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基本上是以中共意識形態的研究途徑來分析說明中共的權力與路線鬥爭，及與其相適應的經濟發展戰略之變遷，並對應中共與日本的經濟關係，尋找出經濟戰略變遷與對外經濟關係之相關程度。 因此，本論文為一種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筆者以時間序列的方式，扣緊中共歷年來的權、路線鬥爭及經濟發展戰略之變遷加以描述，並利用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 針對各時期中共重要領導人的談話與攻府或黨的公開文件進行分析，探究其中的意識形態變化。而且，據此對照日「中」經貿往來的實際進展，找出經濟戰略變遷與對外經濟關係（海外直接投資、政府開發援助、貿易及科技技術交流等四個領域）之互動情形。 至於內容上，全書共文章，除緒論與結論外，中間四章分別為「毛澤東時期『閉關自守』政策下之日『中』經貿往來」、「鄧胡趙體制下的改革開放與日『中』經濟關係之鞏固」、「鄧趙字體制下的日『中』經貿往來之全盛期」和「『六四事件』後日『中』經濟關係之退卻其回復」。 經由上逑各章的論述，吾人可以發現中共自政權成立之後，始終存在著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條是堅持馬列主義意識形態的純潔度，一條則是著重於現實的經濟發展，將馬列主義作彈性的解釋與運用。而這種路線之爭，往往是以權力鬥爭的方式表現出來。 此種權力、路線鬥爭與中共意識形態三位一體的辯證關係深深地影響著中共的經濟發展戰略，使之呈現出有如鐘擺般的左右盪，而一左一右間也關係到日「中」經貿往來之榮枯形成「政治貿易循環」(Political Trade Cycle） 最後，筆者希望藉由這次的研究，嘗試走出一條有別於純經濟範疇的中共濟之研究途徑，但是筆者並不是拒斥純經濟的分析，而是想將經濟與政治的分析做一緊密的結合。雖然從本研究的成果來看，這種結合未臻成熟，但這只一個起步，筆者將會鍥而不捨的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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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目的在研究蓬萊村賽夏族部落產業從日據時代迄今的變遷與適應，除了建立「部落產業誌」及「各項產業變遷史」之外，更以之為材料分析歸納出影響產業變遷的內外部因素，並如何影響、影響的層面與程度又是如何。由於自日據以來，臺灣原住民的發展便深受國家統治機關的左右，因此評估「政府的原住民施政」究竟對蓬萊賽夏部落產業發展帶來如何的影響，是本文的論述重點。 蓬萊村的賽夏族聚落在日據中期確立基本樣貌，因殖民政府的統治政策及自然條件限制的原因，賽夏族人難以持續日據以前就有的「採樟製腦」業，也非保持傳統完全自給自足的「山田燒墾」、「狩獵」、「採集」並存生業，而是發展成「旱作燒墾」以及「水稻定耕」並存的農業生產。基本上雖仍維持自給自足，但小規模、低度的商品經濟也同時存在。 民國40年代因「煤礦業」、「林業」興盛的緣故，市場經濟體系侵入日深，產業結構開始變遷。「勞動力商品化」導致「生計農業」衰退，雖引進「經濟作物」種植，但也因族人對「農業市場」的不熟悉以及農業的收益普遍偏低，而難以穩定發展。因此，直到民國70年代中期，從事「林工」賺取貨幣一直都是族人最主要的生產活動。 70年代中期以後，因為「伐植林業」式微，加上政府開始輔導部落經濟農業，使部落勞力逐漸回流農產業，目前農業生產的項目主要包括高冷蔬菜、香菇、花卉以及一些流行的特用作物，如「明日葉」、「冬蟲」等。民國80年因政府推廣「山地民宿」副業，部份族人開始投入民宿經營。此外，受平地人經營鱒魚養殖及餐飲、小木屋等休閒觀光業的影響，少數較具條件（有足夠的資金、土地等）的族人於是投入此產業。因此，目前部落以「經濟農業」、「民宿」以及「餐飲觀光業」等三大類產業為主。 部落產業的發展與變遷除了深受「政府施政」影響外，「平地商人」對於引進市場經濟體系，新作物、新技術甚至新產業，也有不小的貢獻；「現代社會關係網絡」則開拓族人的人際關係，有助於現代產業的發展；「組織或參與社團」反映出部份族人積極思考部落產業發展方向，並企圖表達自身需求與心聲，不再只是依賴缺乏效率與成效的政府輔導，而主動尋求社會各界資源的協助；而「部落內部人際網絡」不僅對於部落現代產業的發展少有正面助益，其引發的「破壞性輿論壓力」，反而壓抑個人發展產業的積極動機。 「政府的施政」除了對部落產業帶來正面、積極的意義外，其所潛藏的「行政障礙」或執行過程的缺失，也同時對部落產業的發展帶來負面要件。這些負面要件可歸納為「法令規章不健全」、「設計規劃威權化」、「執行體系不健全」、「執行方式僵化且不當」以及「營運組織不健全」等五大問題。這些問題的交互影響下，使部落產業的發展往往不如政府規劃輔導預期，也限制了族人發展產業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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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河湟人群生態變遷為主題，研究的時段是從魏晉到隋唐，蓋因此時空背景在國史上有關鍵的作用與代表性，故欲循歷史學與地理學之結合，佐以文文化人類學的生態觀點，以華夏文化邊緣帶之特定區域，作一長時段的考察分析，為前人研究闕如之處有所補白。 