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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楞嚴經正脉疏》「十番顯見」之研究——兼論與《楞嚴經會解》的比較 / Study on the“Shifanxianjian”in Correct Textural Annotations to Shurangama ——and Also in Comparison to Combined Annotations to Shurangama 黃琛傑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晚明時期，為中國《楞嚴經》詮釋史上注疏數量最多的時期，同時，也是紛爭最為劇烈的時期。掀起這場紛爭的關鍵性人物，便是明萬曆年間的交光真鑑法師。真鑑因為不滿當時已流行二百餘年，由元代天如惟則會集唐、宋九家注疏而成的《楞嚴經會解》的詮釋，而另行撰作了《楞嚴經正脉疏》。其中最大的衝突點，便在於真鑑所獨創的「十番顯見」的新詮釋。由這項詮釋上的衝突所引起的法義上的激烈爭論，自真鑑提出後，綿延至民國時期而未止。本論文分別由「判科」與「釋義」兩大方面來詳加考察真鑑所獨創的「十番顯見」之說，並藉由兼論與《楞嚴經會解》的比較，來釐清真鑑新說的不同之處。在「判科」方面，真鑑所提出的「十番顯見」的科判，相較於唐、宋注疏中的科判，或是《會解》中的「隱結構」，都顯得更為扼要清晰，並且突出了其「顯見」的主題。而對於「十番顯見」在其整體經文詮釋中的定位，除了以科判的方式來呈現外，更深入全經的義理結構，分別由「宗趣通別」與「入道方便」的角度來多方定位，可說是以多重結構的定位來豐富「十番顯見」的意涵。而其所以會有如此的研究成果，關鍵是在於其在方法學上的轉向與建立。由《會解》會集諸家之說並附以己意的詮釋方式，轉為有意識地將前人原本作為一般方法論的科判，提升為特殊方法論，並建立了有關科判的方法學。然而，這樣的作法，固然能得出超越前人的創見，卻也不免有結構優先於主體，以及共時性優先於貫時性的疑慮產生，關於這部分，本論文也嘗試提出反省。在「釋意」方面，本論文指出，真鑑在有關「十番顯見」的詮釋進路上，一改《會解》以破妄為主的詮釋進路，以及破顯並存的詮釋方式，而是單提「正脉」，以顯真為主，並由其顯真的進路來辯破《會解》與彰顯己說。此外，除了揭示出「十番顯見」是以「顯見性」為核心要義外，真鑑還進一步指出了「十番顯見」是對於真心的正面揭露，證成了十番所言之見性通於後之如來藏性，為本經特重之「本修因」，可說是以一「根性」來貫通了全經之前悟與後修。而真鑑對於「十番顯見」最重要的發明，則在於提出了「捨識從根」之說。其大別於《會解》所主張的天台止觀的修法，而指出「捨識從根」而修才是本經所言之真性定——楞嚴大定，並獨家深入發明了「捨識從根」即為《法華經》所言之實教、佛知見，以及為禪宗所言之「直指人心」等主張，可說是大有功於《楞嚴》奧義之闡發。除了上述的研究成果外，本論文還特別針對前人對於「捨識從根」說所提出的批評，來澄清其中對於真鑑之說的誤解，並深入考察真鑑對於由識修入圓通的看法。此外，還就破妄與顯真二者的緊張關係，嘗試尋找出一個可能對話的新詮釋空間。企圖透過這兩方面的努力，來減低真鑑之說在《楞嚴經》詮釋史上所造成的衝突。總結本論文的研究成果，可以確知真鑑所提出的「十番顯見」，在「判科」與「釋意」兩大方面，皆有超邁《會解》的創見。而這些創見的核心要義，便在於真鑑在《楞嚴經》詮釋史上所開創出的「根性法門」。楞嚴正脉顯見破妄顯真交光真鑑天如惟則會解捨識破識顯根用根從根性定實教佛知見直指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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