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行政層級中，鄉鎮縣轄市公所是最基層的政府，其組織健全與否以及能否有效 達成應有功能，滿足人民需求，均影響國家的穩定與發展。 本論文針對鄉鎮縣轄市公所的組織與功能逐章分析，研究它是否能適應環境變遷的衝 擊，以及應如何調適等問題。 全文共分七章約十五萬字，各章要點如下： 第一章緒論。敘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名詞詮釋；研究理論與分析架構。 第二章組織的外在環境：台灣近年來之社會變遷。就經濟、人口、教育、政治各方面 剖析台灣社會變遷的情況。 第三章輸入因素：社會變遷產生的行政需求。包括行政革新，環境保護，社會福利等 各種需求。 第四章轉換過程：鄉鎮縣轄市公所現行組織之分析。從組織的靜態面、動態面及生態 面來分析。 第五章輸出成果：鄉鎮縣轄市公所的功能。任何一種制度或措施之實施，必須從三個 角度來衡量它可能產生的後果，即正能，無功能和負功能。本章探討鄉鎮縣轄市公所 的功能時，即由此三個角度為基礎。 第六章反饋作用，鄉鎮縣轄市公所組織未能達成功能的原因分析。就員額編制，單位 設置，職權範圍，人事制度等方面來探究。 第七章鄉鎮縣轄市公所的調整策略。為使鄉鎮縣轄市公所能發揮應有功能，乃針對第 六章的各個論題提出改進之道，期使鄉鎮縣轄市公所之組織在調適後，能因應社會變 遷，配合實際需要，達到服務人民的目的。

本論文共一冊，約七萬字，分為六章十六節。 本論文係以負指數模型(Negative Exponential)為主，同時配合線型與雙對數共三種 迴歸模型，分析一九七六至一九八四年台北市的人口與地價，在時間系列下其空間分 佈與變遷的情形。為一種都市空間結構的實證研究。 本論文的主要發現如左： １．台北市的實證結果顯示，負指數模型的效度是三種迴歸模型中最優良的。 ２．台北市的人口密度或地價，隨著至市中心距離的增加，均呈現負指數下降的分佈 型態。人口市效化呈現快速而且加速的情形。地價空間平均化的速度比國外同級都市 為快。密度的坡度(Gradient)比地價為陡。 ３．人口密度與地價隨距離呈現負指數下降的型態，應是源於資本替代土地所致。其 影響程度是密度大而地價小。 ４．台北市市中心的人口密度與地價，不論理論值或實際值，均未呈現持續下降的情 形，推翻了前人的主張。 ５．台北市人口密度與地價的關係，是透過距離為中介變項而存在正相關；排除距離 變項後，二者的淨相關只在新市區成立。 ６．台北市人口密度的變量與地價的變量，在同一時段成低度正相關；不同時段成中 度正相關。 ７．台北市的實證結果顯示，負指數模型的中心值與坡度值並無相關；其影響因素主 要為人口、所得及交通。 本論文針對迅速的人口市郊化與地價空間平均化，所引發的都市交通擁塞惡化、居住 環境品質低落及郊區土地投機等負面效果，提出具體的政策建議－－ １．都市交通問題：（１）實行都市更新；（２）發展環狀道路系統；（３）改善大 眾運輸系統；（４）加速信義副都心之開發。 ２．居住環境問題：（１）公共設施的差別配置方式；（２）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的檢 討與施行。 ３．郊區投機問題：（１）明確訂定各地區的可發展程度；（２）施行照價收買，整 體規劃興建辦法。 本論文的主要價值如下： １．理論方面：一般認為負指數模型只是實證的觀察，欠缺理論的基礎，本研究綜整 前人理論並加以評述，確定負指數模型的理論基礎。再者，本研究同時分析比較密度 與地價，填補了一個學術上的空白。此外，研究結果與前人研究比較，使台北市的實 證結果更具客觀性與通則意義。 ２．實證方面：本研究同時採用三種迴歸型態進行實證，證實負指數模型的效度最佳 。此外，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以術廓為分析單元，取代一般研究所用較方便卻較無價值 的行政區分析單元。 ３．應用方面：本研究將研究結果，進一步討論其政策含義，並提出具體的建議，做 為市政決策的參考。

