行意象模型之調整。另外，基於顏色與情緒可相互對應的相關研究，我們將色彩理論運用於意象媒合與意象混合模組之中，藉此為旅客推薦符合其情感需求的旅遊景點或服務。本研究所提出一系列基於意象衍伸的系統化方法，可被應用於各種不同的領域。我們相信本研究可以為其它領域之實務應用與學術探討帶來顯著的貢獻。 / This research presents a recommendation service system that considers the image as a uniform representation of tourist images (include self-image and emotional needs), destinations, and local SMEs. Images carried by each stakeholder roles are modeled and managed by several system modules, and they also evolve to reflect the real time situations of each entity. In addition, the system is dynamic in terms of its emphasis on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se roles. When interactions occur, image mixing will be conducted to derive extra image attributes for the adjustments of the images. Besides, since colors can be mapped onto emotions, we use colors to operate the image matching and mixing process to find good matches of destinations for the recommendation. This image related approach we proposed is domain-independent. We believe our method could contribute to other areas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s and academic studies.

實廣告管制的社會科學化不僅有學術上的意義，在不實廣告管制的實務上，也具有深意。誠如Brandt & Preston(1977: 61)所言，行銷界總期待法律人不僅嫻熟實體法律與程序，也能詮釋與採用消費行為研究資料，一方面據以解釋法律的構成要件，一方面在法律事實的認定上，提出更強而有力的證據。換言之，正因為不實廣告法律解釋與事實調查有賴整合社會科學知識，一個法律人如果就攸關社會科學的變項一無所知，或是所知有限，勢必無從詳實地解釋法律構成要件的意義，亦無法運用社會科學證據方法調查事實，更無力分析社會科學證據方法之採證法則，遑論還要達成維護消費者利益與公共利益的目標。 本研究分就不實廣告管制之基礎規範構，內容類型社會科學解釋，詮釋方法社會科學解釋，證據方法與採證法則社會科學化等五個層面，就社會科學管制程序與實務管制程序之差距，加以對照描述。 一、不實廣告管制之基礎規範 從本研究歸納之廣告管制的立法模式類型可發現，除了愛爾蘭、荷蘭、大陸、西班牙、希臘以及比利時少數幾個國家，就不實廣告管制採取單一立法的模式，我國和多數國家都採取複數立法的模式。 就定義不實廣告之基礎規範分析上，本研究採用Petty & Kopp(1995)的概念框架，分就不實廣告的內容類型、詮釋方法加以比較。雖然各國法律或實務多半顧及暗示訴求與隱匿重要資訊（Miracle & Nevett, 1987:42; Schotthofer, 1992: 91; Petty, 1994: 327），不過也只有美國與德國在實務上會引用文本觀察法與消費者認知觀察法協助詮釋之(Petty, 1996: 36；劉孔中，1997)。以美國為例，由於「聯邦貿易委員會處理虛偽不實政策綱領」中宣示，在詮釋暗示訴求時，宜先動用文本觀察法，如有必要則會審慎援引消費者認知觀察法與外部證據，透過如是縝密的步驟規範，確立了管制科學化的基礎，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所制定的「不實廣告處理原則」大體上繼受了美國對於不實廣告詮釋方法，同時強調文本觀察法與消費者認知觀察法，一則未能說明何者優先適用，二則未表明採納社會科學證據方法的必要性，使得不實廣告的觀察方法運用上，並不能依照廣告內容類型與時機適當地援用正確的觀察方法。 另一方面，就推論方法言，推論群體與相關大眾人數的認定上，依照各國採行的推論群體標準，大體可以分為「無知者標準」、「一般人標準」與「懷疑者標準」三種（Sullivan, 1986:601; Black, 1988: 530-532; Schricker, 1990: 630-633; Lysonski & Duffy, 1992: 183; 羅明宏，1993：70-73; Jocoby, Handlin & Simonson, 1994:887-888; Pretty, 1996; 吳翠鳳，1996：170）。公平交易委員會所制定的「不實廣告處理原則」與美國的立法例更為接近，一方面，均採取「一般人標準」，同時針對專業產品改採「相關大眾之普通注意力」；二方面，在推論上強調交易相對人認知的重要性；三方面，認為必須要有相當數量的消費者有受誤導之虞，才構成不實廣告。 另一方面，不實廣告的管制結構中，可分為司法管制、行政管制與準管制三個體系。Posner(1992: 367)就指出，就行政管制模式與司法管制模式兩相比較，司法模式有如下的優點：一方面，當事人對於政府機關的倚賴程度最小，可依據消費者自主能力進行訴訟；二方面，受有損害的消費者受到能夠獲得損害賠償的激勵，可以強化其提起訴訟的動機。