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探討「歷史上台灣原住民形象」的學術研究，多半側重漢籍史料，其視角大致如下：1. 將文獻資料視為還原歷史現場的途徑，針對史料所提到的器具、風俗與制度，展開族群關係的回溯與重建。2. 以整理歸納的角度，統整歷代有關台灣原住民的官式文書、個人著作、竹枝詞、雜詠、賦及駢文，在不同文類的參照中，得出原住民形象的輪廓，涉及性別、修辭、物質文化等主題討論。上述研究成果，多半從帝國王朝看待邊疆民族的視域，進行分析，然而，若能跳脫清朝咸豐、同治、光緒、宣統，以及日本安政、萬延、文久、慶應、明治等紀年之框架，而考慮1858-1912年間台灣歷史的特殊性，結合周遭因海洋而與異族交會、影響的經驗，台灣原住民的形象研究，得以在一個文化流動的論述中開啟新意。 咸豐八年(1858)簽訂天津條約，台灣開埠，在這段時間，西方、日本挾帶各自的海洋勢力而來，以物產、傳教、踏查為名，順著海路，聚集於台灣，使得十九世紀中葉以降台灣歷史的特殊性，表現在開港貿易之後西方官員、傳教士以及商人的探險旅行，旁及牡丹社事件前後，日本朝野思考台灣「無人之境」領域的主權，這些藉著海洋而來的海外勢力，與清廷思考台灣後山番地、開山撫番、設省等政策，形成多層次的拮抗與論辯，並影響晚清處理帝國想像與再現政治的命題，台灣原住民於此，於是成為各方勢力斡旋、角逐的籌碼。本論文旨從海洋視域---各方勢力透過海洋來到台灣，在近代國家與世界體系建立的過程中，關注1858-1912年間台灣原住民形象再現、歷史情境與文化詮釋，並藉此梳理十九世紀中葉以降晚清、歐美列強、日本之文明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