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河湟人群生態變遷為主題，研究的時段是從魏晉到隋唐，蓋因此時空背景在國史上有關鍵的作用與代表性，故欲循歷史學與地理學之結合，佐以文文化人類學的生態觀點，以華夏文化邊緣帶之特定區域，作一長時段的考察分析，為前人研究闕如之處有所補白。 在一個特定的區域環境下，基於其地理環境背景，其生活方式乃其有某些發展的可能性與限制性。河湟地區處於過渡帶，在生態環境具過渡特色，就考古文化上亦屬學界所謂的文化傳播帶。由新石器時代到漢代為止，河湟地區的考古發掘顯示河湟經歷了混合農業生態到遊牧生態的變化過程，反映了河湟地區地形對農業定居生活發展的限制，須利用不宜農耕的高地植物資源以適應環境。史料記載秦漢以前，河湟「少五穀，多禽獸，以射獵為事」，而秦漢時期的河湟，則為羌的活動領域之二，過著「田畜」兼營的生活。兩漢時期河湟羌人已成為河湟人群的專稱，雖然河湟羌人是在考古上消失的人群，然此正顯示河湟人群在經濟生態上的變遷，河湟有持續遊牧化的趨勢。羌為中國古對居處西方之人的泛稱，其「牧羊人」的特質即反映其屬於遊牧部落社會，不同於中原華夏民族的定居農業社會。因此，羌之所在，即為中原華夏民族西向拓展領域的表徵。 漢代的華夏邊緣已達青藏高原邊緣的河湟地區，且漢朝在河湟的拓展經營，更進一步突破此邊緣；但至魏晉南北朝時期，河湟並未呈現明顯的漢化轉變，直到唐代始以統一政權再度經營河湟，重現漢代的政治形勢，而唐代中葉吐蕃入據河湟，更將高原遊牧生活方式引入河湟，奠定日後河湟人群生態的基礎，顯示漢化的政治體制與生活方式實不宜在河湟立足；此生態上限制的形成，魏晉南北朝的歷史發展乃關鍵所在。魏晉南北朝時的氣候轉寒與政治環境的複雜，以及東西向商旅環境的變化，皆使河湟的遊牧趨勢得到強化，而此對於起源於西藏高原農業谷地，並且在向外發展過程中兼併高原遊牧人群而興起的吐蕃而言，實具有擴延發展、與華夏交鋒之利。觀近代以來河湟人群的組成與分布，漢、回民主要生存於農業谷地，其餘地區則為多民族分布地帶，尤以藏民為主；河湟之藏化，可溯自唐代吐蕃入據河湟的發展，將青藏高原的高地遊牧活動根植河湟，構成串聯高低地農牧人群生態的體系，使河湟成為唐代以後諸朝所稱「番族」的居地之一。因此探討魏晉到隋唐時期河湟人群生態變遷，在於分析漢代經營的河湟農牧邊緣地帶，歷中國南北分裂局變至隋唐再次一統天下，華夏文明在中國西部發展的歷史轉折；不同人群陸續進入河湟，除延續原有生活方式外，如何在特定的環境條件下，以不同的政治經濟模式，開發利用與爭奪本地資源，以釐清漢代以後河湟之所以未沿襲漢代經營模式而漢化的原因，明瞭河湟高原遊牧生態性質形成的過程，以及決定河湟區域文化型態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