不過，行政管制也有其不可抹煞的優點：一方面，當事人不必花費過高的訴訟成本（訴訟費用與律師費），可以依賴行政機關代為遏阻不當行為；二方面，行政管制下的主管機關會基於公共利益、保障公共安全等考量，對於就個別當事人損害過小的不實廣告侵害案件，主動介入。 綜上所論可發現，在我國司法管制的模式下，一來由於實務界的意見至為分歧，民眾往往無從自司法管制機制下獲得損害賠償；再者以法院的被動性、個案性、訴訟耗時的本質，先天上就不適合擔任不實廣告的管制者。三者，不實廣告造成個別消費者的損害往往不大，加上我國民眾尚不熟悉消費者團體訴訟模式，實難期望透過司法模式矯正不實廣告的歪風（廖義男，1996：119）。因此，這也就造成國人捨司法管制機制，普遍倚重公平交易委員會，作為解決不實廣告爭端的重要機制。 不過單靠行政管制機制想要解決不實廣告爭議，實非易事。透過第二章的各國管制機制比較，可以發現無論是美國採取的媒體自律與自律組織管制雙軌制（Rotfeld, Abernathy & Parsons, 1990; Rotfeld & Parsons, 1989）； 或如英國交由「廣告標準局」、「廣告實務委員會」與「獨立電視協會」分就不同媒體出現之廣告加以自律；或如鄰國日本由「日本廣告審查機構」從事自律的工作。這些國家在行政管制與司法管制之外，創設出一套準管制模式，自律組織依照自律規章或是法律授權，對不實廣告的爭議案件進行管制，限制違反規定廣告主刊播廣告的權利，或請求主管機關從重處罰。使得絕大多數的不實廣告爭議並未進入司法或行政程序，而藉由自律機制以非正式程序止息紛爭（Miracle & Nevett, 1987：218-219; Boddewyn, 1992:78-84; Hotchkiss, 1993: 80-86）。準管制機制的付諸闕如，可謂我國不實廣告管制機制設計上出現了漏洞，也無形中加重了公平會的負擔。 二、不實廣告內容類型社會科學化之差距 就不實廣告內容類型社會科學解釋言，Preston(1994:31)曾經指出，不實廣告的爭議案件在適用法律上，有的易如反掌，有的卻難如登天。前者指的就是明示的廣告訴求，通常只須比對廣告與產品屬性即可得知是否不實；後者則指暗示廣告訴求，雖然不容易判斷，但可透過考察一般消費者認知上是否有受誤導之虞，藉以澄清此不確定法律概念實係可描述與經驗得知者。 然而，就社會科學研究者的角度觀之，不僅暗示廣告內容有引人錯誤之虞，評價訴求一樣會引起消費者對於廣告意義的誤解（Holbrook,1978: 545-547; Richards & Zakia, 1981: 133; Richards, 1990:38-39, 53）。所謂評價訴求係指，以情緒性、感性、主觀的方式，陳述對於產品屬性的印象或意見，並未就產品或服務的屬性加以描述，而此一訴求會衍生出另一個關於產品或服務屬性的意義，如果消費者因為信任此一意見，誤以為產品具有「衍生的屬性」，則可能會陷於錯誤。 我國公平交易法第21條的定義中，把不實廣告區分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此一立法定義十分周延，在解釋上不僅包含了明示訴求單純的不實，特別是「引人錯誤」的概念上，應能涵蓋了暗示訴求以及評價訴求的廣告內容引起一般大眾錯誤認知的狀況。否則在電子媒介時代，廣告主與廣告代理業不斷將明示訴求、真實訴求以及傳統的文字訊息，轉換成暗示的訴求和評價訴求，廣告內容雖然表面上不觸及產品或服務的屬性，無從直接從廣告內容上觀察出有虛偽不實之處，但在廣告訴求蘊含的多種意義中，一旦有一個意義會使消費者陷於錯誤，一樣可能使消費者受侵害，亦仍有影響市場競爭之虞（Shimp, 1979；Richards & Preston，1987；Richards, 1990:38-39）。 不過，上述內容類型的分類法僅停留在「社會科學管制程序」學說上討論，尚未完全獲得實務界採納。透過本研究第二章與第三章的個案分析可知，實務管制程序下對內容類型之法解釋仍存有下述問題：第一、所謂「虛偽不實」與「引人錯誤」廣告之意義究竟有無區別之必要，仍有疑義(Ford & Calfee, 1986: 82；Jacoby & Hoyer, 1987: 54；周德旺，1992：206)，從「不實廣告處理原則」第5點所定義「虛偽不實」，係指「表示或表徵與事實不符，其差異難為相當數量之一般或相關大眾所接受，而足以引起錯誤之認知或決定者。」仍以引人錯誤為不法之要件，可見兩者的區別仍不清楚，以至於在規範體系上，舉凡觀察方法、推論方法與證據方法都未將兩者加以區分。第二、公平會對於利用「影射」、「隱含的意義」、「含混標示」等暗示訴求方式，使消費發生錯誤認知，公平會都會解釋為「引人錯誤」廣告；從本研究內容分析部份顯示，在888則案例中，將暗示訴求納入管制者，已佔全部案例的3成8，可見公平會已經重視暗示訴求之管制。第三、目前公平會幾乎就評價訴求都不加以審查與處分（詳見第三章第二節貳的討論），從本研究內容分析部份顯示，在888則案例中，將評價訴求納入管制者，僅佔全數案例的2成7，足證評價訴求的內容類型確實受到管制者的忽視。。 三、不實廣告詮釋方法社會科學化之差距 不實廣告法律解釋的第二個層次，即針對引人錯誤之虞的廣告，以社會科學解釋說明法律規範不實廣告之觀察與推論方法。 所謂觀察方法係指，法令中就管制者如何認識廣告有「引人錯誤之虞」加以規範，一般來說可分為兩種不同類型的觀察法，一為文本（text）觀察方法，亦即就系爭廣告的陳述，單獨觀察或整體觀察，以確認廣告的意涵（參照「不實廣告處理原則」第7點第2項、第3項）。二為，探究消費者認知的觀察方法，則須以一般公眾的認知為準，方能確認廣告訴求的真實意義（參照「不實廣告處理原則」第5點、第6點）。 而推論方法則指，法令中規定判定廣告訴求是否有誤導消費者之虞前，必須分別證明兩個爭點：第一，潛在消費者中有多少或然率會受到廣告誤導？第二，那一種類型的消費者是不實廣告認定之推論群體（Pretty, 1996: 40）？公平會制訂的行政規章觀之，公平會也已經就推論方法有明文規範：回應第一個爭點，「不實廣告處理原則」第5點與第6點明確指出，無論是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均以「相當數量之一般或相關大眾」陷於錯誤為判斷依據，此處「一定數量」或「或然率」則郊遊主管機關推論與裁量；回應第二個爭點，公平會也主張，一般商品或服務以一般大眾施以普通注意力仍陷於錯誤，或如係專業性產品則以相關大眾之普通注意力仍陷於錯誤，即屬不實廣告（參照「不實廣告處理原則」第7點），顯採「一般人標準」為推論群體，主管機關進行推論時，要決定「相當數量」則應依照此一標準。 