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將人力資源管理視為內部行銷的觀念，運用行銷的技巧於人力資源管理，以實證研究的方式證實企業若能先將員工視為內部顧客、施以內部行銷措施，使員工的組織承諾提高，改善組織倫理氣候，員工會展現超越工作本份行為和人際利他行為，此即為有利於組織的創新。本研究針對企業內部行銷、組織承諾與組織創新等三個構面來作探討。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其研究假設驗證結果如下： 1. 年長者較年輕者在工作職場有較多的體驗，故較能理解組織的制度，因而對於組織內部行銷的同意度也較高。 2. 當薪資收入不同，員工對於組織的整體觀感也有所不同，相對也會影響員工對於組織內部各項制度的看法，亦即薪資收入會影響員工對於內部行銷的感受。 3. 年長者工作歷練較多，也較能合理化外在環境，因此其組織承諾會較年輕者為高。 4. 當員工工作年資高且組織提供良好福利時，員工離開組織的意願會降低，亦即工作年資會影響員工的組織承諾。 5. 薪資收入高的員工族群對於公司的認同感較高，也較願意繼續留在組織裡，為組織付出更多努力。 6. 內部行銷的作法可以提昇員工對企業的組織承諾，而企業給予員工較大的發展空間，不要給予過多的負荷，不僅能提升組織承諾，也間接地增加了組織創新的績效。

先天自然資源條件不足及二戰後成為戰敗國的日本，卻能於戰後經濟高度成長，在1970年代至80年代的兩次的石油危機、兩次外匯危機當中，也都能漂亮過關，繼續擁有高度的經濟成長，因此使得當時經濟疲軟、對日本鉅額貿易逆差的美國備感威脅，而出現「打壓日本」(Japan bashing)的言論，然而1990年代冷戰結束之後，日本經濟陷入「失落的十年」，美國在經濟上重新掌握霸主地位，因而對日本的態度轉為「忽視日本」 (Japan passing)；更因日本在全球的競爭力排名已從1992年的冠軍降到2010年的第27，勞動生產力在七大工業國(G7)連續15年墊底，而出現「日本無用」(Japan nothing)之說。但，日本真的無用嗎? 許多學者認為日本企業依然有其他獨特的競爭優勢，以及日本企業在現今汽車、電子以及高科技產業當中擁有突出的表現，認為現代日本企業其轉型變革過後的新日本式經營模式，仍然是許企業值得學習仿效的對象，因此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歸納整理後的理論架構，對日本八家企業進行橫向觀測，萃取出八項現代日本經營新思維，形成現代日本企業經營新思維模式，本研究發現現代日本企業的經營新思維為，日本企業期望透過穩固的實力基礎，如人才的培育發展、研發資源的投入，以及社會與環境的鞏固，如以環境為本的概念拓展業務，藉由上述兩項經營思維為基礎來進行企業高附加價值的創造，如核心能力的整合延伸與再創造、整合力與綜合力的展現和成為高附加價值的全方位解決方案提供者的概念，秉持著承擔高風險與追求創新的創業家精神和新興市場的擴張，進而成為高收益及高成長結構的企業經營模式，最後本研究經由研究結果給予我國企業在未來經營管理上的具體建議。

「創新」與「研發」是高科技產業推動組織營運的重要後盾，並且需要藉由研發人員貫穿其間將新舊知識串連以開創新的知識領域，同時必需有效管理與運用逐漸累積形成的珍貴知識資源。然而，以往對於研發單位的績效衡量研究多以投入與產出的生產力觀點，此種模式淡化了知識工作者與研發團隊間知識互動與創新形成的過程，同時無法明確區隔研發部門與其他事業單位對於研發績效影響的差異；因而在研究中深入剖析研發單位的「研發管理實務」，並且試圖從中瞭解影響創新績效的關鍵因素。 本研究的研究程序分為三大部份，首先經由文獻回顧導出初步的觀念性架構，再以此理論觀念模式為主導進行個案訪談，並且經過跨個案綜合分析後進行初步觀念模式的調整，接續以此調整後的模式當成調查研究的實證研究架構，並且依據此模式進行研究問卷的設計。在研究中實地訪談六家電子產品研發製造的高科技公司，並從中解析組織推行研發管理實務的相關資訊，之後再以調查研究法探究台灣地區高科技產業研發管理實務的運作情形；因而先以質性再以量化的方式同時進行高科技產業之研發管理實務推行的瞭解與驗證。 研究中發現研發管理實務的推行主要受到高階管理階層涉入程度的影響，其中高階主管的高階權力型態可據此分為二類：「預應式」與「因應式」，前者高階主管主動積極參與研發專案的主導，給予研發人員實質經費補助參與外部學習與洽商的活動，因而使得研發人員感受到較多的關注與重視，影響其對於研發工作的投入程度；而後者相對較少。另一項直接影響研發管理實務運作的因子為研發主管的領導風格，研發主管是主要帶領與規範研發單位運行的人物，鼓勵與協助研發人員的專業知識學習和成長，同時凝聚與營造研發團隊的士氣與氣氛，與研發人員間具有深刻的互動。 