其內容分別為： 第一章為導論：說明本文之研究動機、目的、內容、步驟與方法。第二章為現行國宅 租倍制度之分析檢討：旨在敘明我國及外國現行國宅租售制度，進而從政策、法規、 執行三方面分析檢討我國現行國宅租售制度。第三章為國宅住戶之家庭變遷與國宅租 售制度之分析：乃對國宅住戶之家庭變遷與國宅租售制度之優劣作理論性分析，再探 討兩者之關係與運作。第四章為國宅住戶問卷調查分析：係對國盛、奇岩、中正、忠 駝等社區住戶作問卷調查，俾分析其基本資料、原居住資料與居住現況。第五章為從 調查分析探討現行國宅租售制度：運用調查分析資料，對現行國宅租售制度作廣泛深 入之探討。第六章為結論與建議：現行國宅租售制度必須落實於收入較低家庭，並確 立國宅租售對象及國宅更換制度。是故在政策法規執行上必須改弦易轍，革除一切缺 失弊端，進而建立一套健全且富彈性、時空性之制度。

政府將民國九十年定為金融改革年，積極整頓問題基層金融機構。民國九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財政部通令各縣市政府實施農漁會信用部分級管理措施，未料引發了基層農漁會與農漁民強烈抗議。為平抑農漁民團體抗爭的情緒，政府最後終於在十一月十七日當晚，宣布暫緩實施農漁會信用部分級管理措施，改革政策出現大逆轉，乃為本文的研究動機。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台灣農漁會信用部體制改革之政策，參考美、日、荷等先進國家之農業金融改革經驗，並以彰化縣農漁會信用部作為個案分析對象，以倡議聯盟架構（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途徑分析台灣農漁會信用部體制改革政策，運用德菲法（Delphi technique）進行問卷調查，期望藉助專家學者的共識獲得「解決問題」（problem-solving）的「最適方案」。 本研究以倡議聯盟架構分析農漁會信用部改革政策，發現目前尚無「政策仲裁者」之存在。其原因在於農漁會信用部改革政策當中，只有一個農業聯盟，因此並未有居間協調不同倡議聯盟與政府決策者之「政策仲裁者」出現。此外，在檢視美、日、荷等三國之農業金融體制改革經驗後，透過「德菲法」問卷調查尋求專家學者及政策利害關係人之意見，發現日本的農業金融改革較適合作為我國之借鏡。本研究並依據問卷調查結果，統整兩回合之問卷中專家學者及政策利害關係人的意見，分別從法規面、制度面及發展面等三方向，提出政府改革農漁會信用部體制之政策建議。 在法規面，除了確立主管機關一元化原則外，尚應修改農會法以符時宜。在制度面，則建議由合作金庫轉型或改制成立全國農業（金庫）銀行；建立全國農業（金庫）銀行、農漁會信用部之二級制農業金融體系；最後，建議應考慮恢復農會股金制之設計，然恢復股金制之過程繁複耗時，仍需進行深入研究方可實行。在發展面上，則鼓勵農會信用部按縣市或地區進行合併，並且強化全國農業（金庫）銀行與農漁會信用部之關係。

藏族文化自古便在世界文明中佔有獨特地位，由於歷史上的原因及交通工具的進步，現代的藏族已是個跨國民族，如今在世界各大國家多有藏族居住，甚至形成獨特的藏族社區及政治組織。為探討在台藏族所面臨的社會適應問題，本論文主要從三個方面進行研究分析： 　　首先是從藏族本身的角度出發，探索其民族文化的歷史淵源，並對現代「藏族」的形成與歷史意義進行探索。此外，延續流亡藏族的議題，將關注的焦點從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延伸到對在台藏族的生活概況與相關歷史背景之討論。 　　第二部份旨在探討有關藏族文化變遷的問題。首先說明文化變遷與民族認同的聯繫關係，並在傳統藏族的世界觀與價值觀下，對藏族知識體系的建構、語文學習與現代經濟文化衝擊三方面的文化問題，進行分析與討論，並瞭解其對藏族民族認同所可能產生的影響。 　　第三部份則從台灣社會的觀點，探索台灣社會與藏族之間的關聯性，並分析在台藏族流亡過程在台灣移民史上的特殊性。