從社會科學管制程序觀之，無論是規範觀察方法或是推論方法的法規中都包含了不少的經驗性不確定法律概念，例如「一般大眾」、「認知」、「相當數量」等，均可透過社會科學知識加以描述，轉化為操作型定義，進而以實證方法加以測量與評估。 既然消費者認知是一個複雜的資訊處理過程，藉此從個人所處的環境中，把消費者所受到刺激的資訊組織起來，並且將訊息加以詮釋成為具有意義的觀念（Wells & Prensky, 1996），則在法律解釋上，如牽涉一般大眾的錯誤認知之觀察，就應當深入此消費者資訊處理模式。 然而「實務管制程序」上，關於詮釋方法之法律解釋仍與社會科學管制程序存有差距。從第二章與第三章的文獻探討可知，至少有下列四個問題： 第一，在觀察方法層面：為確認引人錯誤廣告中多重意義究竟何者有誤導消費者之虞，主管機關應先動用文本觀察法，在文本觀察尚不能確認者，則再動用消費者認知觀察法，就足以引起消費者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訴求，援用社會科學證據方法證明之，但是公平交易行政上並未區別兩者的先後秩序，處分書中援用消費者認知觀察方法者，較文本觀察法者為多。 第二，在觀察方法層面，雖然有不少處分書援引消費者認知觀察法，卻不見在處分書中說明「一般消費者」的定義。當管制者動用「一般大眾」、「消費者認知」等概念時，其實管制者並未正確理解消費者認知觀察法的含意，也就沒有以消費者資訊處理模式解釋所謂「一般大眾」與「消費者認知」之意義。缺乏社會科學化的法律解釋的情況下，「實務管制程序」上所謂消費者認知完全仍只是建基於個人（或委員間）的直覺常識而已。 第三，在推論方法層面，如何獲得「一般大眾」認知的推論方法，主管機關也未完整定義，換言之，無論是「一般人標準」或是「相當數量大眾」的意義界定上，都缺乏清楚之闡釋。 第四，就內容類型與詮釋方法的關聯性言，「社會科學管制程序」上需要經過詮釋方法確認的內容類型，亦即暗示、評價訴求的內容類型中，從文獻探討中會發現，「實務管制程序」上往往未援引任何觀察方法與推論方法，就直接認定為虛偽不實，反而有相當高比例「明示/真實」訴求的案件論及了詮釋方法。此處顯現出了主管機關在解釋法律時，並未釐清「明示/真實」訴求可以直接比對廣告訴求與產品屬性間差異即可確認為不實廣告，實無庸在案例的理由中論及「一般大眾」、「消費者認知」等概念之必要。 對照第六章的內容分析可進一步證實上述四個問題點，雖然公平會頒佈「不實廣告處理原則」中，對於不實廣告詮釋方法有詳細的規範，但實際案例的廣告詮釋方法上，運用詮釋方法的個案數量並不多，僅案例中提到「消費者認知」的案件較多，約佔總案件數的2成8，可見不實廣告詮釋方法並不受主管機關之重視，前述「經驗性不確定法律概念」之意義自然也一直未獲得公平會澄清。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實務管制程序層面，內容類型與詮釋方法關聯性的檢驗上，主管機關在援引文本觀察法時，有較高比例的案件是屬於暗示訴求；另一方面，如單純探討「暗示訴求」與詮釋方法間之差異性，或「評價訴求」與詮釋方法之差異性，都無法檢驗出其差異具顯著性。不過如合併變項後，則可發現「暗示/評價訴求」與詮釋方法間確實有顯著的差異（根據卡方檢定之中，D.F.=1, p<.001）：亦即「暗示/評價訴求」的廣告內容類型案件，主管機關動用詮釋方法的機會，要較「明示/真實訴求」者為高。足見，公平會已經開始針對不同內容類型的案件，適用不同的詮釋方法，這一點與文獻探討所得有所不同。 四、不實廣告證據方法社會科學化之差距 既然在不實廣告法律的解釋上整合了社會科學的觀念，也指出「一般大眾」、「認知」、「相當數量」等經驗性不確定法律概念，均可須透過社會科學方法澄清之，本研究的第四章即就事實調查的社會科學化加以分析，主要的討論焦點在於公平會的行政調查程序上可應用的各種證據方法。 本研究界定社會科學證據方法的意義為，透過量化或質性社會科學方法評估過的事實資料，可使是法院或行政機關確信其主張為真實，而可供證明用的有形物體，均屬之（Cecil, Drew, Cordisco & Miletich, 1994；Pappalardo，1997：793）。其次，又參酌學說將證據的來源劃分為內部證據與外部證據（Brandt & Preston，1977：56； Preston, 1987:637），以及質化證據與量化證據兩種類別。透過兩種分類的交叉比對，可以發現不同證據類型具有不同的證據力，對不同類型的待證事實亦具有不同程度的解答。 在證據方法層面，如就「社會科學管制程序」觀之，基於不實廣告詮釋方法之法律社會科學解釋，暗示、評價訴求之個案往往不能由內部證據，也就是無從由執法者以直觀推論就可得知消費者的認知狀況，應當要透過消費者證言或量化證據等外部證據，方能充分說明一般消費者所認知之廣告意義，因此應採用外部證據，較能釐清待證的法律事實（Brandt & Preston, 1977； Armstrong et al., 1980 : 27；Preston, 1987；Preston, 1989；羅明宏，1993：102-103; Petty, 1996: 38；Pappalardo, 1997）。 另一方面，如就質化證據與量化證據比較，無論是座談會、焦點團體討論都有助於擴大學者、專家與業者代表的意見參與，協助法律解釋與事實調查，對朝向更深入的詮釋與評估，通常在不實廣告的事實認定上，此類方法會運用在證實業界度量衡標示習慣、價格標示習慣與鑑定意見討論（Haskins & Kendrick, 1993: 103；胡幼慧，1996：139）。而量化證據，諸如調查法、實驗法或準實驗法，則在應用上多以澄清消費者對廣告內容的認知為主，其中特別以調查法透過系統、標準化的資料蒐集過程，可以找出具有代表性的一般消費者意見，也較能協助執法者判斷是否有「相當數量一般消費」發生錯誤認知，因此也是較受到主管機關、當事人或學者重視的證據方法（Preston, 1986；Preston, 1987；Preston, 1990；Richards, 1990: 112;羅明宏，1993；劉孔中，1997）。 