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從軍事專業主義的觀點梳理中共改革開放後的黨軍關係發展，並假設黨軍關係會受軍事專業主義發展與傳統的黨指揮槍原則的影響，並因特殊政治或外交事件與不同的領導人產生不同的狀態，且有某種特定的模式。本文將改革開放後分為鄧小平主政與後鄧小平的時期，後鄧小平時期則是指「六四」事件爆發至江澤民宣布禁止軍對經商為止，並將這兩段時期內的黨軍關係發展與解放軍現代化改革進行整理，亦對如「六四」事件及1995-96台海飛彈危機等影響黨軍關係的重大事件進行分析。最終本文發現中共的黨軍關係的確會受到特殊政治或外交事件與不同領導人的影響，但卻因軍事專業主義發展與黨指揮槍原則的衝突而呈現不穩定且不易預測的面貌。

本研究旨在了解1980 年代後不同時期的解放軍高階軍官團特徵變化，以及不同職級者間的差異。在中國大陸的黨國體制下，「黨指揮槍」的原則使解放軍除軍事專業外，仍有一定的政治色彩。本文從軍事專業主義的角度出發，從現有文獻中歸納出學歷與培訓、功績、職務歷練、任職與退休年齡等專業化特徵，以及籍貫、任職單位、個人關係、黨職與黨齡等非專業性特徵。整體而言，解放軍高階軍官在江澤民時期與胡錦濤時期的比較上，胡錦濤時期的高階軍官在專業化特徵的表現都較江澤民時期明顯。而在非專業性特徵部分，除籍貫分佈不均的現象在胡錦濤時期略有改善外，具高幹子弟或秘書經驗的高階軍官都較江澤民時期活躍。此外，若職級較低但具有重要黨職身分者，也可被視為是未來的明日之星。最後，本文指出影響軍官的專業性特徵的因素並非該軍官是否具有非專業性特徵，而可能是政工軍官與軍事軍官的差異。政工軍官與軍事軍官是否應建立不同的專業性特徵指標，可作為後續研究之目標。

本論文約為七萬字，論文計分為五章。 第一章導論，導論前半部簡介有關政軍關係的一般性理論，以及學者對蘇聯黨軍關係 幾種不同的看法，後半部說明蘇聯以黨領軍制度和其控制的途徑。 第二章就早期蘇聯黨軍關係依序就紅軍成立初期，內戰時期，大整肅時期，二次大戰 期間等作歷史性的描述。 第三章，分析赫魯雪夫時期蘇聯紅軍的政治角色。針對史達林死後，以迄赫魯雪夫下 台之前，蘇聯政治權力結構的變化，探討紅軍可能有的政治影響力，並就朱可夫事件 加以評論。 第四章，黨的控制與軍事專業，對赫魯雪夫時期紅軍中政治機構的運作狀況，以及紅 軍在追求其專業利益間的關係。 第五章，結論。

回顧我國政治與軍隊發展，發現軍隊的角色隨著政治的發展而演變，民國76年解除戒嚴不僅是政治民主的重要里程，亦是文武關係類型變化的重大轉折。解嚴前，軍隊屬「職業革命軍」，主要特色在於文武之間權責與功能分野不大，在強人威權政治下，文武關係被界定為功能分工模式。解嚴後，軍隊已逐步向「專業軍」邁進，主要受到政治民主化的影響，標榜法制化之文人統制已漸成規模，尤以伴隨首次政黨輪替、國防二法施行，文武關係更走入新紀元。在此一形勢下，由民主轉型以至民主鞏固深化的歷程，僅短短十餘載，然則，無論對國家安全、憲政發展與國力強化等，在文武關係的理論與實踐，此一演進過程及結果，均是本文嘗試理解和研究的動機與目的。 本文採用社會、政治學常使用的文獻分析與歷史研究方法，從探索相關文獻與理論模型，描述我國解嚴後文武關係演進的影響，再觀察法制化下文武間互動現況與軍隊角色扮演等。在章節安排上，首以深入探究各國文武關係各類型理論，重點在於西方民主國家文人統制模型與專業軍人理論；其次，藉由我國文武關係的演變，檢證軍隊在解嚴前後之不同角色扮演，並闡明憲政體制法制化中文武關係的權責與運作情形；復次，就實務面向探討文武間互動的實況，在民主轉型期間以文人統制與軍事專業的矛盾，特別是美國文武間的具體實踐為典範；在政黨輪替後的民主鞏固期間，以軍隊對政黨認同趨向，特別是國防二法實施後的軍隊為描述重點，最後，綜結本文研究心得、發現與興革建議。 因此，中華民國解嚴後的文武關係，就是在國家化、民主化、法制化、專業化的具體指標下，邁向先進民主國家「軍隊國家化」、「文人統制」與「軍事專業」之境界，這在我國民主政治發展的過程中是一項成功的指標，是值得肯定的，然而，文武關係的互動正還處於磨合期，倘以目前的情況來衡量其功效，實言之過早，彼此間尚待適應與調整。西方民主國家的價值和制度未必值得完全移植適用，但是東西方在共同追求民主標的的過程和經驗不僅值得參考，且以文人至上為核心的文武關係，即是民主鞏固的指標，則其講求政治中立和文人統制以及軍事專業的基本原則，意義是極其深遠。本文為了能具體而周延說明相關議題，儘量將事實描述，俾利研究豐碩成果，然仍感多所欠缺，尚祈學界先進指正與補強。 關鍵字： 文武關係、軍隊國家化、文人統制、軍事專業、職業革命軍、專業軍、憲政體制、政黨輪替、民主鞏固、專業軍人理論、政治中立。

