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某一個人或某一部機器告訴我們一件以前我們所不知道的事情時，我們就得到了消息（Information）。嚴格地說，任何一項傳達的動作（Communicative acts），只有在它能減少我們對某一件事物的無知或不確知狀態（Ignorance or uncertainty）時，才會帶給我們消息。假定我們投擲一個兩面都是人頭的銅板，在它未著地之前，我們已確知它的答案了，因此縱然觀察到這個動作的結果（Out come），也無任何消息可言；假定我們所投擲的銅板，一面是蘭花，另一面是梅花，則它在未著地之前，我們無法預知向上的一面到底是蘭花，或者是梅花，我們就有某一程度的不確知狀態（Some degree of uncertainty）。當我們觀察其結果，原有的不確知狀態就消失了或減少了。也就是說，我們得到了消息。 從這個觀點，消息之所以發生，乃在於我們預先存有某一程度的不確知狀態。而所謂消息量，就是指不確知狀態所減少的量。因此，就量而言，這兩個概念－消息與不確知狀態－實在是指同一件事情。 Sha nnon(1948) 定義不確知狀態的量（Amount of uncertainty）為： U=-πPi 1og2 Pi， 其單位為bit。 U是不確知狀態的測量（Measure of uncertainty）。 Pi是屬於 i 組之訊號將會發生的可能率。 藉此公式，我們可以把消息加以數量化（Quantification）。 在心理學上，刺激與反應的歷程，比之傳達理論（Communication Theory）中輸入與輸出（Input and output）的歷程是頗為吻合的。我們可以把它們看成各有一個消息空間（Information spce），也就是說各有一組可供選擇的事物，互斥並各有其發生的可能率。（A set of alternatives,mutually exclusive events,with a probability assigned to each of them） 假如消息的概念對人類的行為是有意義的，則在任何抉擇的情境（Choice situation）中，可供選擇之事物的數量（Number of alternatives）對於行為必定有很重要的影響。例如我們想知道被試對某一刺激的反應有多快；他認清一刺激的準確性有多高；及在刺激消失了幾分鐘後，他還能正確回憶的可能率有多大（How quickly a subject will respound to a stimulus, how accurately he will identify a stimulus, how likely he is to remember a stimulus correctly a few minutes after its disappearance）。這些問題不但刺激的性質所影響，同時也要看所可能出現的刺激（或反應）有多少，以及各刺激（或反應）出現的可能率有多少。換句話說，上述的各種測量都與被試的不確知狀態有關。（G．A．Miller,1956;Broadent, 1958） 另一方面，假如我們希望不同程度的不確知狀態或消息量對人類行為有意義，則首先我們必須能表明出整個消息空間，亦即指出所有可供選擇之事物的數量。不確知狀態的量若為無窮，或無法表明（infinite or unspecified），則為無意義。（Cane and Horn, 1951） 從以上的論述，我們知道不確知狀態的概念意含抉擇或辨認（Choice or discrimination）。因此在任何涉及抉擇或辨認的行為情境中，最重要的莫過於對不確知狀態的測量。無疑的，大部份的學習都包含抉擇或辨認的歷程，故只要能指出有多少可供選擇之事物，則反應前不確知狀態的程度必然是學習的一個重要變數。 在一般語言學習（Verbal Learning）的實驗中，我們通常呈現給被試一列表的項目（a list of items），讓他重覆看過幾次，然後要他依項目次序預測下一個將出現的項目，如串系學習（Serial Learning）；或者是要他對出現的刺激字做正確的反應，如配對聯結學習（paired-associates Learning）。被試所可能做的預測（Anticipation）或反應，必定取樣自某一消息空間（Sampling from an information space）。這個消息空間乃由所學習列表中的可能反應所形成。因此，從被試的觀點，其每次做預測或做反應之前，必有某一程度的不確知狀態，此與消息空間有直接的關係。故消息量無疑是語言學習中的一項重要變數。 Riley在1952年利用配對聯結的方法研究在不同情境下的學習。他以八個不同的無意義音節（Nonsense syllables）為刺激字，令被試以預測的方式學習另外八個與原來刺激字各自相對的反應字。他把被試分成三組。在第一組中，如果被試所預測的反應字是不正確的，則一個正確的反應字就顯現出來；在第二組中則顯示兩個可能的反應字；第三組則顯示四個可能的反應字。然後比較三組被試學到一次完全正確反應（One perfect response）所需的平均嘗試次數（Mean trials to-criterion）。結果發現第一組成績比第二組好，而第二組又比第三組好。亦即反應不確知狀態（Response uncertainty）的程度增加，則學習的速率就減慢。 Brogden 和Schmidt在1954年也做過類似的實驗，但所用的材料為各種不同的語言迷宮（Verbal maze）。在實驗中，他們改變迷宮每一選擇點的選擇數（Number of choices at each choice point），結果發現在兩個至十二個選擇數中，學會迷宮所需的時間，和迷宮中每一單位之選擇數的多寡，幾乎是成一直線的函數關係。如果以全部的錯誤次數做為測量之標準（Criterion measure），則所得的結果大致相似。 再考慮另一個問題，我們知道在學習一列表的無意義音節或單字中，列表長度（Length of list）一向被認為是學習的重要因素。但是Adelson,Mucker和Williams（1955）卻發現在語言學習中，假如列表的長度固定，則反應不確知狀態就成為一重要之變數。在他們的實驗中，列表的長度都保持十五個項目，但是構成每一列表所用的字母數量卻各不相同。其第一個實驗，情況較為簡單，一共使用四種列表，分別用二、四、六或十五個字母所編製成。在編製列表時，各字母出現的可能率都相等（Chosen at random with equal a priori probability）。最後一個列表因此就包括了所有的十五個字母。實驗的結果指出字母數量增加，則學會該列表所需的次數就隨之增加，除了第四個列表外，幾乎是成一條直線的函數關係。 讓我們來看看第四個列表的情況。由於列表的長度固定為十五個項目，且字母的選取都會經加以平衡（Balanced），因此第四個列表就包括了所有的十五個字母。列表的項目繼續出現，則愈到後來，被試不確知狀態的程度就愈來愈小，這我們可以用統計上自由度（Degree of freedom）的概念來加以了解。故整個列表雖由十五個字母所編成，其平均的不確知狀態的程度（Average uncertainty）卻遠少於log215。例如在出現七個字母後，只剩下八個可能性，此時不確知狀態的量為3bits，而不是3.907bits。 本實驗為了避免上述的困難，使用三個單位的項目（Three units items）來編製列表。改變可供選擇之事物的數量，如五或十，並且項目之形成乃從所有可供選擇之事物中每次取三個，每一個選擇事物（Alternatives）的出現可能率都相等（Equal probabilities of occurrance）。 本實驗之目的，在於研究消息量對語言學習之影響。本實驗並借用劉氏（Liu, in press）的研究方法，在檢驗學習程度時，令被試從所學過項目中的某一片斷（Fragment）去回憶整個項目，希望研究不同大小（0,1,2）的片斷線索（Fragment cue）對回憶之影響，藉以了解學習的歷程。 此外，我們知道在一般語言學習的實驗中，列表之編製通常以英文字母（Alphabet）為單位。但我們也知道字母對被試而言，都是早已建立習慣的單位。假如我們使用被試未曾建立習慣的單位，如無意的圖形（Nonsense designs）□□□等，則對學習之影響，或與字母不同。換句話說，消息量對語言學習之影響，可能與消息本身之性質（意指被試習慣與否）有相互作用（Interaction）的關係。 底下因此而引出三個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