而在研發管理實務推行過程中，同時需要藉助辦公室支援與聯盟的協助，以提升研發人員的專業知識養成與技術文件的撰寫和使用頻率，此資源是促使研發工作順利運作的重要樞紐；而研發經費、設備購置與設施規劃的資源輔助，對於研發績效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效果。然而，影響研發管理實務與創新績效間的更重要成因是研發人員的內隱知覺部份；換言之，研發人員內心對於研發管理實務推行的感受與高階管理階層的互動程度是主要影響成效的因素，並非研發單位提供給予研發人員的各項外顯形式，可知研發單位的提供的框架形式擂同，但彼此間的溝通與相互扶持成為提升創新績效的無形助力。總之，高階管理階層結構主導研發管理實務的運作過程，而研發管理實務的落實程度與相關支援的協助，以及資源輔助釋放出來的能量，是同時決定研發創新績效程度的關鍵。 / As the global competition becomes ever-intensive, and businesses have fewer areas on which to hinge their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novation capability is emerging as the key source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 R&D team in a business, which is responsible for most of its innovations, thus plays a vital role in business survivability. This paper seeks to identify the variables that affect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R&D teams and investigate the interactions among the variables. A research framework is first established by literature review, and then adjusted according to case studies of six high-tech companies in Taiwan. The adjusted model is subsequently tested by a survey of high-tech companies in Taiwan.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management style of the higher authority and the leadership of R&D manager are the main forces that determine the R&D management practice. Th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work experience, and the expertise of R&D managers do not distinguish the level of discipline and the sophistication of R&D management practice. Some aspects of R&D management practice can be reinforced by office support and alliance, for example, the gener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echnical report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With adequate resource support, more sophisticated R&D management practice does lead to better innovation performance which is measured by number of new products, patents, and technical reports.