本文借用新軍事專業主義概念，自軍事專業性、政治角色、經濟角色與影響力等的面向，分析改革開放時代解放軍的轉變。1950年代以後的毛澤東雖然重視軍隊的軍事專業能力，卻因過度強調軍隊的政治角色而其軍事專業能力的發展難免遭到嚴重破壞。在此過程中，解放軍雖獲得極高的政治影響力，但其工具性甚強，結果毛澤東時期的解放軍逐步變成為「腫、散、驕、奢、懶」的組織。 這不可避免地影響解放軍的戰鬥能力，在韓戰和中蘇衝突等的實際戰場上，解放軍也至少沒有打敗，不過毛時期軍事現代化的確遭到阻力，而解放軍的軍事能力也跟著被削弱，中越邊界衝突也顯示此情形。很明顯的，此種軍隊嚴重阻礙中共國內政治的健全發展，因此鄧小平決定抑制軍隊的政治影響力，深感展開軍隊專業改革的必要。且當時中共中央對國際局勢的認知上的變化以及改革開放的推動也有助於軍隊改革的展開。結果，一方面以人事調整及軍隊教育的改革等的措施來逐步提高軍隊的專業能力，以有助於解放軍的現代化與正規化發展。在另一方面大大減少國防預算，也因此軍隊為了彌補國防預算的不足，開始經商，軍隊的經商雖然一邊看來破壞軍隊的專業能力及其形象，但另一邊卻增強軍隊影響力，是因為軍隊可以經商是指軍隊對自己所需的財政可以獲得控制力，也因此對解放軍來講，經商也許是個兩面刃，它在一邊削弱軍事專業能力，卻在另一邊它會變成為增強軍隊對財政的控制力。與此同時，解放軍在中共中央領導層佔的比率也逐漸下降。看來，除了軍隊經商所造成的後果以外，解放軍以開始朝向所謂「專業軍隊」的方向發展。 不過不可忘記得是，即使軍隊在中共中央領導層佔的比率比過去大大減少，仍然維持一定水準的情況之下，軍隊通過經商活動獲得巨額，且因改革開放時期軍隊改革，而解放軍的專業性也日趨加強。雖然軍隊經商已經被禁止，然而軍隊仍然可以保留不少賺利企業，這表示說解放軍一定程度上仍然可以具有對財政的控制力，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權力來源。而且解放軍在國防、外交以及軍事領域中獲得的角色空間增大，其影響力也加深。在此吾人也許可以懷疑所謂的軍事專業主義是否一種兩面刃，也就是說，正如杭停頓所說，軍事專業主義可以降帝君對介入政治爭端的可能，但也許軍事專業主義卻變成為提高軍隊介入國內政治爭端可能的主要因素，是因為解放軍在國防、外交以及軍事領域中能發揮的影響力的確比過去來得大。鄧小平死後缺乏軍中資歷的文人領導者掌權的狀況也有利於軍方在與文人的互動中擴大其角色空間和影響力，如此一來黨與軍的關係難免發生變化。本文希望從軍事專業主義理論出發，以新軍事專業主義彌補起缺陷的同時，注意軍隊的經商以及軍事專業主義的加強或許變成為兩面刃的事實，說明改革開放時代解放軍的獨特發展以及黨軍關係的變化。 關鍵字：新軍事專業主義、中共人民解放軍、改革開放、共軍角色、黨軍關係