從「實務管制程序」層面觀之，公平交易委員會實務上開啟了運用社會科學證據方法的先河，特別在「上盟廣告事業有限公司所為之引人錯誤廣告處分案」中，公平會採用相當進步的事實認定方法，認為應考察「讀者自廣告中認識廣告主所從事或實際從事之事業活動」，為了呼應這種貼近消費者行為與認知的取向，公平會遂主動進行問卷調查（參照公平會(81)公處字第001號處分書）。另一方面，此案件之所以採納調查法證據，據前任公平交易委員會副主委廖義男（深度訪談，1999年2月1日）表示，「上盟廣告事業有限公司所為之引人錯誤廣告處分案」是公平會處理的第一件案件，如果僅以會內同仁的判斷恐引起不必要的批評，為求慎重起見，使被檢舉人信服，委員會議在展期剩下一天的情況下，決定進行問卷調查，故委由五個同仁在展覽場地外進行訪談。不過此一案件的證據方法並未為其他同類型案件所沿用，絕大多數的不實廣告案件都顯現，主管機關不主動調查消費者對廣告的認知，但如果當事人提出關於市場佔有率、營業額、公司形象、品牌形象以及相關大眾所共知的調查法證據，公平交易委員會也不拒絕，通常均相當重視，並會援引作為事實認定的重要依據。 公平交易委員會雖不排斥社會科學證據方法，但是如透過案例的分析，依據公平交易法與公平會頒佈的「不實廣告處理原則」檢視實例中證據與構成要件間的關係，不難發現主管機關並未依照法律及命令的規定來詮釋不實廣告內容。以商標或包裝等矇混的案件類型，法律要求事業就其營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以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者為限（參照公平交易法第20條）。但透過案例檢索與分析，僅「宗柏企業有限公司被處分案」（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84.2.14.公處字第017號處分書）與「美商摩托羅拉公司訴願案」（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84.3.2.公訴決字第011號訴願決定書）中，檢舉人為了證明其商品達「夙著盛譽」，已廣為消費者所普遍認知，當事人因而提出市場調查證據。其他類似案件就「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者」的事實認定顯然並未受到正視，公平會所頒佈的「處理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原則」中雖然規定遇有「相當爭議致難以判斷」，得舉行公聽會或座談會；「影響重大且有相當爭議致難以判斷」，得委由公正、客觀之團體、學術機構進行問卷調查，但多半的案件仍由主管機關以主觀推論以確認「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的構成要件，顯得過於輕率。 一般不實廣告的案件類型中，公平交易委員會在檢驗公平法第21條所謂「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時，也未嚴格遵守其自行頒佈的「不實廣告處理原則」，除了前述的「上盟廣告事業有限公司所為之引人錯誤廣告處分案」中以問卷調查測量「閱讀廣告者的認識」，多數案件在判斷有無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情事前，並未討論到交易相對人對表示或表徵的認知，也沒有在處分書中依照一般商品(服務)與專業性產品(服務)的前提，區分一般大眾的普通注意力」以及專業性相關大眾的普通注意力（參照「不實廣告處理原則」第7點）。在法律解釋層面未嚴格遵循法律構成要件認定事實，也未說明認定事實的方法，自然會影響證據程序偏向質化的、簡單化的推論方法，對事實認定的周延性就顯得不足。 不過以少數個案的狀況，尚無從全面說明公平交易行政在證據方法社會科學化的實況，實有必要就公平會歷年來的不實廣告處分書加以系統性分析。如參照本研究第六章內容分析之結果，可發現將外部證據與內部證據的數量相較，公平會所採用的證據方法多數還是集中在內部證據上，但外部證據特別像是「被檢舉人抗辯」與「書面證據」及「其他主管機關意見」等質化證據出現的頻率也不低，顯見公平交易委員會在證據調查程序上，採取相當開放與多元的態度，能夠借重機關外的專家、學者、研究機構、法院、消費者或當事人等提供經驗，以協助判斷不實廣告是否有引人錯誤之虞，令人耳目一新。不過在外部質化證據的類型上，仍有過度偏重當事人的意見陳述與書面證據，以及過分仰賴政府機關專家鑑定意見，鮮少採用是半結構團體的證據方法，如聽證或座談會，或是結構團體的證據方法，如焦點團體法的缺點。換言之，公平會採用的外部證據方法，多傾向單一來源的專家鑑定意見，忽視更周延、更嚴謹、更意見多元的質性證據方法，至於聽證與焦點團體討論都沒有出現在本次研究分析的案例中，此為美中不足之處。 如就質化證據與量化證據相較，「實務管制程序」上出現量化證據的案例約佔總案件數的0.5成，可見量化證據方法在公平交易行政上相當罕見。不過誠如文獻分析所言，為了證實消費者對廣告之認知，多數案例中出現的量化證據都是調查法證據。 另一個值得關心的問題則是「實務管制程序」上，採用量化研究的案例中，有7成4是「暗示/評價訴求」，只有2成7是「明示/真實訴求」。而且卡方分析的結果，證實「暗示/評價訴求」與量化證據間確實有差異。這個發現或能證明實務管制模式在處理「暗示/評價訴求」時，較會採取量化證據，較符合社會科學證據方法的理想，但由於所蒐集到出現量化證據的案例只有34個案件，假設檢驗是否具有統計上的意義，頗值商榷。 五、不實廣告採證法則社會科學化之差距 在事實調查層面上，社會科學證據方法（尤其是量化的科學證據方法）往往被視為權威與不可挑戰的，林鈺雄（1999： 52）就指出，人力無法挑戰科學證據的迷信由來已久，許多法律人只要看到統計數據就可能俯首稱臣，完全不考慮科學證據是否經過合格的操作程序和法庭的證據程序等基礎問題。足見法律工作者不僅要能夠運用社會科學證據方法，更要能瞭解研究問題如何形成、研究如何進行、結論如何獲致以及研究成果如何解釋與呈現等各層面的細節，才能進一步判斷與評估社會科學證據方法是否可靠（Faigman, 1989:1030-1031），也方能避免鑑定人、專家或市場調查公司喧賓奪主，成為實質的裁判者或是裁判的支配者。 