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第三百條： 「前條之判決，得就起訴之犯罪事實，變更檢察官所引應適用之法條。」 刑事訴訟法第九五條第一項第一款： 「罪名經告知後，認為應變更者，應再告知」 以上即為我國刑事訴訟法所承認之變更起訴法條制度，在法國法上稱之為罪名調整（requalification），此一制度之由來，由本土教科書的閱讀得知係基於採納職權主義之故 ，這樣的理解持續到進入法文文獻的閱讀之後，作者對這句話突然顯的不知所措，因為「什麼是職權主義？」，在法國當代通用的知名刑事程序法的教科書中 ，對於訴訟架構，也只有談到糾問制（inquisitoire）與控訴制（accusatoire），並沒有提到職權主義，那變更起訴法條為什麼可以跟職權主義扯上關連，而職權主義又是什麼？這個疑惑一直到我閱讀到了司法職責區分原則（第一章、基礎認知），我才恍然大悟，變更起訴法條涉及的是罪名的調整與適用，而這是審判（jugement）的核心功能，在司法職責區分（principe de la séparation des fonctions judiciaires）之下，他被賦予給法官（偵查（instruction）與起訴（poursuite）在我國被賦予給檢察官，在法國偵查則另外交由偵查法官為之），由法官對於檢察官起訴之事實進行審理並恢復他們真正的罪名，罪名調整制度便成為審判程序之必然，因為只要有審判制度，法官就有適用法律之職責，就會有變更起訴法條之可能，除非將起訴罪名認定為訴訟標的，則此時罪名之調整所涉及的就是訴訟標的之變更，這項任務不歸屬法官，而繫之於當事人。 回到變更起訴法條，之前提到，在司法職責區分之下，法官肩負著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即審判）之任務，首先，就事實認定而言，法官會為起訴的事實（in rem）所束縛，這是一項重要的程序規則，這項規則這樣說道，當案件一經合法起訴到法院，產生合法訴訟繫屬之後，經檢察官擇為訴訟客體的犯罪事實，會對法院產生拘束力，亦即法官不可以認定起訴書中所無之事實，這就是起訴的事實效力（或稱對事效力），發生於案件合法繫屬於法院之後，所謂的合法繫屬指的就是訴之提起，訴之提起方式（或言繫屬模式）在我國主要有公訴與自訴兩種，法國法除自訴外，在公訴中則存在有直接傳票（citation directe）、移送處分（ordonnance ou arrêt de renvoi）、立即出庭（comparution immédiate）與自願出庭（comparution volontaire）等四種方式（第二章、起訴之模式與效力）。 其次，就法律之適用而言，在罪刑法定原則（principe de légalité des délits et des peines）的要求下，欲為被告有罪之判決，法官就必須查核起訴的犯罪事實是否構成要件該當，同意檢察官之法律見解固毋論，然若法官（變更主體）在審判過程中認為罪名之適用有所偏差時，對於科刑或免刑判決（變更需限於科刑或免刑判決？），法官就必須為起訴法條之變更，而由於受到起訴的事實效力所拘束，這項罪名調整之權限則必須侷限在事實同一性的範圍內（事實同一性），亦即新罪名的適用不可以包含有檢察官起訴書所未指出之事實，該如何認定，法國學說實務對此顯的異常平靜，作者在法條變更方面沒有看到關於同一性認定的相關討論，相反的，我國學說在此方面則發展得相當蓬勃，但仍不脫基本事實同一說與法律事實同一說之分野。（第三章、刑事訴訟法第三百條之要件） 二００二年春天，作者利用到Poitiers大學學習法文之便，順便就近向在當代法國刑事法方面頗負盛名的Jean PRADEL教授請教關於告知義務之看法，當時作者詢問了教授，如果法官忘記告知在法國法應當如何處理，教授一副不以為然的表情，一度讓作者誤以為法國法在這方面的進步，慢慢的，作者方瞭解到，原來傳統上，法國實務界一直皆認為同一性是變更起訴法條的唯一要件 ，這項看法一直持續到一九九九年歐洲人權法庭對法國關於輕罪（délit et contravention）的刑事程序所做成的一項判決才明顯改變，根據此號判決的見解（此亦為歐洲人權法庭向來的觀點），法官罪名調整之權利，在公正程序的要求下，應當與被告的防禦權結合以觀，亦即為保障被告在訴訟上知的權利以及辯駁權（contradiction），以便其能適切實施訴訟上防禦，法官在審理過程中，一旦心證有所變化時，必須踐行告知，適時傳遞予被告訴訟上之變化，且待被告就新罪名有所表示之後，方能為罪名之調整，此舉使得近年來法國最高法院在對關於罪名調整之判決為廢棄（cassation）審查時，見解明顯轉向歐洲人權法院；而在我國法方面，則有刑事訴訟法第九五條第一款之設，綜觀近年來我國最高法院所表示之見解，實務對於該規定的具體操作，愈見重視被告在訴訟上之防禦權，與歐洲人權法院之作法有漸趨一致之態勢（第四章、刑事訴訟法第九五條第一款之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