在一個特定的區域環境下，基於其地理環境背景，其生活方式乃其有某些發展的可能性與限制性。河湟地區處於過渡帶，在生態環境具過渡特色，就考古文化上亦屬學界所謂的文化傳播帶。由新石器時代到漢代為止，河湟地區的考古發掘顯示河湟經歷了混合農業生態到遊牧生態的變化過程，反映了河湟地區地形對農業定居生活發展的限制，須利用不宜農耕的高地植物資源以適應環境。史料記載秦漢以前，河湟「少五穀，多禽獸，以射獵為事」，而秦漢時期的河湟，則為羌的活動領域之二，過著「田畜」兼營的生活。兩漢時期河湟羌人已成為河湟人群的專稱，雖然河湟羌人是在考古上消失的人群，然此正顯示河湟人群在經濟生態上的變遷，河湟有持續遊牧化的趨勢。羌為中國古對居處西方之人的泛稱，其「牧羊人」的特質即反映其屬於遊牧部落社會，不同於中原華夏民族的定居農業社會。因此，羌之所在，即為中原華夏民族西向拓展領域的表徵。 漢代的華夏邊緣已達青藏高原邊緣的河湟地區，且漢朝在河湟的拓展經營，更進一步突破此邊緣；但至魏晉南北朝時期，河湟並未呈現明顯的漢化轉變，直到唐代始以統一政權再度經營河湟，重現漢代的政治形勢，而唐代中葉吐蕃入據河湟，更將高原遊牧生活方式引入河湟，奠定日後河湟人群生態的基礎，顯示漢化的政治體制與生活方式實不宜在河湟立足；此生態上限制的形成，魏晉南北朝的歷史發展乃關鍵所在。魏晉南北朝時的氣候轉寒與政治環境的複雜，以及東西向商旅環境的變化，皆使河湟的遊牧趨勢得到強化，而此對於起源於西藏高原農業谷地，並且在向外發展過程中兼併高原遊牧人群而興起的吐蕃而言，實具有擴延發展、與華夏交鋒之利。觀近代以來河湟人群的組成與分布，漢、回民主要生存於農業谷地，其餘地區則為多民族分布地帶，尤以藏民為主；河湟之藏化，可溯自唐代吐蕃入據河湟的發展，將青藏高原的高地遊牧活動根植河湟，構成串聯高低地農牧人群生態的體系，使河湟成為唐代以後諸朝所稱「番族」的居地之一。因此探討魏晉到隋唐時期河湟人群生態變遷，在於分析漢代經營的河湟農牧邊緣地帶，歷中國南北分裂局變至隋唐再次一統天下，華夏文明在中國西部發展的歷史轉折；不同人群陸續進入河湟，除延續原有生活方式外，如何在特定的環境條件下，以不同的政治經濟模式，開發利用與爭奪本地資源，以釐清漢代以後河湟之所以未沿襲漢代經營模式而漢化的原因，明瞭河湟高原遊牧生態性質形成的過程，以及決定河湟區域文化型態的關鍵。

近幾年來，我們可以從種種跡象發現地球的氣候結構正在改變。氣候變遷不只影響自然生物，也會影響地球上的人們。氣候變遷導致海平面逐年上升，淹沒大部分的人口密集區域。都市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大約占了全球排放量的75%，且都市有實際的權力從國家內部處理減排議題，有效地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必須從都市做起。紐約市在2007年宣布了PLANYC，這是美國第一個由都市所設計來對抗氣候變遷的完整計畫。PLANYC不只有土地使用、交通部門，還包含水資源、能源、空氣汙染、氣候變遷四個子計畫，可提供國內外各都市做為借鏡，共同為抗暖化而努力。 / In these years, we may discover Earth's climate structure is changing from many sorts. Climate change not only affects natural biology, but also affects people’s life. Climatic change causes the sea level rise year by year, submerges densely population region. Cities consume over two-thirds of the world’s energy and account for more than 70 % of global CO2 emissions, and furthermore cities have the actual authority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New York city announced PLANYC in 2007, this is the first carbon reduce plan designed by city government in America. PLANYC includes many departments, not only land use, traffic, but also water resources, air pollution, and climate change. PLANYC is a good example that our city governments can act like it to reduce global warming.

