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疆是國家領土的一部份，邊疆政策是國家對於邊事措施的大政方針，為國策的一部份。所以，有國家，就有邊疆；有邊疆，就有邊疆政策。牆垣不修，宅第難安，邊政不治，國家自必多事。從我國歷史來看，自三代以來，幾乎沒有一個朝代，不為邊疆問題所困擾，尤其是北方的游牧民民族—前有匈奴，後有蒙古。整個國家，為了邊疆打了無數的仗，就是為了這個緣故。 近人論治邊，每多推崇清代，尤其是其對蒙古的政策。外蒙古，在一六八八年，由於哲佛的勸服，正式劃入中國版圖。清初，由於帝基未固，且正大舉用兵，刻意經營南方。因此，對北方的蒙古，乃施以懷柔政策，使其順服，並且成為清廷在北方的屏藩。此一政策的宗旨，雖未經明令頒布；但是，我人從十二朝東華錄、大清十朝聖訓裡，清初諸帝的談話，可以徵之。而以後的種種施設，亦皆以此大方針為本。 這一政策，純就統治的立場，可謂高明之至，使得有清一代，凡二百六十年，蒙境相安無事。但是，對蒙古民族來說，卻造成了「今患其弱」的悲局。對此，我人自不能忽略外來的因素—帝俄的侵略；但是，我人更不能忘卻內在因素—清廷政策所帶來的影響。清廷為抵制帝俄的侵蒙，乃一變昔日作風，而採取積極經營的政策。但不幸的是，清廷在改變其政策時，竟不知以收拾人心為急務，徒知採取種種形式上的改革，以圖維持事實上久已失墜的統治權。以致一個富國安邊為目的的「新政」，卒演成「擾民」「驅民」的苛政了。因此，新政推行得愈積極，蒙古人心愈離式。在另一方面，清廷對宗教政策的改變，抑損喇嘛教，致使哲佛忍無可忍，竟至呼吁蒙古民眾反抗清廷。於是，在外蒙就爆發了反清的運動。外蒙在一六八八年，因哲佛的說服，入中國版圖。二百六十年後，外蒙古在俄國干涉「新政」下，宣佈獨立。哲佛對此運動，不但不予抑止，反成為此運動的領導者，時勢的變易，誠令人不勝今昔之感。清廷因哲佛的內向而得有外蒙，垂二百年數十年之久，但也因哲佛的離心而失去外蒙。其主要的關鍵，固在清廷政策的變易，然由此亦可見，在歷史上，哲佛及喇嘛教對外蒙的影響是何等的深遠。 研究此一史實，常失之有所偏袒，且對於由於若干內在的因素所造成的不幸結果，均諱而不言。因此，著述雖多，但能把雙方的立場都顧到，比較客觀的敘述，並不多見。這種情形，從真正研究歷史的立場言，不能不認為是一種缺憾。為期能作客觀的敘述，筆者力求兼顧多方面的觀點、包容各方面的資料。中國方面，直接利用十二朝東華錄、大清十朝聖訓、政治官報及大清會典等文獻，日本方面則有失野仁一等的著述，英美方面，有拉鐵摩爾、斐立脫斯等書；俄國方面，則全據譯本。蒙古方面，筆者雖會從札奇師習蒙文數年，但此時此地蒙文文獻難尋，致學無以致用。惟筆者在中研院及南洋資料室，尋獲蒙文文獻的中英日文譯本若干，也許可以事來彌補此一缺憾。從這些蒙古方面的資料，我人可以看到蒙古人他們自己的說法，從而，或許會有助於我人對此一史實真相的正確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