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Law

本人研究現行國民中學公民教育的民主價值觀，是因為我國國中「公民與道德」課程的實施，為有意識的公民教育的一環，國家希望透過此一社會化過程，讓國中學生學習及獲取民主價值，此社會化過程影響學生成年後政治價值之取向及政治行為的模式。中學教育是一種「國民教育」，從民族意識、國家觀念的培養，乃至基本法律常識、政治過程、權利義務及自治能力的訓練，目的是希望培養學生成為服務社會的好國民。 基於國中公民教育在學校教育中所負有的意義，本研究希望藉由對於現行國中「公民與道德」課程所做的民主價值觀分析，達到以下的目的： 1. 探討民主價值觀在正式課程的「公民與道德」科教材實施中，所呈現的意義與評價。 2. 探討民主價值觀在非正式課程的「公民與道德」科活動運作中，所呈現的意義與評價。 3. 本研究以國中公民教師為對象，進行深度訪談，探討現行國中公民科教材編定及活動進行對學生民主價值觀念的影響程度。 4. 歸納研究結果，提出建議，提供教育當局改進的參考。 本研究對現行國民中學「公民與道德」教材進行民主價值觀分析時，適逢民國八十七學年度公民教材改版的時期，原本國中一至三年級均使用七十八年版一至六冊「公民與道德」的教材，改編為現行八十七年版適用於二至三年級使用的一至四冊「公民與道德」教材，並且在課程安排及教材編寫方面均較以往有很大的改變。教育部預計在九十年度計劃實施九年一貫的國民義務教育，教學科目調整為語文、健康與體育、社會、藝術與人文、數學、自然與科技及綜合活動七大領域的整體化教學，現行國民中學「公民與道德」科在教材編輯及活動設計上亦做了配合性的調整。 本研究的主要發現為：現行國中公民教材的編排內容十分強調民主信念、人民主權、公民責任感及法治運作的民主價值觀念，此結果說明公民教育藉由學校課程的社會化過程，強化學生民主、人權、責任及法治的概念使學生能早日成為身心發展均衡的健全公民，相較之下，現行國中公民教材的編排內容在政治參與及國家認同的民主價值觀念則有加強的必要，因為在民主社會的政治發展過程中，公民的參與行為及認同態度對於民主政治的發展有相當大的影響。因此，建議在往後的教材修訂過程中能多加強公民在政治行為及國家認同觀念的課程內容。此外，在現行國民中學公民活動的進行過程中則十分注重民主信念、公民責任感及政治參與的民主價值觀念，其次則為人民主權及法治運作的民主價值觀念，國家認同的觀念則有加強的必要。此結果說明現行國中公民活動的進行，可以培養學生對於民主運作程序、公民權利責任及政治參與態度的瞭解程度。藉由公民活動的順利推行，使學生能清楚明瞭身為現代公民應注重民主理念、公民責任及參與行為的重要性，其次，在活動進行中應強調人權及法治的觀念，特別是團體認同觀念的建立在公民活動中尤應重視。總之，民主信念的價值觀念在現行國中的公民教材及公民活動均十分強調及注重，而國家認同的價值觀念在現行國中的公民教材及公民活動中，則有應再加強的必要性。此外，學生在現行國中「公民與道德」課程教材方面、公民活動方面及教學方法方面均提出應改進的建議，提供教育當局作教育改革的參考。

企業併購的成敗，基本上應視其併購的策略性目標是否達成，然而策略性的目標往往只能從收購後整體的營運績效或投資收益來進行評估。事實上，企業併購即是一種投資活動，投資後的環境變化事先即難以掌握，如何有效的預防企業併購的風險問題，尤為進行併購規劃時重要的課題。本文嘗試以「代理問題」來解釋企業併購完成後的「雙方道德風險問題」，希望利用支付方式的財務規劃，有效的對企業併購完成後的道德風險作防範。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於，利用訊息理論中的代理模型（principal-agent model），研究企業併購雙方在「資訊不對稱」下，利用「雙方道德風險模型」（double-sided moral hazard model）的建立，規劃最適的支付方式設計，並對模型最適支付方式契約特性與影響因素作分析。設定企業併購的買方公司（the bidder）為所有人角色，目標公司（the target）為代理人角色，並且雙方公司皆為「風險趨避」的態度，以期望效用極大作為決策依據。買方公司基於「風險分散(risk- sharing)」與「契約誘因(incentives)」的考量，設計一種最適的「簡單線性支付方式」契約型態，綜合部分現金與部分股票支付的「混合性支付方式」，進行併購投資的要約行動。 模型的結果，買方公司所提出的最適目標公司持股比例，為雙方的風險趨避係數、公司價值的變異風險，以及雙方努力投入的成本係數所決定。並且進一步求出最適的努力水準，與最適現金支付金額，設計最適的股票與現金支付比例，以作為企業併購支付方式財務規劃的建議。 分析最適支付契約的比較靜態結果。在其他條件不變之下，(1) 若買方公司風險趨避態度增加時，買方公司將提高目標公司持股比例的契約設計，增加契約誘因強度，以避免承擔過多企業併購的不確定風險；(2) 當公司價值估計變異風險增加（外在不確定風險增加），若買方公司的風險趨避係數大於目標公司的風險趨避係數時，買方公司將增加目標公司持股比例作為要約；(3) 若買方公司的努力成本增加時，買方公司愈不願意付出努力水準，傾向於提高誘因機制給目標公司增加目標公司的持股比例作要約。 修正訊息結構的假設，引入契約中加入「承諾付出一定努力」的條款，加入「買方承諾」條款時，雙方道德風險的最適契約設計可以簡化為單方道德風險模型。加入「雙方承諾」的條款時，模型則可簡化成以「完全訊息」沒有道德風險問題的方式來分析。比較三個方面的差異：(1) 誘因強度大小的比較：在單方道德風險下，最適目標公司持股比例契約，將大於雙方道德風險模型下設計的最適契約；雙方道德模型則需視彼此道德風險問題的抵換，誘因強度不一定大於完全訊息模型。