位於今花蓮縣吉安鄉南昌村、宜昌村一帶之荳蘭部落（Natawlan）為一阿美族社會，吉安鄉緊鄰花蓮市，為花蓮縣人口數和密度第二高之城市，都市化程度遠較其他鄉鎮發達。於此時空環境下，原有之部落傳統文化，以及民族結構，即與其他臺灣原住民社會一樣，迅速墜入困頓劣勢中。 　　然而，儘管各方面條件對荳蘭部落之發展相對不利，部落中仍有許多傳統文化與族人之生活緊密結合，從舉行祭典到建設文物館等均顯示出荳蘭部落的傳統組織並未完全瓦解，也反映出部落生命力正逐漸復甦。 　本研究透過歷史、現況之論述分析，期能瞭解荳蘭部落傳統傳統社會的變遷脈絡與方式。第一章節以歷史文獻、田野調查等資料勾勒出荳蘭部落研究領域；第二章則透過扒梳文獻方式，詳述荳蘭部落阿美族之傳統社會文化；第三章旨在藉由實際田野調查之資料，瞭解傳統組織式微之當代，係由何種組織制度取而代之，繼續辦理所謂之傳統祭儀，並探究其轉換之模式與思維邏輯；第四章綜合前文所論及之諸多因素，論述社會文化變遷之動力與影響。 　研究結果發現，荳蘭部落之現況雖多不具備一般印象中「部落」之條件，但族人在適應社會的洪流下，對於維持傳統社會文化之努力，實不容忽視。傳統文化的復振之路相當艱辛，內部的矛盾，以及文化衝突也不斷擊撞。對族人而言，改變雖然是痛苦的經驗，卻也是無可避免的歷程，在維持傳統文化的前提下所做之改變，也就是在固有的組織以外，以更多的地緣組織來支撐傳統文化。民族表現方式雖有所轉變，但在文化元素轉換之過程中，亦呈現出民族生命力續存的活躍動力。

台北都會區形成與發展由來已久，而在交通建設及近年全球化力量強化台北市影響力等背景下，引發吾人對台北都會區已於地理空間中更為擴張之思考。基於此，本研究以基隆至苗栗縣之間地區為研究範圍，檢視其由民國45至90年間「人口」、「產業」的分佈與成長，以藉此分析釐清台北都會區變遷歷程。 在研究立論基礎上，本研究採以C.A. Doxiadis對於都市聚落的演進將由都市成為都會而至巨大都會的說明，以及東京大都市圈的發展、規劃尺度以為本研究出發點之佐證。同時，尚上藉由「核心--邊陲模型」中核心對外圍乃至整體區域發展促進的角色及過程來凸顯台北市之於都會區全體的影響。 在實際操作上分析上，本研究採以人口成長、製造業及生產者服務業場所單位增量等敘述性統計分析，並輔以地理資訊系統的利用以展現台北都會區由過去迄今之發展走向及變化。 透過研究範圍內人口、產業集中和遷徙現象的分析，本研究對台北都會區變遷歷程歸納出如下三點結論。 1. 台北都會區成長與擴張係由台北市及其他地區核心如中壢、桃園、新竹等市所協力促成。其以台北市及台北縣淡水河沿岸市鎮鄉為始向南串連中壢、桃園、新竹等桃竹地區核心，並與其間座落之市鎮鄉共同構成一軸線，以此軸線向南至苗栗縣北部的竹南、頭份二鎮，向東西至西部沿海與鄰近山區、丘陵之市鎮鄉，形成一人口、產業主要分布軸帶。 2. 台北都會區變遷可分為民國65年以前、民國65至80年間、民國80年迄今等三階段。第一階段以台北市向外20公里圈處為人口活動密集之處；至第二階段時，台北市向外50公里內之北、桃二縣成為都會區成長主力；與台北市相距70公里之新竹、苗北的成長則興起於第三階段，並與北向的台北、桃園等地連結，進而使台北都會區朝巨大都會的發展邁進。 3. 促成台北都會區發展變遷因素，除便捷交通建設縮短時空距離外，產業引發的就業機會更是吸引人口聚集之重要因素。台北都會區內核心都市台北市早期因製造業發展飽和向外遷徙，復以南向縣市工業區設置，使得都會區內製造業呈離心化移動，連帶引發核心及區外人口朝都會區外圍聚集。然高階層服務業卻在同時朝核心集中，強化台北市中樞管理機能，使得台北都會區雖在地理空間上日益擴大卻仍能在機能上密切聯繫。

近來氣候異常與極端氣候災害發生的頻率不斷上升，為了解氣候變遷對我國經濟成長是否有影響，本文採用臺灣1961年至2010年共50年的氣溫、雨量等氣候資料，以及淨固定資產形成、儲蓄率和人口為解釋變數，來探討同時期的全國和農業部門經濟成長是否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 實證結果顯示，臺灣近50年來的年平均氣溫有上升情形，且其變異程度和全距皆減少，顯示氣溫往高溫集中，確實存在暖化現象。而年平均降雨量、其變異程度以及全距，都有上升傾向，表現出臺灣降雨量有增加趨勢，且降雨的變動幅度也上升，代表氣候波動幅度增大。依ARMAX模型檢測得知，氣候因子並不顯著影響全國的經濟成長和農業部門的經濟成長，而是經濟解釋變數較顯著，故應以經濟因子來解釋經濟成長較為恰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