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即成為全球企業、資金競相湧入的地區。然而，大陸經濟快速的發展，除帶來經濟成長率，卻也造成分配不均、環境污染、區域發展失衡等社會矛盾。為了解決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社會失衡，中共於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科學發展觀，並以此作為「十一五」期間以加工貿易為主的產業轉型升級的論述基礎。本論文透過東莞「大麥客」和昆山「臺灣商品交易中心」的個案討論，分析因應大陸中央轉型升級的產業政策，地方政府如何建立一個跨界治理的系統來支援全球化脈絡下的跨界生產？華東昆山和華南東莞，又有什麼樣的不同？兩地又是透過什麼樣的治理模式建立轉型升級的規範？臺商如何透過臺商協會，建立與政府之間的聯繫工作，並參與規範的建立？不同地區的治理模式是否有不同的差異？是地方政府較為強勢主導規範的建立？亦或是由臺商透過臺商協會的平臺影響政策，建立規範？ 本研究以跨界治理概念分析東莞、昆山兩地的產業轉型升級策略，可以得出幾點結論：第一，推動東莞、昆山跨界治理的驅力雖有其差異，然而，在這個過程中政治驅力／經濟驅力必然交互作用。換言之，無論跨界治理的驅力為何，都必須在不同行動體建構的社會網絡中才能使動(empowerment)，且這個治理的過程，由於不同行動體的利益，因此，將促使政治驅力／經濟驅力呈現一種辯證關係；第二，分析東莞、昆山跨界治理的過程中，透過「公私夥伴式」、「新葛蘭西式」這兩類型實現途徑的理論啟發，建構出東莞「強『社會』」、昆山「強政府」跨界治理模式的類型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