社會科學管制程序下之採證法則層面，應整合社會科學方法論、實務見解與美國證據法的法理，以確認採證法則之內涵（Cecil, Drew, Cordisco & Miletich, 1994），其具體的途徑有二：一方面，界定檢驗一般社會科學證據方法時，都必須考量的研究者資格；二方面，就檢驗量化證據時，應當注意的問題設計、抽樣方法、資料蒐集程序、資料分析與解釋等層面，逐一加以說明，以確認不實廣告管制採證法則內涵，以期讓管制者採納社會科學證據方法時有明確的標準（Preston, 1989: 508; Jocoby, Handlin & Simonson, 1994）。 在「實務管制程序」上，公平交易委員會已經頒佈「處理當事人所提供市場調查報告之評估要項」，使社會科學管制程序界定之採證法則不再停留在學說的討論，而已經有具體法規範可供執法之參考。如此一來，雖然主管機關面對社會科學研究未必比學者、研究人員、市場調查公司更專門，既然採證法則的規範已經綱舉目張，則執法者自然可以運用形式的證據法則，來檢驗程序是否無誤，並進而判斷社會科學證據方法可否接受。 不過就現行法規範的檢討可發現，公平會制訂之「處理當事人所提供市場調查報告之評估要項」雖然已經詳細地就市場調查之採證法則以規範，令提出調查證據之當事人負擔說明義務，然經過第五章的討論，可發現在當事人資格的限制、抽樣方法、樣本大小與採證法則、問題設計與採證法則以及資料蒐集程序與採證法則等項目上，仍存有缺漏，殊值注意。 如就公平交易行政適用前述採證法則的實況考察，由於此一評估要項遲至1997年12月31日才由第322次委員會議通過，經1988年7月1日第347次委員會議修正，到同月13日才正式發布，加上實務程序採納量化證據的數量不多，就少數出現量化證據的案例分析，可以發現實務管制程序下，處分書中論及採證法則的案例並不多見，僅有23個案件，而其中有12個案件沒有逐一說明量化證據中問卷設計、抽樣、統計方法、資料分析方法、研究者資格等細節，使公平會的處分書顯得在審查量化證據時失之簡陋，也與社會科學管制程序的概念差距甚遠。當然這或許和多數案例的理由欄並未詳細記載採證法則的內容有關，但在行政程序法公佈、實行後，行政機關對證據的採納與否應當附理由告知當事人（參照第43條），將來是否會改善，值得期待與檢驗。 綜上所論，本研究提出具體建議如下： 一、法律解釋之改革 (一)內容類型之改革 1.檢討「不實廣告處理原則」（以下簡稱為「原則」）中虛偽不實與引人錯誤廣告的定義 2.將暗示訴求之定義規範在「原則」中 3.將評價訴求之定義規範在「原則」中 (二)詮釋方法之改革 1.修正「原則」，文本觀察法應先於消費者認知觀察法適用； 2.「原則」中界定「消費者認知觀察」法之意義 3.修正「原則」，以消費者資訊處理模式界定「一般人標準」與「相當數量之大眾」的意義 4.「原則」中增訂暗示、評價訴求應適用詮釋方法 二、事實調查之改革 （一）證據方法之改革 1.改變舉證責任法則，視內容類型詮釋之必要令當事人負提出外部證據之責任 2.改變舉證責任法則，視內容類型詮釋之必要令當事人負提出量化證據之責任 3.一般消費者提起爭訟之舉證責任倒置 4.「原則」中增訂暗示、評價訴求之判斷，必要時應適用社會科學證據方法 5.證據方法應多元運用 （二）採證法則之改革 1.修正「處理當事人所提供市場調查報告之評估要項」（以下簡稱「要項」）缺漏事項 2.落實「要項」令當事人應負說明義務 3.因應「行政程序法」施行，令主管機關採證時論及採證法則 4.由當事人就證據交互辯論 三、管制機制之改革 1.不同內容類型適用不同行政流程 2.引進準管制組織

從邏輯實證主義到巴柏的科學哲學再到孔恩的科學革命，本文從這一連串科學哲學的發展出發，先就科學哲學方法論做一個基本的論述，再以其中巴柏的科學哲學作為討論法律解釋的基礎，其中包括法律的客觀性、否證法在具體疑難法律概念的運用，最後提及法律進步的相關問題。 對於客觀性的追求，巴柏認為並不在於認識的結果本質上能達到真理性，這是因為歸納法上的休姆問題無法解決，所以我們必須放棄對於理論的證實（verifiable）夢想，而改以否證的方式進行理論的檢驗。當一個理論通過愈多次否證的考驗，就會成為一個暫時被接受的理論，而這些暫時性的理論並非沒有錯誤的可能性，因此理論認識的結果應建立在對於各式理論合理的討論可能性（discussibility）與批判可能性（criticibility）上，而客觀性就是理論在批判中所建立起來的一種似真（truthlikeness）或逼真（verisimilitute）。 如果將巴柏所謂的客觀性，具體使用在法學中，法律解釋的客觀性，亦可以被認為建立在互為主觀的討論可能性與批判可能性（inter-subjective discussibility or criticizability）上，此時確保客觀性的科學方法是透過「科學方法的公共性格」（public character of scientific method），或是「科學方法的社會面向」（social aspect of scientific method）來加以觀察的，科學知識的增長就在於這樣公開地批判與討論中，透過經驗的檢驗或是駁斥，不斷成長累積與增加。 具體能夠實施這樣科學方法的場域，亦即能夠促使理論置於一種開放的批判空間，巴柏認為必須在一個開放社會才能達成，在開放的社會中，可否接受批判被當作是理性的標準。開放社會的成員會積極、自由地進行批判以改善他們所處的位置，而巴柏心中認為最適合開放社會的政體就是民主政體，唯有民主政體才能寬容多元。

