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stman et al. (2001) 探究在彼此競爭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如何提供具有水平差異特質的基礎建設。該文得到兩地政府會盡量提供具有差異化的基礎建設，以避免陷入財政競爭的窘境。 本研究將擁擠成本放入上述模型修正，主要獲致三個結果。首先，在單一地方政府沒有競爭的情況下，地方政府提供單一基礎建設與兩種基礎建設相較，當政府提供兩種基礎建設，土地價值較大，故在沒有競爭的情況下，政府應該提供兩種基礎建設；其次，在兩個地方政府各提供單一基礎建設的競爭模型下，政府提供差異極大基礎建設種類的決策不會受到擁擠成本的影響，然而當兩地政府都提供相同的基礎建設時，廠商是沒有辦法利用政府彼此的競爭，而將在地區創造的所有利益都拿走；另外，在廠商群總數相同下，地方政府應該選擇基礎建設需求種類較多的廠商群，差異化仍主導了基礎建設決策的結果；最後，在一地政府提供兩種基礎建設，另一地提供單一基礎建設競爭模型中，若不考量擁擠成本，可以發現提供兩個基礎建設的地方政府，最終都沒有誘因願意去提供兩個基礎競爭來與提供單一基礎建設的另一地競爭，故在有競爭的情況下，地方政府應該會提供單一基礎建設。加入擁擠成本之後，可以發現當擁擠成本越大時，對地方政府而言，越可以紓解財政競爭張力，在基礎建設種類決策中兩地提供的基礎建設種類有逐漸相互趨近的情況。

地方政府主要財政收入，有地方稅課收入與來自於上級政府之補助金收入。而近年來，適逢景氣不佳、經濟衰退等原因，致使地方政府稅課收入日益減少，已無法支應地方政府日益膨脹的公共支出。此時，源於上級政府之補助金收入，即成為各地方政府不可或缺之首要財源。以民國89-98年為例，多數地方政府皆高度仰賴上級政府補助金，部分縣市的補助金收入占歲入結構比重甚至已逾50%。 促進城鄉及區域均衡發展，是政府長期以來的重要施政目標之一。補助金制度於立法之初，亦被賦予「平衡地方財政差異」、「縮小城鄉差距及區域發展」等目標。尤當地方財政困難情況加劇之時，補助金收入對於地方政府便愈顯重要，亦凸顯補助金收入扮演著影響地方建設與發展的重要角色。緣此，補助金制度與城鄉及區域發展之間的關係，便值得深入探討。 本研究首先透過民國79年至98年的政府統計資料，分析地方財政現況及補助金制度與地方財政自主之關聯性。研究發現地方政府因財政收支劃分法之稅制設計，高度仰賴上級政府補助金致地方財政自主能力十分低落。復再以全台23個縣市為樣本，將城鄉發展與區域發展之空間範圍分析，分為七個生活圈與四大區域進行探討。並透過因子分析法萃取「都市化因子」、「產業經濟因子」及「設施因子」作為城鄉及區域發展之代表性因子，藉此深入探討台灣地區城鄉及區域發展之現況。研究發現，台灣地區之城鄉及區域發展存有一定程度之差異。 最後，本研究透過關聯分析，探討城鄉及區域發展與補助金收入之關聯性。研究結果發現，補助金收入與都市化因子呈現中度正相關、與產業經濟因子呈現高度正相關，並與設施因子呈現低度相關性。顯示上級政府撥付予地方之補助金收入，對於台灣地區城鄉及區域發展之效益呈現在產業經濟因子與都市化因子兩方面，此亦與台灣地區長期以來，因上級政府偏重於經濟發展與致力於對都市地區之建設發展，所造成城鄉及區域發展失衡的現象是相呼應的。而未來政府相關權責單位於興革促進城鄉及區域發展相關政策時，應同時考量補助金制度之運用與分配，以使補助金得以發揮其應有之功能。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於103年5月5日通過號稱史上最大加稅案「財政健全方案」，而此「財政健全方案」也已於日前由立法院三讀通過，其中銀行及保險業之金融業營業稅率由2%「恢復」至5%，近期也已報院核定，並自103年7月開始復徵。此次稅收調初步估計可挹注國庫189億元，對我國財政赤字有止血之效。 此項稅收調整案，銀行及保險業的主管機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初始的態度，原本是希望維持不調高稅率的態度，轉而呼籲金融業應予以之支持，這其中的轉折足以思考此項稅收調整政策之合理性。 　　單就金融業營業稅率「恢復」與其他產業相同之5%之字義上來看，似乎是合理的公平稅制，但如深究已經實施「加值型營業稅」的台灣，是否仍符合加值型營業稅的本質?對金融業是否真的合理公平? 本研究將會針對營業稅概論、歷年各項稅改制度對政府財政稅收的影響、金融業營業稅的沿革等各面向彙整、回顧，藉以說明並討論金融業營業稅的合理性。

