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之工作物責任規範於民法第191條，其責任主體、客觀構成要件與體例設計，與民法繼受對象之德國法規範迥異。故於引進德國法制作為解釋基礎時常生扞搹，復因國民政府自南京輾轉遷徙來臺，立法資料逸失，致學說與實務工作者於討論民法第191條之規定時，難以覓得歸責原理，其規範目的與構成要件內涵亦無從定位，個案法律適用上也呈現見解紛歧的狀態。 例如不少實務見解認為須引起損害的起火、進水、短路點為工作物之「重要成分」，才能適用第191條規定；或例如工作物有占有人、承攬人之際，有力學說與部分實務見解亦認為工作物所有人此時無庸負第191條之責任，被害人須向占有人或承攬人另尋覓請求權基礎主張權利。然而，前揭見解就被害人向工作物所有人求償增加了法律所無之限制，論理上不無自相矛盾，甚與第191條之規範文義及理由相悖之情形，是否適當，實非無疑。又損害發生之歷程中若介入自然力，如臺灣常見的地震、颱風及隨之而來的土石崩落、土石流、洪泛，或介入了第三人之行為，此種情況下之工作物責任之範圍是否應予調整？實務上亦無穩定之見解，而令人無所適從。 本文擬觀察亦以德國民法為承襲對象，惟針對工作物責任制定出獨特體例之日本民法第717條，借鏡日本民法工作物責任之規範內容、日本學說及實務就構成要件與責任範圍調整提出之見解，探悉我民法第191條規定之歸責原理，並據以開展第191條之構成要件釋義、責任範圍調整可能性，過程中以我國相關民事訴訟案例之實務判決為素材，就其等事實認定之觀察角度及法律見解之邏輯演繹，進行檢討與提出可能之發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