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果在符合義務的情形下，也會發生時，此結果乃屬不可避免的結果，不應歸責於行為人。然而，若相同結果在符合義務的情形下，只是有可能避免，換言之，仍有發生之可能性時，則是否對過失行為人的結果歸責有所影響？這種情形在日常生活中並非罕見，例如，超速行駛撞上突然從巷口闖出來的行人，若依當時具體事實判斷，縱使駕駛人不超速行駛，相同的結果仍可能因為被害人突然自巷子口衝出來，駕駛人無法即時煞車而撞上，亦即在行為符合義務的情形下，結果只是可能被避免而非必能避免時，肇事者是否仍須為此一可能無法避免的結果負責？倘一昧忽視相同結果在符合義務行為下的發生可能性，只要行為人過失引起結果發生，即肯定結果歸責，似乎過於嚴苛；若只要相同結果在符合義務的行為下也有發生的可能性，即排除對於過失行為人的結果歸責，則又失之過於寬鬆。如何在這兩難之間尋找一個均衡點，使一方面能發揮刑法保護法益的作用，另一方面又不致對於人民的行動自由造成過度限制，是刑法學理論研究上時時必須面臨的一個問題，也是本論文所要正面面對解決的問題。這種情形不僅存在於過失作為犯，不純正不作為犯有也相同的情形存在。行為人依法履行救助義務是否即能防止結果的發生？倘若僅是可能防止時，是否會影響對於行為人的結果歸責？此外，由於幫助犯的本贊在於促進正犯行為結果的實現，是否幫助行為與正犯結果間必須具有因果關係，才能成立幫助犯？抑或只要是昇高正犯結果發生的危險，即構成幫助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