Kyoto University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工学) / 甲第15651号 / 工博第3309号 / 新制||工||1500(附属図書館) / 28188 / 京都大学大学院工学研究科都市社会工学専攻 / (主査)教授 小林 潔司, 教授 岡田 憲夫, 教授 川﨑 雅史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長久以來，經濟成長一直是各國努力追求的目標，而經濟成長模型則提供解釋經濟成 長過程的理論基礎。此外各國經濟成長率的差異亦是成長模型所關心的問題。以往， 新古典的成長理論解釋長期的經濟成長率是外生技術進步所造成，財政政策扮演無關 緊要的角色，僅僅影響過渡動態調整。直到近幾年，Romer(1986b)提出內生性成長模 型後，長期的經濟成長率決定於偏好與技術的參數。而Barro(1990) 利用此內生性成長模型的概念，導出政府財政政策是內生性經濟成長的主要因素。 本文擬介紹數種包含政府部門在內的內生性成長模型，首先假設在封閉經濟體系下， 單一資本累積的成長模型。透過以政府支出影響生產函數以及Cobb-Douglas型態生長 函數的假設，我們可以討論單調遞增，遞減以及固定成長率的經濟成長模型，因此本 文模型延伸了Romer)1986b),Barro(1190),Xie(1991),Rebelo(1991) 等人的內生性成 長模型。從這些模型中可看出政府支出對每人消費，資本及產出成長率的影響。由於 政府支出與租稅具有外部性，使得競爭經濟下所求出的投資報酬與經濟成長率低於社 會計劃經濟下所求得的結果。 / The conventional neoclassical growth models attribute the long-run steady-state growth to the exogenou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government’s fiscal pol-icy can only affect the dynamic transitional path toward the steady state. In recent years, Romer (1986b)first proposed a growth model in which the long-runrate of growth is endogenized. Following Romer, Barro (1990) examined that the fiscal policy may be one of the major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ountry’s long-runrate of growth. Building on Barro’s model, this thesis presents three models of endogenous growth. Each recognizes that government spending can influence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exhibits an overall de-creasing return to scale, constant return to scale, and increasing return to scale. These models show that the fiscal policy has effects on the growth paths of pre capita consumption, private capital stock, and output in a competitive eqilib-rium. Furthemore, the competitive rate of return of capital may be lower than that under the central planning economy, because the external effects of govern-ment spending are excluded from the individual household’s perspective.

本文以歷史研究及文件分析為基礎，用以述明下列兩項主題： 一、陳述中共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內，其財政經濟政策與制度的建立、調整 (轉變 ) 和影響；基本上，中共的財經政策以中央集權為根本發展方向，而在面對政經環境的 改變下在策略上有不同的調整與轉變。本文以當時政經環境、政權領導者的認知與政 策暨相關聯民間部門反應之互動影響為研究焦點。 二、探討中共對待農、工、商部門在土地與工商業所有制政策的變化；中共在恢復時 期的所有制政策以發展集體所有 (農村) 與國營 (工商業) 為要，筆者嘗試探討其制 定政策之基礎，執行的過程及其與民間部門的互動影響。 關於中共的財經政策方面，集中管理財經工作是財經政策的目標，這其中並涵及對政 權權力的分配與制度的集中管理，這是共產主義制度之必然與實行計劃經濟之必要發 展方向。中共集中管理的財經政策 (制度) 常因為完成財政稅收的目標而調整，形成 權力的收–放、寬–鬆之現象，這是本文探討的重點。關於政策的基本發展脈絡，在 政權鞏固後，中共立即實行『統一財經工作』，而在韓戰時財政支出大幅增加，遂有 放權地方分享財政收入以利稅收工作進行之舉，在韓戰趨於平穩之際，中共中央即又 將財政大權收回中央掌理，這其間，中共亦逐步建立集中管理財經工作，包括貨幣管 理、經濟核算、預算決算、基本建設進行諸方面。 關於所有制方面，所有制政策表現在農村土地的擁有型態與工商產業之經營管理與控 制的所有型態。農村土地從土改後的個體所有轉向農業生產合作社之集體所有發展， 這其中包括有鞏固政權的策略、關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爭論而涵及毛澤東和劉少奇 的路線鬥爭等變數。在工商業所有制方面包括過渡時期理論、經濟政策，決策環境的 討論，其轉變的脈絡是『統一財經工作』後工商蕭條，『七屆三中全會』逐步恢復， 韓戰期間工商業的發展到『五反』後視資產階級為主要對立階級，這樣的發展結果是 將工商業逐步納入國營與中共政權的管理控制底下，做為其實行計劃經濟的基礎。 上述財經政策與所有制變化的討論，是為本論文研究的主要內容。