2008年，作為大陸勞資關係領域最重要的一部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正式實施，這部法律將重構大陸勞資關係，影響到產業投資等實體經濟領域，並對社會關係、政治進程產生明顯影響。雖然，「勞動合同法」的意義在大陸官方被極力宣揚，但其在民間卻獲得兩種不同的聲音。普通勞動者以及他們的代言人均高度贊揚這部法律的救濟作用，將扭轉普通勞動者目前的弱勢地位；而企業主、資方代表和他們的擁護者則嚴厲批評法律的矯枉過正的做法，聲稱對勞動者的過度保護將極度損害企業投資方的利益，也有可能造成勞動者的惰性，實際上是一種不當保護，最後將會造成勞動者和企業主的雙輸局面。 因此本文的主要目的就在於通過對勞動合同的立法背景、理由、主要內容的梳理，探討新頒「勞動合同法」對企業微觀經營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實務以及宏觀的營運戰略的影響，並提出筆者的建議。構成本文的主體內容將包括四個部分，即背景、內容、影響與應對策略。在背景部分，將主要闡述新頒「勞動合同法」的立法背景及社會政治經濟環境等內容，了解「勞動合同法」的立法理由和目的。隨後，將著重分析「勞動合同法」相對於以前的「勞動法」在規範勞動關係方面的重要變化和其主要內容。在第三部分，將是為應對「勞動合同法」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實務方面進行的調整。當然這種調整會對企業的多方面造成影響，因此在詳細評估這種影響後，本文提出了企業經營管理三種策略調整模式：「改革模式」、「創新模式」和「保守模式」，並認為台資企業目前可以選擇的是改革和創新模式。

我國證券市場自設立共同責任制交割結算基金以來，大型證券商迭有反應，其凍結大量資金於防範市場違約，影響其資金運用之靈活度，筆者除了解上開情事之真實現況外，擬參酌國外之相關作法, 就共責制基金設置之適法性及基金運用之靈活度、流動性等構面,加以研議分析共同責任制交割結算基金之一定金額以保險方式取代現行以現金繳納方式之相關可行性意見，俾供 主管機關卓參。 本研究透過整理國內歷年來證券商違背交割之案例模式，探討證券管理潛藏疏漏之處，用以提昇市場管理之層次，面對市場不斷的挑戰與變化，另從我國「共同責任制交割結算基金特別管理委員會」發展之沿革，分析其效益及其部分金額以替代方案加以取代之可行性。再者，藉由探討基金之運作，演化出新種商品開發之可行性，希冀為國內產險業者製造商機之餘，亦嘗試為國內證券業者製造更多創造財富之邊際效果。 本研究可歸納出下列四項結論: 一、大多數證券商業者對於市場潛在之風險意識，仍存有普遍認知之程度，亦即市場潛在之風險，仍需藉由現行「交割結算基金」之規模及運作機制，來捍衛現行證券市場交易交割之安全。 二、「共責制基金」之現金孳息仍歸屬證券商所有，乃是大多數證券商對於「共責制基金」繳存方式之最佳偏好，亦即證券商最終仍可保有原始所繳存交割結算基金「本金」及固定收取「利息」之雙贏優勢。 三、現階段以「保險」方式取代「現金」繳存方式，雖然仍屬未臻成熟，惟若在適法性、即時性等因素都能加以克服之情況下，未來「共責制基金」以「保險」方式替代，被認為是可以被考慮接受之選項之一。 四、以「共責制基金」運作現況觀察，在未尋找到或發展出更加且更具效率運作模式之前提下，現行「共責制基金」相關管理規範，包括「基金之計提規定」、「基金繳存方式之規定」、「基金管理運用之方式」等法制面規定，尚稱完備。惟不可忽視的是，未來發生證券商違約之機率、違約金額之規模，尚屬未知。故可未雨綢繆的將是，落實各證券商各項風險控管機制，諸如確實執行證券商之內部控制制度，並輔以自有資本適足率制度的有效掌握，配合公司治理制度具體而微的運作，以及證券商風險管理實務守則等基礎規範的扎實遵守，雖無法奢言絕無證券商違約發生之可能，惟藉由上述各項防範措施，應可將對證券市場之負面衝擊程度降至最低。 本研究另提出二項建議: 一、適法性建議:現行「共責制基金」以「現金」繳存之型態，如欲以其他方式譬如:「全部」保險、或「部分現金、部分保險」等方式加以取代，其先決條件應為修訂相關法規，例如:各證券商依據「證券交易法」第108、132條、「證券商管理規則」第10條之規定須向臺灣證券交易所繳交交割結算基金，另依據臺灣證券交易「營業細則」第118條之規定，各證券商向臺灣證券交易所繳存交割結算基金，以繳存「現金」為限，故若「共責制基金」之一定金額以保險方式或其他方式取代時，首先即應修改「營業細則」第118條中有關「以繳存『現金』為限」之規定，俾以達到適法性之要求。 二、研究潛在風險值之建議:現行「共責制基金」之規模大小，亦即彌補市場因證券商違約所造成資金缺口之能力大小，究係應較現行規模增加或減少，因該項議題牽涉的因素甚廣，例如:全體及個別證券商經營風險之涉險程度不同而產生差異;再者，個別證券商可以接受委託買賣之額度，因個別證券商之可動用資金淨額倍數不盡相同，亦即一般淨值達二億元之證券商每日得接受委託買賣之額度最多僅達四十億元(公司本身淨值之20 倍)，然而大型證券商淨值達一百億元之證券商每日得接受委託買賣之額度最多幾可達二千億元(公司本身淨值之20 倍)，故估算全體市場真實交易潛在之風險值，應有進一步研究的空間，用以重新衡估「共責制基金」之最適規模，俾有效率的運作「共責制基金」，發揮最大效能之餘，又能兼顧「共責制基金」安全性、流動性及變現性等之訴求，亦為本研究最終之期許與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