Evolu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ic system has significantly impacted on customer behaviors. The service economy era has accompanied rapid growth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This work focuses on service innovation enhancement for cluster SMEs, which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global economic system. These SMEs, which have specific knowledge and capabilities, are keys to improving customer service experiences. However, the entire service system has evolved, as have customer behaviors. In addition to understanding how service value is created, interactions between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systems during value creation are also crucial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dustries. For service systems consisting of SMEs, the design of a value network for clustered SMEs still faces huge challenges in finding key value propositions and assessments for value creation. To assess service value, relationships, and customer feedback from both economic and social psychology perspectives, this research proposes a novel service ecosystem for value creation in service dominant logic and customer-driven and imagery-based value network design approach (CIVNDA) grounded in service dominant logic and image theory. The CIVNDA (1) provides a framework for designing and configuring a service value network that can identify the roles and value propositions of each partner; (2) provides a novel service imagery representation to characterize services of businesses from a customer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and (3) generates appropriate partners for specific cooperation goals and service journey designs. Due to the importa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service innovation, integration, and provision, this research also implements an ICT-based service platform—uVoyage using color image scale and metaphor theory. Tourism is selected as the study industry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the CIVNDA and the uVoyage service platform. Interview and focus group results (1) show that four different evolutionary stages of tourism SMEs exist when adapting to the current service economy era; (2) indicate how the CIVNDA and uVoyage platform facilitate value co-creation for tourism SMEs during different evolutionary stages; and (3) demonstrate how the features of service imagery differ from brand images and can be utilized to bridge gaps between product design and customer-driven service design. This research can contribute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service system ecology and service value evaluation in service value network designs consisting of SMEs in the tourism, design, cultural, and creativity service industries. The proposed concept of service imagery also guides future innovative research and outcomes of service value network design.

