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旨在探討：台北縣五所社區大學的成立經過的情形為何？藉由台北縣社區大學一開始的成立過程，探討民間、地方、中央三方的互動過程；台北縣五所社區大學的發展做為一種社會運動，具有什麼樣的意義？而在這樣的成立過程中，國家（包括地方：如台北縣政府、縣議會，和中央：如教育部、立法院）與民間社會的互動如何？意義又是什麼？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法，以文件分析法及深度訪談法進行，研究的範圍限定於由黃武雄教授策畫的五所社大：永和、板橋、新莊、蘆洲、汐止，而起迄約從黃武雄教授一開始提出構想，到五所社大開學為止。根據這些研究方法所獲得的資料，研究者試圖回答上述問題。 研究結果發現：台北縣社區大學之發展經過可分為四期：萌芽期、籌備期、關鍵期與搶救期；對北縣社區大學成立經過做分析發現，社大做為一種社會運動，屬於台灣新興的社會運動後起的一支，其蓬勃發展有其社會背景和情勢，因素包括：台灣知識份子的反省、終身學習風潮促使國家釋放資源、社區大學延續四一０的訴求、提供各社運一個發展的施力點；而它的社運特色從社區大學的實際籌備和理念號召中都可以看出，但這也預示了社區大學將面臨的問題，例如與國家的關係複雜矛盾、理想與現實的距離難拉近，社大如何走的更穩健等等；在北縣社大與國家的互動分析方面，首先分析社會運動者眼中的『國家』面貌，包括地方首長、地方政府、地方議會、中央政府（主要是教育部和立法委員）等幾個面向，而對推動社大的民間改革者而言，希望國家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下放國家教育權，轉化為國民教育權的方向：排除國家對於教育內部事項的介入，讓教育的內容決定權還給人民，負起教育『外部事項』整備的義務，做資源上的合理分配，以保障人民的權利。 研究者建議：社大的在發展過程上要注意到的是民眾學習文化的改變與成長，和對於弱勢團體的重視和在地社區的經營，在不犧牲理想性和前瞻性的前提下求取民眾的支持，以及與各級政府間的關係該如何運作以維持一個適當的空間；以民間社會的力量要求國家的配合，但是也能以體制的保障換取發展的前景；研究者最後對本研究限制進行討論並對未來後續的研究提供些許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