(2) 比較靜態結果比較：就影響方向而言，風險趨避係數變動，對不同訊息設計影響方向皆相同；外生誤差風險變動時，單方道德風險的影響則確定為負；至於努力成本的影響方向則不變。就影響大小而言，雙方道德風險模型誘因強度敏感性則恆小於單方道德風險模型的影響；與完全訊息的敏感程度大小則不一定。(3) 雙方期望效用總和比較：在雙方道德風險模型下，最適契約符合契約雙方期望效用確定等值極大的條件。 修正風險趨避特性的假設，探討風險中立假設下，最適的簡單線性支付契約適用性的問題。可得在風險中立情況下，只有雙方道德風險模型，混合性支付方式線性契約的誘因機制仍存在。最後，利用「制度性的比較靜態分析」，歸納出企業併購雙方道德風險問題下，當外生變數變動時，「完全現金支付」與「混合性支付方式」的選擇取捨。

本文主要應用代理理論來評估建議目前全權委任契約的規劃草案。為深入瞭解全權委託契約的法律及經濟特性，本研究參考日本全權委託業務規範、及研究我國目前全權委託法令內容。藉實地訪談投顧業者以窺視業界對全權委託法令的真正看法，最後乃利用代理理論做為草案規範體系之基礎及進行評估。 在研究日本全權委託業務規範時，本研究發現日本的做法與目前我國草案的內容與精神大致上相同，因此難以日本作法來給我國全權委託規劃一些建議；至於規範台灣全權委託業務主要法規為「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理規則」修正草案（重點內容請看第三章第二節），至本研究結束時還未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為了要充分了解草案內容及業界意見，本研究在慎選二家投顧業者訪談後，發現相關法條中有許多不太合理的地方，例如為什麼在受託投資金額超過二十億元後，業者只要提存五千萬元的保證金就可以了，這樣是不是有圖利大型業者？以及對委託人而，開放業者投資國內開放型受益憑證似乎多此一舉了！（請看第三章第三節） 至於在應用 Holmstrom (1979) 代理理論方面，本研究認為此規範體系應具備以下特徵：1.在全權委託契約中不得採用固定佣金結構，否則主理人（投資者）將承擔所有全權委託契約的風險，如此代理人的道德危險會益加嚴重；2.應適當允許以績效為基礎的變動佣金結構，惟這種代客操作契約設計中的 F(x;a) 必具備一階強勢優勢的條件；3.要令 F(x;a) 的一階強勢優勢的條件在績效基礎的代客操作契約中能有效存在，則提出六個方法乃是必要條件（非充分條件）。（請看第四章第三節） 最後本文乃以先前所做的研究做為基礎，針對相關法條提出問題及建議方案，惟這部分的建議純粹是以本研究出發，完整的建議內容有賴各方面專家的共同參與才行。本文也希望對於此方面有興趣的研究者能參考本研究對後續研究者之建議部分，例如公會自律制度研究及歐美國家全權委託制度的研究均是十分值得繼續採所的領域。 / This study applies agency theory to assess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he regulatory framework of discretion account proposed by the Taiwan SFC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which mainly imitates from Japan. This study considers investor as the principal and delegated investment company as the agent. Since the effort level of agent is unobservable, plus the interest conflict existing between the principal and agent, a rational agent would have moral hazard. If we plan to have an effective regulation of discretion account, it is necessary to design an efficient contract for eliminating or reducing agent's moral hazard. This study hypothesizes that Holmstrom's second-best agency contract could be the one for establishing an efficient regulatory framework of discretion account. Therefore, this study uses the propositions developed by Holmstrom (1979) to establish a proposed efficient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the business of discretion accout, including disclosure system and an incentive mechanism.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瞭解臺灣地區有關醫療需求與利用之行為，並進而藉其 研究結果來推估部分負擔之實施成效。