依據行政院主計處歷年「人力資源」調查所顯示，雇主在台灣就業人口中所佔比例呈現明顯逐年成長的趨勢。的確，在台灣，我們隨處皆可見到大大小小、不同的「老闆」們，對於台灣勞力市場與經濟發展影響重大，但我們對這群人的面貌卻仍然所知有限。此外，隨著女性勞動參與率的成長與教育程度的大幅提升，使女性不再僅侷限於基層勞動力，管理職位、甚至企業領導人都開始看見女性的身影。有鑑於雇主人口的重要性及女性在勞力市場中的角色位置逐漸在改變，本研究主要目的即在探討台灣雇主人口性別組成及其變遷趨勢。 主要資料來源為行政院主計處1978至2005年每年五月之「人力資源」調查，透過近30年時間序列資料的分析，本研究首先企圖勾勒出台灣整體雇主人口性別組成及其變遷面貌，進而在台灣經濟結構轉型的歷史脈絡中，分析不同產業部門中雇主的性別組成，以探討經濟結構變化與雇主人口性別組成之間的關係。此外，由於組織規模之於雇主，代表其經濟資源多寡，對於雇主的經濟成就（economic success）影響深遠，本研究亦進一步分析不同組織規模雇主之性別組成及其變遷趨勢。同時，在性別組成的「數量」變化基礎上，本研究也進一步分析不同性別雇主在年齡、教育組成、產業及組織規模分佈等「性質」上的變化，藉以更深入分析台灣男女兩性雇主變遷的面貌。 研究結果發現台灣雇主人口的性別結構依然是男高女低，男性比例遠高於女性，然而女性雇主的比重有逐漸增加的趨勢。在產業部門的部分，以個人服務業及社會服務業中女性所佔比例較高，此結果顯示服務業部門提供了女性進入成為雇主的產業利基（industrial niche）。在組織規模的部分，一如預期，規模為2至9人的小雇主中女性所佔比例最高。進一步分析不同性別雇主在基本人口組成、產業部門及組織規模的分佈，本研究發現，男女兩性雇主在年齡與教育組成及其變遷趨勢上差異並不大，然而產業組成及組織規模分佈便呈現出明顯的差異。男性雇主主要還是集中在以製造業、營造業為主的轉換性產業，組織規模整體而言也較女性大，而女性雇主則是高度集中於低利潤的個人服務業，組織規模也普遍小於男性。 透過實證資料的分析，本研究發現台灣雇主人口性別組成變遷的背後儼然呈現雙元結構的特質。儘管女性雇主比重的增加顯示女性在勞力市場中的角色位置確實在改變，性別分工的界線開始鬆動。然而，不論由不同產業、組織規模雇主的性別結構變遷，或是不同性別雇主在產業部門與組織規模分佈上的變化，本研究皆發現女性雇主相對於男性雇主，呈現出明顯的「邊陲」、「次要的特質」，換言之，即使在雇主人口中，我們依然可以觀察到明顯的性別階層化現象。因此，即使女性雇主人口的成長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其實質經濟地位的提升卻仍然相當有限，由此觀之，台灣勞力市場的性別平等仍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 There has been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employers in Taiwan for the past 30 years, who are influential to the labor market and the economy. However, our understanding of this particular group of people is still of scarcity. Moreover, with the growths of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women has no longer been confined to lower level positions and started to become managers, or even business owners. Due to the importance of employers and the fact that women’s positions in the labor market have been changing,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patterns and changes of the employer’s sex composition in Taiwan. Using the “Human Resource Survey” from 1978 to 2005, this thesis intends to depict the picture of the patterns and changes of the employer’s sex composition in Taiwan, and further analyze the employer’s sex composition in different industrial sectors in the context of Taiwan’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Furthermore, due to the importance of firm size to the employer’s economic success, this thesis also analyzes sex composition of different firm size. Meanwhile, on the basis of the quantitative change of the employer’s sex composition, this thesis also analyzes the qualitative change of the male and female employers respectively in terms of age, educational and industrial composition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firm size. The research result shows that the proportion of male employers is still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women, but the percentage of female employers has consistently been increasing. As to sectoral differences, the personal service sector and social service sector has higher proportions of female employers,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se sectors provide more industrial niches to woman entrepreneurs. The sex composition among employers of different firm size, as has been expected, show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Employers of firm size 2 to 9 people has the highest percentage of women. Further analyses of the age, educational and industrial composition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firm size show that while there are only slight difference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employers’ age and educational composition, the industrial and firm-size distributions show significant dissimilarities. The male employers center around the transformative sector while the female ones concentrate in low-profit, personal service sector with smaller firm size. Through the empirical analyses,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a dual structure exists behind the sex composition of the employers in Taiwan.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proportion of female employers has been increasing,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roles and positions of women in the labor market has indeed undergone certain changes, the female employers still come in a “peripheral” and “secondary” position. In other words, we can still observe obvious gender stratification among the employers in Taiwan. Therefore, the gender equality in Taiwan’s labor market still has a long way to go.

