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針對中共工會政策進行分析，限於實證資料取得之困難，本研究仍 以資料及法令之分析為主，包括：中共工會領導人的思想、各種有關工會 的會議文件、黨政機關所制定通過的工會相關法令，乃至於具體的工會措 施等等。概念上，本文是以政策制定的主體為區分標準，將文中所稱的「 工會政策」界定為國家來關對於工會發展所採取的態度、方針，對中共而 言則是指涉「共產黨政府」或中共「黨政機關」在大陸地區的工會政策， 而非個別工會針對工廠企業事務所自訂的「工會的政策」。在時期上，本 論文主要討論之範圍係指中共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所召開的十一屆 三中全會的會議上，決定自一九七九年開始要把全黨全國的工作重點轉移 到四個現代化建設上，並採取所謂「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政策後，在新 的政策環境下所恢後制定的工會政策。方法上，本研究結合歷史分析法途 徑與結構性的觀點，將視角從個人行為式政府決策放大到歷史與社會整體 結構之中，使研究較具有涵蓋性與整體性，除探討政策形成的靜態社會結 構關係外，也著重分析不同行為者（黨政、企業、職工、工會）之間的權 力互動關係。架構上，本研究由中共工會政策的理論思考著手，進而分析 其政策之形成與發展，將分析重點放在改革開放後中共所制定實施的工會 方針措施及運作，最後就工會政策的成效進行評估。研究結果發現，中共 目前所實施的仍為統制性的工會政策，在「黨領導工會」的原則下，會組 織仍有極強的政治屬性；而黨政機關對工會人事、業務的干預控制，更造 成工會具有官僚化與行政化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