針對「八十年家庭收支記帳調查」 之 1,327戶家庭之資料，本研究分別以多元迴歸之線性模型與指數模型來 從事分析，並獲致下列之重要結果及發現： 1.門診價格偏彈性為 -0.27 至 -0.28 之間；住院價格偏彈性為 -0.06之間。可見兩者均欠缺彈性， 且住院較門診的彈性值更小。 2.門診之住院交叉彈性為 0.0015 至 0.0016 之間，顯示門診與住院之間有些替代效果存在。 3.門診之所得偏 彈性係數為 0.19至 0.22之間，表示門診是種正常品，且其彈性值並不大 。 4.部分負擔在門診上所節省之保險給付，若以負擔率為 10%來看，約 佔保費收入之 6.6%至 10.2%；醫療給付之 8.2%至 24.9%。但若提高部分 負擔至 25%時，則上述各數值約增加為兩倍。可見部分負擔對於保險財務 之補充，實具有相當功效。 5.以 10% 至 25% 的門診部分負擔率來估算 ，一般家庭於一年內須自付之門診費用，約佔家庭消費支出之 0.3%至 1.3%，佔儲蓄金額之0.7%至 3.0%，佔可支配所得之 0.2% 至 0.9%。其比 率並不算高，應不至於對一般家庭形成過重之經濟壓力。但若常使用醫療 資源的話，負擔將會更加提高且不容忽視。 /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estimate the financial effects of cost-sharing system in Taiwan's health insurance. According to book-keeping data of 1,327 families, the study uses the linear & exponential model of the multiple regression to analyze the demand of the medical resources in Taiwan. The major results are as following: 1. The partial price elasticity of the outpatient care is esti- mated between -0.27 and -0.28, while the partial price elasti- city of the inpatient care is -0.06. Both are inelastic, but the inpatient care is ever more inelastic than the outpatient care. 2. The cross elasticity of the outpatient visits demanded with respect to inpatient price is between 0.0015 and 0.0016. It shows that there are some substitutions between two kinds of medical care. 3. The partial income elasticity of the outpatient care is esti- mated between 0.19 and 0.22, which reveals that the outpatient care is a normal good though the elasticity is small. 4. As to the potential effect of cost-sharing system on saving outpatient benefit, if the cost-sharing ratio were 10%, the reduced payment as the share of the premium is expected from 6.6% to 10.2% and as the share of the medical benefit from 8.2% to 24.9% depending on varying assumptions. If the ratio were raised to 25% , the reduced payment is projected to be twice as above. It implies that the cost-sharing system could be effective to improve the insurance finance. 5. It is further estimated that, when the cost-sharing ratio of the outpatient care were 25%, the cost-sharing burden for an average family is 1.3% with respect to the consumption expend- iture, 3.0% with respect to the savings and 0.9% with respect to disposable income. These ratios are not too high and an av- erage family can afford it. However, for those using medical services more heavily, their burden could be much higher and should be seriously considered.

