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正德時期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文學復古運動，統治文壇約一世紀左右，然《明史》以「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來簡化其成就，甚而一般中國文學史、批評史對於明代前後七子模擬剽竊的師古途徑，多予以負面評價。本文欲藉由比對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與具有官方意識《明史》及《四庫全書總目》三書，從中釐清清人製作前後七子形象的過程，試圖進入原先歷史文化語境，以梳理清初、中期如何來看待前後七子之議題，為本文研究的目的。本論文在第一章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前人研究成果及研究方法。 第二章以《列朝詩集小傳》、《明史》、《四庫全書總目》三書對於前後七子述評為基本架構，從中可見三書抨擊的對象鎖定在幾個特定的復古派領袖人物身上，如李夢陽、何景明、李攀龍及王世貞等人。第三章在比較清初、中期三書之異同，相同觀點包括抨擊七子內部成員相互標榜、排擠之陋習與簡化復古內容及剽竊模擬之弊病；相異觀點則包括《四庫全書總目》對於李夢陽、李攀龍提振文風之肯定與錢謙益強烈抨擊何景明於〈與李空同論詩書〉所提詩文理論，而漠視其「擬議以成其變化」的原意及《明史‧何景明傳》「夢陽主模仿，景明主創造」之述評，造就後世對於李、何的刻版印象，此外尚包括《四庫全書總目》對於謝榛詩論提出「迂謬」、「語似高而實謬」的評述。 第四章論述清初、中期三書文學標準與評價之得失，可見三書評述七子的主觀標準，且多半否定前後七子的貢獻。清初、中期三書述評評價的優點是在明確反思明代剽竊模擬、門戶之見所衍生的弊端中，同時展開屬於清人詩學的理論框架，顯見清人對於詩文創作有了更清楚的認知。三書述評評價的缺失則是包括多半持著於否定性的評價與過於簡化前後七子的復古內容及強調七子相互標榜排擠的陋習，以及有意識忽略其他面向之探討，如前後七子對於模擬剽竊的反省與真實情感的重視等層面。第五章回顧本文主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