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題為清末民初繼受而來的「債權相對性」法理，透過史料文獻的耙梳，研究債權相對性法理的定義、發展，比較古今相關的規範、裁判，並著重於繼受初期的民初大理院，以大理院的判決例為中心，釋明該院如何從審判的實然面實踐法理，適用的法理表徵何等思想，又應如何評價繼受過程的時代意義。 首先整理羅馬法、德國法中債法的流變，債權相對性理論乃漸進發展，非一蹴可幾。至晚清民初清廷繼受近代歐陸法律，債權相對性法理也在這過程中，呈現於《大清民律草案》的債編編首和條文的立法理由中——特定人使他特定人為一定行為的權利。雖民國政府並未公布《大清民律草案》，審理民事案件時無法直接適用法條，但草案表徵的近代民法法理，包含債權相對性法理，大理院以法理之名，偷渡、實踐於審判中。 然而，民初大理院面對傳統法思想、意識仍深植少變的社會，適用債權相對性法理時，遇到最大的困難為：傳統中國法律中，並不存在現代意義下的債權相對性法理，規範闕如，繼受前的清代判牘中，亦不見特定人對特定人為一定給付的法理存在。耙梳清代地方「錢債田土案件」，當事人的範圍必須從全體社會關係切入定義，給付金額也不必然等於契據中的數額，無論錢債、田土糾紛的主體或客體，都由地方官依「情理」判定。 因此，大理院必須清楚定義、靈活適用債權相對性法理，本文將判例的實際體現分為主、客體兩種類型：①主體相對性：債之關係中的當事人相對特定，不得對特定人以外之人主張，此概念觀諸出賣他人（共有人）之物、買賣破租賃，以及一物二賣等類型案件即明；②客體相對性：債權債務範圍、內容相對特定，除當事人意定或法定外，債權人請求受領或債務人應給付者，限於「特定之給付」，這部分又與傳統中國行政、司法權糾纏有關。 與債權相對性相關的大理院案件中，可以看出大理院大致堅持適用近代繼受法理，駁斥下級審判廳「准情度理」的審判方式，不論直接適用新式法理，或是在既有的舊法框架上注入近代民法的詞彙、思想，都是以繼受法理為裁判的小前提，不同的審判依據也漸漸影響下級審判廳和一般人民的法思想、意識。然而，當適用債權相對性法理，將衝擊社會根本的家族主義價值時，大理院選擇妥協、微調，以漸進、婉轉的方式改變傳統的習慣，避免過渡激烈的改變，造成人民對審判不信任，影響社會秩序。故本文以債權相對性法理為中心，觀察大理院在變與未變的時空點，其實踐法理的果斷決心和對於法理適用的取捨標準，毋寧更值得後人設身處地於過去的時空氛圍中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