本研究目的在於以交易成本的理論架構，運用交易成本的四個構面外顯單位效益成本、資訊搜尋成本、道德危機成本以及專屬陷入成本來分析消費者的通路／品牌取向，並嘗試了解專業知識如何影響交易成本的各構面。 　　本研究以功能性休閒旅遊服飾產業為例，以「墾趣生活」的VIP貴賓為研究對象，共郵寄350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152份，經統計資料分析，本研究主要結論如下： 　　一、費者專業知識程度會影響消費者的內隱交換成本。消費者專業知識程度與其知覺資訊搜尋成本有顯著負相關；消費者專業知識程度與其知覺與通路商間的專屬陷入成本有顯著正相關。只有主觀的專業知識程度會影響消費者知覺的交易成本，客觀的專業知識程度並不會影響消費者知覺的交易成本。 　　二、消費者與通路商間的交易成本會影響消費者的通路／品牌取向。消費者知覺通路商外顯單位效益成本與通路取向有顯著負相關；消費者知覺資訊搜尋成本與通路取向有顯著正相關，與品牌取向有顯著負相關；消費者知覺與通路商間道德危機成本與其通路取向有顯著負相關；消費者知覺與通路商間專屬陷入成本與其通路取向有顯著正相關，與品牌取向有顯著正相關。 　　三、消費者專業知識程度與消費者通路／品牌取向並無相關。 　　本研究同時根據上述結論，對實務運作提出具體建議。

本研究主旨在探討有線的光纖通訊與無線的行動通訊接取網路設備供應商在市場所面臨的嚴峻考驗，在面對彼此的競爭下，各廠家利用不同的市場策略，如何在激烈的環境中脫穎而出。因為國際規範標準化的緣故，使得利用策略行銷4C成本理論比較起傳統市場行銷之4P理論來分析更為有趣且貼切，因此探討以策略行銷4C成本理論為基礎。對於接取網路的通訊設備供應商而言，各有其特別之技術屬性、先天的優勢、網路資源與客戶群，甚至利用國家資源，進而掌握現有的客戶群；然而一些新進業者，為了開拓新的客戶群，在策略行銷4C的成本理論基礎下，如何自訂最有利的市場行銷策略，並加以活用，使得對於外顯單位效益成本、資訊搜尋成本、道德危機成本與專屬資產陷入成本的認知，各有不同的考量與評估之方式，其目的是影響運營商最終採購之決定，並達到雙方相互陷入，最後取得市場上的優勢。

企業的營運範圍日趨國際化，媒體更繁複多元，並面臨更多面向的利益群體關注，對外關係的經營已不能只應用傳統的行銷策略，更須以公司層級的無形資產與社會資本建立起公司聲譽，方能保留並持續吸收資源，建立永續的競爭優勢。是故，近年來媒體經常報導的企業社會責任的議題，不但是許多利害關係人關注的焦點，更是公司經營與競爭優勢建立時不可忽視的策略性決策。 本研究透過第一階段調查法以及第二階段實驗法，共計發放536份問卷，並經由回歸分析、變異數分析等得出研究結論如下： 1.將企業社會責任作為歸類為利他型、規範型與平衡需求型，其中如消費者對於法令規範企業該做到的事項如「產品價格與說明標示皆為正確的」、「給予員工之薪資至少為法律規定的最低薪資」、「遵守當地政府的法令與規範」等皆視為規範型。 2.消費者對於有做社會責任之企業，其企業社會責任認知較沒做到企業社會責任的企業來的高，而利他型、規範型與平衡需求型對企業社會責任資訊與認知的調節效果則不存在。 3.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認知正向影響消費者對公司的認同。 4.消費者－公司認同為企業社會責任認知與購買意願的部份中介因子。 5.消費者對於有做企業社會責任公司的認同感受到對企業社會責任議題支持與個人道德標準的調節。 / The scope of business is going to be international, and the media runs in more complex ways, which makes more stakeholders pay attention to it. Now companies cannot just use the traditional marketing strategies to build up the relationships with outside stakeholders ,which turns out to use the corporate level strategies like intangible assets and social capital to solid the corporate reputation, keep retaining resources and establish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herefore, the topic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is not only what stakeholders care about but also a strategic decision when companies run and