本論文之分析架構，共分為五章，第一章為緒論，其次為以往文獻之介紹，第三章為 理論模型之建立與分析，第四章為實證資料與結果之說明，第五章結論。 回顧以往有關已婚婦女勞動供給之研究，鮮少有人從大小不同家庭的結構角度，來探 討已婚婦女的勞動供給差異；而依我國國情顯示，折衷式家庭在我國現行的家庭結構 當中，占有相當高的比例，大小家庭別可能對婦女的工作意願有不同的影響。因此， 本文將嘗試從大小家庭結構別的角度來探討已婚婦女的勞動供給行為。 在模型的建立方面，我們將新古典的家計模型予以修正，加入大家庭所特有的影響變 數與所得稅的因素，重新建立一個追求效用極大的家計分析模型，並據以導出已婚婦 女的勞動供給函數。 在實證方面，我們利用行政院主計處於民國七十五年五月所舉辦的「勞動力暨人力運 用調查」資料，從中篩選有關於大家庭中最年輕一對夫婦的相關資料與小家庭的資料 ，作為分析比較的基礎；在計量方法上，我們先利用J. HECKMAN的二階段分析法，將 前述資料稍作調整，再運用一般的迴歸分析來作差異比較。 本文之研究目的，不僅是為對已婚婦女的勞動供給行為，有更進一步之認識，更試圖 藉由所得稅層面對大小家庭婦女勞動供給的探討，來瞭解所得稅是否能在大小家庭結 構的變化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這個研究結果，或許對日後我國社會福利制度的 建立有實際參考的價值。

本文共計一冊，約八萬字，內容共分六章，依次為：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地方自治與地方財政 第二節，台北縣市的人文社會背景結構 第三節，研究動機、目的與範圍 第二章，地方財政的基本理論 第一節，地方財政的建制基礎 第二節，中央與地方財政劃分的原則 第三節，中央與地方財政劃分的方法 第三章，台北縣市地方歲入之比較 第一節，台北縣市地方歲入來源 第二節，台北縣市地方歲入結構之比較分析 第三節，台北縣市地方歲入情況之檢況 第四章，台北縣市地方歲出之比較 第一節，台北縣市歲出項目 第二節，台北縣市歲出結構之比較分析 第三節，台北縣市歲出情況之檢討 第五章，台北縣市財政問題之分析 第一節，台北縣市財政收支配置問題 第二節，台北縣市財政自主問題 第三節，台北縣市財政發展的趨勢 第六章，結論 第一節，各國地方財政發展趨勢 第二節，我國地方財政現況 第三節，改進台北縣市財政的建議

本文主要目的，在探討目前我國租稅逃漏情形，並建立一適用於我國的估計方法，以 估計我國租稅逃漏的大小，從而謀其解決之道。本文共分五章：並就各章內容略述如 下： 第一章：緒論。主要說明本文的研究動機、研究目的，與研究方法，並對本文結構作 簡單敘述。 第二章：探討租稅逃漏問題發生的原因，及其產生的影響，並對租稅逃漏的估計方法 加以介紹。 第三章：建立一個適用於我國的估計方法，估計我國租稅逃漏的大小，並對資料來源 和其限制加以說明。 第四章：就估計結果分析說明我國租稅逃漏的情形並探討應如何解決此問題。 第五章：針對本文之探討，作成結論。

全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 研究動機及研究方法。 第二章 由戰時經濟環境的特色，引伸戰時財政的意義及四大目標。並介紹一般性及 非常性財政工具的種類。其中又以租稅政策、公債政策、通貨政策及經濟統制最湩要 。 第三章 探討租稅政策、公債政策、通貨政策及經濟統制實行的方法，作為戰時財政 工具的優缺點，以及四項政策的比較。 第四章 介紹二次大戰期間各參戰國戰時財政實例。以德、日、英、美、蘇五個國家 為代表，並介紹以色列及韓國這兩個處於準戰時期國家的財政特色。 第五章 我國抗戰時期財政。 第六章 結語與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