本研究主要目的有三：（一）探討國小六年級學生在學習「地球的運動」前所具有的另類概念類型，及與空間能力的關係；（二）探討「地球的運動」單元各主要概念是否有發展的先後順序，及「地球形狀概念與重力概念發展」模式的適當性；（三）設計整合的概念改變教學策略，探討高、低空間能力者在不同教學層次與學習方式上的概念改變立即學習效果如何。進一步探討學習效果的持續性如何。並討論影響學生概念改變的可能因素，期能提供教學者及後續研究者之參考。 為完成前述研究目的，本研究進行研究一與研究二兩個研究，所使用的研究工具包括：地球的運動開放式紙筆測驗、地球的運動封閉式紙筆測驗、空間能力測驗、深層處理學生手冊和教學活動設計、淺層處理教學活動設計等，除空間能力測驗外，皆進行預試及修正。在研究一裡，採用問卷調查法及晤談法，以地球的運動開放式紙筆測驗，選取台北市萬興和萬福國小共235名學生為對象，考驗主要概念的發展順序。並依照空間能力測驗的結果找出前後各33﹪的學生列為高低空間能力者，考驗其在科學概念上是否有所差異。本研究一的主要結論如下： 1.高空間能力者在地球形狀、重力概念、晝夜成因、四季成因的科學概念，皆優於低空間能力者。 2.「地球形狀與重力概念的發展模式」是適當的，且各主要概念間有發展的順序存在，而學生的概念是「自然－文化－發展成熟度」三者的函數。 在研究二裡，採用準實驗研究法，首先設計「地球的運動」概念改變教學策略課程，並選取台北市萬興國小及萬福國小六年級各四個班級，共128位學生為對象，進行兩週的教學實驗，隨後進行紙筆測驗立即後測，間隔四週後進行延宕後測。根據研究所獲得資料進行分析，結論如下： 1.本研究之整合概念改變教學策略，有助於學生地球的運動相關概念的改變的立即效果和延宕效果。 2.接受深層處理的概念改變立即效果和延宕效果，皆優於接受淺層處理學習的效果。 3.配對合作學習效果會因為教學層次不同而有所不同，接受深層處理來學習時，配對合作的概念改變立即效果和延宕效果會優於個別學習。但當學生接受淺層處理時，配對合作學習與個別學習的概念改變立即效果和延宕效果並無差異。 4.配對合作學習效果會因為空間能力不同而有所不同，低空間能力學生，配對合作的概念改變立即效果和延宕效果會優於個別學習。但高空間能力學生，配對合作學習與個別學習的概念改變立即效果和延宕效果並無差異。 根據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出建議，以提供教育行政單位、國小自然科教師、課程設計者以及未來相關研究之參考。 / The purposes of this dissertation were: (1) to probe into the alternative conceptions of the students about earth's mo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conceptions and spatial ability; (2) to identify the developmental sequence and model of the main concepts, and verify the model is adequate; (3) to design the instructional strategy of conceptual change and explore the learning effects that high- and low-spatial ability in different processing levels and learning styles. At last, the researcher identified the retention effect, and analyzed the factors that may influence on the conceptual change. For these purposes, the whole study was divided into study Ⅰ and Ⅱ. The instruments employed in this study included: The open-ended question test and the multiple-choice test of earth's motion, the spatial ability test, the curricula and student's manual for conceptual change teaching strategy. Except the spatial ability test, the item analysis and pilot study of the others were conducted to determine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d promote the quality of this study. The study Ⅰ employed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terview based on the open-ended question test of earth's motion. The participants were 235 sixth grade students from two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ipei. Through the data, the researcher investigated the developmental sequence of children's conceptual knowledge about the earth's motion. All students were classified as being of high- or low-ability group according to their performance on the spatial ability test. High- and Low-ability students scored upper and lower 33﹪ score of all students separately. Then the researcher examin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igh- and low-ability group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open-ended question test. The main conclusions of study Ⅰ were as follows: 1. A t-test on the pretest indicated significant discrepancy for ability. In all concepts that included earth's shape, gravity concept, the causes of day/night and seasons, high- ability students outscored low-ability students. 2.The developmental model of earth's shape and gravity concept was adequate. There were developmental sequences among the main concepts. Student's conceptions are the function of physico-cultural and their developmental maturity. The study Ⅱ employed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At first, the researcher designed the teaching curricula of conceptual change. Then the researcher experimented on 8 classes of 128 students from two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ipei. Four intact classe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different experimental groups in each school. Four groups were administered the pretest two weeks before the experimental treatment. After two weeks' instruction, all subjects accepted the posttest and delayed-test of earth's motion after 4 weeks.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The instructional strategy of conceptual change that the researcher integrated had immediate and delayed effects. 2.Students learning by deep processing performed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learning by superficial processing on the posttest and delayed-test. 3.The learning effect of cooperative dyads depended on the levels of processing. Students learning by deep processing environment, cooperative learning group did perform better than individual learning group on the posttest and delayed-test. Conversely, the result indicat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the posttest and delayed-test between cooperative and individual learning. 4.The learning effect of cooperative dyads depended on the levels of spatial ability. Low-ability students with cooperative learning did perform better than those with individual learning on posttest and delayed-test. The performance of high-ability student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posttest and delayed-test. Based on the results, these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for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institution, elementary teachers for science education, curricula designer, and future researchers.

