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問世後，ㄧ般學者多認為之後的續書或其他世情小說難以達到《紅樓夢》的文學成就。然而，除了從審美以外的角度來看，從《紅樓夢》到清末狹邪小說之間，小說發展正處於過渡時期，尚有許多元素可以被討論。本論文即聚焦成書年代相近的《蜃樓志》、《綺樓重夢》，探究清中葉受《紅樓夢》影響的仿作、續書，作者在作品中呈現的文化意識。 文學作品作為文人的精神活動，表現出當時的社會意識或者個人主張，而在書寫的過程中，本身的未竟理想也因作品而被完美詮釋。《綺樓重夢》、《蜃樓志》在故事架構、文字描摹，有多處採用「戲筆」書寫，根據書序中作者的自我闡述出發，會發現作者有意為戲，在「因戲續之」的遊戲的書寫態度之下，其「遊戲」的目的指向某些時代背景的意義與作者的身世之感。作者將理想投射在作品中，扭轉《紅樓夢》中的衰敗，導向一個健康興盛的家國，現實生活的缺憾，透過戲筆以達「遂欲」，作者亦知其作品「紛擾離奇」的特質，但是戲筆虛幻的書寫內容，是現實文人最真實的理想。 在「戲筆」的策略之外，作品中傳達了作者的價值觀，作為「立言」的方式。在明清以來對私欲、義利、禮教價值的改變下，小說中所呈現的對國家、家庭責任的比重及論述文人何以將家庭作為個人與國家的折衝點。故事中的男主人如何整頓混亂或殘破的家園，分配活動的空間，以及日常生活的禮儀與規範，而在重建家園的體制的同時，作者以和諧的一夫多妻制度作為倫理的支撐，來達到責任與欲望的平衡。 《綺樓重夢》為《紅樓夢》的續書之一，卻以戲謔的手法來解構士人在現實處境的衝突，而《蜃樓志》意圖傳達的岀世思想，卻無法割捨身處社會實踐的責任，兩書在《紅樓夢》之後，凸顯了世情小說發展的困境，以及小說遊走雅俗之間的遊戲性質，在對經典的閱讀期待下的再創作，同時也包含著續仿作者對雜化價值觀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