本研究的核心問題乃為探究在二次金改公股銀行私有化的政策變遷過程中相關的社會團體在新聞媒體上所進行的各項策略工作是否造成社會輿論的轉向？ 研究發現可區分為兩種不同層次來說明：首先在媒體報導上，本文透過內容分析發現針對公營（股）銀行私有化此一政策的相關新聞報導與評論不管在報導的數量或性質上，都發生在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工會罷工的前後。此乃「為何」社會輿論發生重要的轉折的關鍵點，並與後續公營（股）銀行私有化方案轉向成為公營（股）銀行彼此之間整合具有在時間上高度的相關性。此外，除停留在新聞媒體報導內容的分析工作上，本論文亦透過消息來源的統計找到主要提出不同觀點的社會團體，並採用深入訪談的方式來了解其在推動相較於不同立場的政府與企業時，所採取的各種消息來源策略。

近年來市場上出現一個宣稱可以平撫情緒、舒緩壓力、以身心靈合一作為主要訴求的新商品－Spa。花草茶、植物精油、心靈音樂、仿自然視野、按摩則是幫助達成這個訴求的主要配方。在過去的認知中，我們以為消費只是滿足所需，後來我們知道「消費」，其實擁有更多認同或是符號意義的價值於其中，但當心靈也淪為一種商品形式或訴求時，這在整個消費歷史的脈絡中又意味著什麼。 本研究因缺乏文獻參考，而成為一初探性的研究，援引質性研究裡的行動理論作為研究依循的方向。從瞭解Spa整體消費現象出發，試圖把梳出攀附於Spa商品背後的深層意義，據以重新檢視或反省我們現存的生活環境。於探索結束後，根據研究結果與心得重新建構本文呈現方式。 論文主要由兩種觀看Spa的方式構成。【卷一】是運用行銷學與傳播理論的知識分析Spa。這個部分像是Spa的剖面圖，透過與Spa消費相關之二手及一手資料的收集，建構出對Spa消費一整體性的認識。包含：Spa背景介紹、Spa字義初探、描述Spa市場、分析Spa銷售方式以及Spa經驗的陳述等。【卷二】主要乃是奠基於卷一的研究結果出發，採取較為社會與文化面向的觀點探索Spa。試圖將Spa置於消費歷史的脈絡中，藉以分辨出Spa不同於過往的特殊性－一種訴求於內在心靈的商品。並接續從文獻中尋找出內在心靈訴求產品興起的源由，以及其所透露出關於消費者或整體社會轉變的訊息。其後尚補充台灣在地消費文化與此外來商品碰撞後所呈現出的另一種Spa形象。 探索結尾，則陳述研究者對此新興消費的感想，包含對於Spa的批判觀點但也併陳樂觀面的敘述，最後根據研究心得撰寫對於未來的想像，並補充研究建議提供後續研究者參考作為本探索研究的結束。 關鍵字：Spa‧消費‧心靈‧消贅文化‧社會變遷‧行動研究

在冷戰結束與經濟議題的興起之下，非傳統安全在國際關係中所受到的關注越來越多。隨著石油危機的發生，『能源安全』開始成為討論的目標，也重重影響各國的國防、外交與經濟政策。然而，在80年代後所吹起的環保風潮，也使得能源的使用開始受到環保人士的監督。過去以經濟目標為主的能源安全內涵已經不符合全球暖化下的要求，新的能源安全典範開始融入『環境安全』與永續發展的環保目標。此外，在油價高漲的時代之下，『能源外交』的出現，也使得各國間的能源合作成為一種外交手段，俄羅斯的興起就是最佳範例。在能源、環保、經濟與國家安全的相互交錯之下，都使得現今的能源議題比過去複雜。 而歐盟正面臨的這種新式能源安全的挑戰，所以歐盟在2006年提出了《永續發展、競爭力和能源安全的歐洲戰略》的能源綠皮書（Green Paper）。在歐盟內部的能源政策目標中，積極希望能夠達成環境安全的要求來因應氣候變遷。同時也希望能夠配合歐盟的東擴，整合歐盟的內部天然氣市場，增加經濟與工業的競爭力；而在歐盟對外的能源戰略方面，主要是希望達成能源供應源多樣化的目標。因此，希望能與重要的能源生產國如俄羅斯、裡海地區與中東地區的國家建立能源合作的機制。最後，儘管面對許多挑戰，但是歐盟內部還是希望能建立共同能源政策，來增加歐盟對外能源談判的籌碼。 在全球化與氣候變遷的影響之下，能源生產國與能源進口國都面臨著不同的安全挑戰，並相互依賴著。沒有任何一方的獨善其身，都必須面對能源、環境與經濟的平衡。因此，希望藉由討論歐盟的經驗，讓其他國家在面對相同問題的時候可以有所借鏡。 關鍵詞：歐盟、能源政策、環境安全、能源安全、氣候變遷