冷戰結束後，因應蘇聯及東歐等共產政權相繼垮台，中共在天安門事件的塑造下，更顯得搖搖欲墜。但由於其經濟開放的成果，造就了讓世界各國驚嘆與擔心的「中國崛起(China Rising)」，也使得中共成為共產主義最後的根據地，更確立了由文人主導下的中共政治體制。假如毛澤東使中共站起來，那鄧小平則是使中共富起來的人。中共建國初始即由槍桿子建政權，直到鄧小平扶植江澤民後，才開始確立文人領軍（擔任中央軍委會主席）的形勢，一直到現在胡錦濤全面掌握軍權，其「以經領軍」的大方針政策指導，讓中共人民解放軍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軍事現代化變革」努力不悔。 今年（2007年）適逢中共人民解放軍建軍八十週年。想想從1927年8月1日南昌暴動的農民，打著赤膊，揮舞著大刀、土槍，以革命的游擊戰法東奔西竄，一直到今年的八一建軍節，解放軍換穿充滿時尚感的新式軍服，並不斷與世界各國舉行軍事演習，確實讓人感受到其期望成為國際現代化勁旅的強烈企圖心。這等動力是毛澤東等軍事領導人所始料未及的，也不得不佩服中共文人領導階層在爭奪領導權的用心、細心與耐心。 自2007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全國代表大會順利召開完畢後，奠定了胡錦濤權力鞏固的基礎，未來將由胡錦濤等9人所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繼續帶領著中共，對未來國內外的經濟改革、軍事現代化、爭取亞洲區域霸權、甚至是如何在世界中扮演一個大國角色等議題努力前進。但不可諱言的，如何在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指導下，去堅持黨的絕對領導，並以科學發展觀的角度，朝向小康社會的這個主要目標是仍舊不會變；也因如此，以具有中國特色的精兵政策，持續邁向科技建軍、質量強軍，則是維護目標的安全法則。 今日的中共，在所謂社會主義體制下，已演進成一個以經濟發展為主體、文人領軍的共產主義國家，而且這期間沒有經歷流血的轉變過程。未來其根本體制是否會因經濟持續發展而產生動搖，或因在產生執政續任者的慣性過程中，讓中共軍文關係有了進一步的變化，這都是值得我們觀察的課題，而或許這也是中共執政者與學者們極不願去碰觸的議題。

本論文約為七萬字，論文計分為五章。 第一章導論，導論前半部簡介有關政軍關係的一般性理論，以及學者對蘇聯黨軍關係 幾種不同的看法，後半部說明蘇聯以黨領軍制度和其控制的途徑。 第二章就早期蘇聯黨軍關係依序就紅軍成立初期，內戰時期，大整肅時期，二次大戰 期間等作歷史性的描述。 第三章，分析赫魯雪夫時期蘇聯紅軍的政治角色。針對史達林死後，以迄赫魯雪夫下 台之前，蘇聯政治權力結構的變化，探討紅軍可能有的政治影響力，並就朱可夫事件 加以評論。 第四章，黨的控制與軍事專業，對赫魯雪夫時期紅軍中政治機構的運作狀況，以及紅 軍在追求其專業利益間的關係。 第五章，結論。

滿清末年以來，中國文官節制武官的傳統受到嚴重破壞，地方團練取代政府軍，地方軍隊演變成軍閥主義，國家領導人都是由戰場上勝利的軍人擔任。江澤民時期開始，中共實施世代交替，黨、政、軍高層領導人，轉移給一批技術官僚與軍事專業人員手上，此期間中共黨、政、軍互動關係為本文研究之目的。透過歷史比較，江澤民，是一個幾乎與解放軍毫無淵源的文官，沒有任何服役與作戰的經驗，卻能順利掌握軍隊與國家，本研究證明在中國中斷數百年來「文官統制武官」的歷史傳統，已經恢復。此外，近二十年來，中共軍事現代化成就確實令人刮目相看，與江澤民的外語專長及電機專長有密切關係，這些人格特質也是他令軍隊信服的重要工具。軍政軍民關係上，江澤民堅持民主集中制，排除多黨制，造成軍隊遠離政治紛擾，並與黨充分合作，以獲致預算並做好軍民與軍政關係。在解放軍內部，推動軍事教育的改革，也造就解放軍戰略思維的重大轉變，形成解放軍現代化的動力之ㄧ。然而，敏感性的軍文關係議題，例如一黨領軍，中共有禁忌而且沒有試驗場，台灣的寶貴經驗，很值得大陸參考。 關鍵字：中國共產黨、軍隊現代化、解放軍、文人統制、軍事專業主義 / During the decline of Chin Dynasty, as an unintended result to rely upon localized National Guard defeating upraise event,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ivilian Control system was replaced by warlord system. Since then, the war hero was the one who advanced to political leadership. Until Jiang Zemin, a civilian with civil college certificate took leadership over the PLA, CCP, and PRC.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am the civil-military interaction during Jiang Zemin’s journey. Through historical comparison, this paper confirmed that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ivil-Control system has been revived. Also, Jiang Zemin was the military leadership over PLA modernization. With personal attributes of profound languages and electronic profession, he shaped his position successfully in PLA community. This paper also recognized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one-party theory and PLA,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　NDU and strategic thinking. Key Words: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ilitary Modernization, People Liberation Army, Civil-Control and Military Profession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