build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his research through two stages including survey and experiment and then use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ANOVA analysis to the following results: 1.Classifying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to “Altruism”,” Norms”, and “Balancing Needs”, for example, “The products’ price and instructions are both correct” belongs to “Norms”. 2.Consumers’ CSR perception is higher in the companies doing CSR than those not. But the moderate effect of different type (“Altruism”,” Norms”, and “Balancing Needs”) doesn’t exist between CSR information and CSR perception. 3.Consumers’ CSR perception positively affects Consumer-Company Identification. 4.Consumer-Company Identification is a partial mediator between Consumers’ CSR perception and purchase intention. 5.CSR support and ethical ideology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umers’ CSR perception and Consumer-Company Identification.

全民健保自1995年施行以來，已成為照顧國人健康最重要的社會安全措施之一，更創造世界各國稱羨的社會健康保險奇蹟。然由於全民健保的保障，使國人忽略平時對個人健康管理之風險控制，因被保險人心理危險所導致之醫療浪費極為嚴重，醫療費用不斷增加，造成健保財務負擔與效率低落，若不進行調整，將危及健保的永續經營。 從社會福利國演進歷史觀之，社會連帶思想與分配正義原則，雖強調人民具人性尊嚴生存之權利及國家之保護義務，但並非單純將個人風險轉由社會共同承擔，而是以國民對於自我社會責任的履行為前提，因天賦或環境等因素，對於無法以自身能力來克服及排除社會風險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使其無法維持「具人性尊嚴之生存」時，始將該風險轉由社會共同承擔，且以保障其基本生活為原則，以求「禁止過度侵害」與「禁止保護不足」原則間之平衡。因此全民健保雖為社會連帶原則之體現，但仍應以個人責任為基礎。 國內外研究皆指出，與個人直接相關之生活型態及遺傳等因素，為影響健康的主要風險來源，醫療服務的影響力約僅佔一成，而加重被保險人責任可有效抑制心理危險因素，透過部分負擔，誘導被保險人重視個人健康責任，以健康之生活型態配合政府之健康檢查與各種篩檢措施，降低罹病率或及早治療，即使不幸罹患重病亦應遵從醫囑，以最經濟的手段達到必要之治療成效。因此，全民健保為達其增進全體國民健康之目的，應以國人之健康風險控制為主，而非將資源過度投注於醫療費用補助，始為根本之道。 反觀我國全民健保，將絕大多數資源用於治療疾病，卻忽略了預防保健的重要性，亦未強調被保險人對自身健康風險之控制責任，近來健保改革聲浪亦多集中於保費收取、藥價、支付制度等議題，忽略個人健康風險控制與心理危險防範之重要性，造成被保險人對個人健康風險控制的不重視，以及預防保健篩檢率偏低、醫療成本負擔逐漸龐大等種種效應。 本文建議，應強化全民健保健康促進功能，免費提供經濟效益高而侵犯性低之預防保健項目，此外，政府應建立重大遺傳疾病通報制度，提供高風險民眾諮詢與檢測等相關服務。再者，健保給付應以基本醫療需求為限，並兼採自負額與共保制，加重被保險人承擔個人健康風險控制責任，且在制度上與社會救助明確區隔，廢除免部分負擔制度，對無力支付部分負擔者改由社會救助支付，以降低被保險人心理危險因素，藉由健康促進之生活方式與配合政府推行保健措施等健康風險控制手段，降低疾病發生率及健康風險損失幅度，始能達成全民健保增進國人健康之目的，並大幅降低健保醫療支出。

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Edu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