自17世紀以來，自然科學在人類物質文明的成就，已成為其它所有科學的「模型」，也成了影響人類文化與世界觀的重要來源。在笛卡兒與牛頓等人的引導下，科學家們運用一種機械性的世界觀來發展並精煉他們的概念架構，這種機械性的概念架構被擴展到我們生活的每個層面，根深蒂固地深植在我們的文化裡。課程作為一門正式學術探究領域的誕生也因而感染了濃厚的機械論色彩，奠基於工廠機械生產模式的課程理論不僅成為課程研究的起源，同時也未被加以批判地成為現代課程理論的基礎。而更令人驚訝的是，自二十世紀初以來，自然科學在歷經幾次觀念革命，並明顯放棄現代機械典範而朝向後現代有機典範發展的時候，當前主流的課程理論卻仍然固守著過時的機械論思想。為了促進課程理論與實務的變革，我們必須尋求新典範的轉移。本研究的目的，便在藉由科學從機械典範到有機典範的轉移，批判現代課程理論的缺失，並探討後現代有機典範對課程理論的意涵，建議一種有機典範的課程觀，期以對我國課程的發展與改革有所助益。藉由理論性的課程探究形式，本研究指出如下數點結論： 一、科學從現代典範轉向後現代典範的特徵 綜合對現代科學與後現代科學的探討結果，本研究指出自然科學從現代典範轉向後現代典範的特徵為：（1）從機械論到有機論，（2）從原子論到系統論，（3）從決定論到非決定論，（4）從線性到非線性，（5）從他組織到自我組織，（6）從靜態封閉到動態開放，（7）從簡單性到複雜性，（8）從「主客體二分」到「觀察者參與」，（9）從現實性到潛能性，（10）從物件階層到關係網絡，（11）從二元區分到互補統合，（12）從獨斷支配到謙遜關愛。 二、現代機械典範在課程中的體現與批判 本研究指出，機械典範被體現在巴比特與查特斯的科學化課程編製、泰勒的基本原理、塔巴等人對泰勒模式的補充，以及Gagne、Glaser與Popham等教學設計者對泰勒模式的特殊化，而諸如行為目標運動、能力本位教育運動、精熟學習、成果本位教育、課程本位評量等，也都體現機械性課程的共通樣式，它們都可視為是「牛頓學說的轉世化身」。本研究並進一步分析與批判這些課程理論或模式的機械性特徵。 三、建議一種有機典範的課程觀 藉由後現代科學返魅的啟示，本研究建議一種「有機典範的課程觀」，試圖為課程理論與實務指出一條能使學習者恢復主觀性、內在知覺、內在經驗與內在演化能力的道路。此種課程觀的要點如下： １、課程目標：應是「特定性」與「創新性」交互運作的結果。 ２、課程決定：必須「賦權」教師與學生成為「課程的共同創造者」。 ３、課程發展：課程必須是在學習的歷程中不斷自我組織與演化成形的。 ４、學習經驗的特徵：包括多元整體性、脈胳性與自我組織等特徵。 ５、學習經驗的評鑑：多元方式且「互為主觀」的成長性歷程。 四、啟思與建議 基於上述研究結論，本研究針對我國課程改革提出啟思與建議： １、應將「課程」的定義直指教室實際歷程的師生互動經驗，將課程標準視為一參考與輔助的架構，將教科書視為教學資源。 ２、有機典範的「課程統整」具有下列特徵：（1）課程統整是師生在教室互動的實際歷程中不斷演化開展的歷程；（2）就經驗型式而言，應強調多元與整體的認知參與型式；（3）就經驗內容而言，應試圖去使學科內容產生許多連結，產生脈胳化的意義；（4）應以促發自我組織的經驗統整為首要目標。 ３、教科書審查制度必須超越現有的審查規準：好的教科書必須具有適度的不確定性、異例、混沌、不平衡、耗散與生動的經驗，方能激發教師、學生與教科書之間的不斷對話與自我生成，產生創新性的學習目標與探究行動。 ４、依本研究探討範疇，建議有助於教師發展與實踐有機課程的專業能力之策略如下：（1）課程專家與教師專業成長團體的協同合作，（2）培養教師有機的自然觀與世界觀，（3）教師在教室情境中與學生共創課程的能力，應作為評鑑教師專業能力的關鍵指標。 ５、就未來研究而言，本研究建議有二，一是探討教室實際歷程中的師生共創教育經驗之歷程，另一是開發故事、敘事與隱喻在課程建構中的潛能。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postmodern turn in scienc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urriculum. The study employs theoretical inquiry methodology to generate new understanding of curricular phenomena and processes. The results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odern and postmodern science can be represented in the following shift of emphases: from mechanism to organicism, from atomism to systemism, from determinism to indeterminism, from linearity to nonlinearity, from passive matter to active matter (autopoiesis), from static-close to dynamical-open, from simplicity to complexity, from subject-object split to observer-participancy, from actuality to potentiality, from object-hierarchy to relationship-network, from either-or to both-and, and from assertive-control to modest-respect. 2. The tenets of mechanistic paradigm have directly dictated our conceptions of modern curriculum. It is reflected in Bobbitt’s and Charters’ scientific curriculum making, Tyler’s rationale, Taba’s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Gagne’s instructional design. Further more, the study analyzes and criticizes the mechanical characters of the above curriculum theories or models. 3. With the metaphors of postmodern science, this study proposes an organic paradigm perspective on curriculum. The main points are: (1) curriculum objectives should include “specific” and “ creative” ones; (2) teachers and students should be empowered as co-creators of curriculum; (3)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s indetermined; (4) learning experiences should be multiple, holistic, contextual, and self-organized; (5) evaluation should be an intersubjective process with multiple ways for the purpose of growing. Based on these results, the study offers suggestions for Taiwanese curriculum innovation.

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Edu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