過去原住民保留地政策是政府為管理、安撫原住民的產物，延續至今，原住民保留地政策變成政府為保障原住民生計的手段，加之，近年國際思潮影響政府觀念轉變，原住民逐漸展現其自主性，經過努力爭取，促請政府頒佈「原住民族基本法」，因此，原住民族土地權利範疇從保留地延伸至傳統領域。 同時，更由於馬告國家公園設立事件及司馬庫斯櫸木事件的刺激，政府訂定「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辦法」，重申政府應尊重原住民土地資源權利，與原住民族建立共同管理機制，賦予原住民參與土地資源決策及管理的權利，奠立未來原住民族自主管理的基礎，故而，本研究重點即在於原住民族土地資源的共同管理機制。 基此，本研究採取文獻回顧、模型分析、個案研究、焦點團體訪談、深度訪談、參與式觀察等研究方法，運用Hayami & Ruttan的制度變遷模型及Lars Corlsson（2005）的共同管理決策模式，選擇新竹縣尖石鄉泰雅族玉峰村馬里光部落群及秀巒村基那吉部落群為研究個案。 接著，本研究加以釐清研究個案範圍內各個地方社群或單位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各種土地利用的需求及各自的發展目標；並就馬告國家公園、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辦法與國家公園法修正草案中共同管理機制加以比較分析，深入剖析原住民地區範圍內資源治理區域的共同管理機制議題；且審視政府與原住民訂定的土地資源利用與管理之正式與非正式制度，透過個案分析瞭解原住民族與政府認知之間的落差，析論原住民族傳統土地利用方式與政府土地管理法令之扞挌之處，以檢驗台灣當前原住民族土地資源共同管理制度是否有其缺失。 最終，從上述議題討論中，思考未來原住民族土地的利用與管理制度應解決那些問題，及應如何整合政府主管機關與地方原住民之意見，並提出共同管理機制之設計原則建議，以供政府與部落建構共管機制之參考。 / Indigenous Reserved Land policy was a product of the government’s managing and placating indigenous people. Nowadays, it becomes a means for the government to secure the economy and livelihood in indigenous area. In the past few years, the international trend of indigenous discourse changed the government’s concept. Indigenous people gradually showed their subjectivity and made the government pass the “Indigenous Peoples Basic Law”. After that, the land right of indigenous people extends from limited Indigenous Reserved Lands to the wider traditional territory. Meanwhile, because of the debate over the setting of Magao National Park and the conflict happened in the Smagus Beech Event, the government issued the “Regulation of resource co-management in indigenous area”, which reaffirm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spect the land/resourc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 It also state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establish the co-management mechanism, empower indigenous people’s participation and decision rights in the land/resources management. It provides the base of indigenous people’s self-government.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study the co-management mechanism in the indigenous area. This study adopts research methods include literature review, model analysis, case study, focus group interview, in-depth interview,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t applies both Hayami and Ruttan’s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model and Lars Corlsson’s co-management model, and analyzes the cases in the Mrqwang and Knazi sub-groups of Atayal indigenous people. These two sub-groups are located in Yufeng Village and Xiuluan Village, Jianshin Township, Hsinchu County, according to the administrative district nowadays. This study clarifies the differences of land uses, land demands, and development goals between these two communities.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issues of co-management mechanism in indigenous area, this study compares the co-management mechanisms designed in “Magao National Park Plan Draft”, “Regulation of Resource Co-management in Indigenous Area”, and “Amendment Draft of National Park Law”. Further more, this study surveys the informal and formal land/resources institutions and analyz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indigenous people’s perceptions of these institutions. Afterward, it analyzes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land management laws and indigenous traditional land uses, and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of indigenous land/resources co-management institution in Taiwan. At the end,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problems that indigenous land institution should solve in the future. It also makes suggestions to integrate the opinions of the governmental authorities and local indigenous people, so that the co-management mechanism can be established in princip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