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ydland and Prescott (1977)及Barro and Gordon (1983)提出權衡性的貨幣政策伴隨著通貨膨脹傾向問題的產生，之後陸續有許多學者提出解決之道。如將貨幣政策委託給保守的央行官員執行、政府與央行官員簽訂績效契約、央行官員訂定目標通貨膨脹水準、提升央行的獨立性及增加貨幣政策的透明度等。這些解決通貨膨脹傾向的方法，不外乎從經濟或是政治結構、制度、貨幣當局的偏好及訊息等方面著手。因此，本文分別從結構面、訊息面及制度面探討如何降低通貨膨脹傾向。 首先，從結構面著手，考慮名目工資僵固性的問題。藉由工資調整指數的增加，一方面使短期Phillips曲線的斜率變陡，改變了通貨膨脹與失業兩者的抵換關係，打消央行官員採行權衡性的貨幣政策提高產出的念頭；另一方面則降低任用保守央行官員的意願，非保守央行官員將選擇較高的通貨膨脹政策。因此工資調整指數是否可以減少通貨膨脹傾向，將決定於這兩種影響的相對大小。 再者，從訊息面思考，民眾藉由央行官員宣示的目標產出水準的訊息，進行訊息提煉，修正通貨膨脹的預期，得到供給面訊息的透明度相對較低時，民眾會委託愈保守的獨立央行官員來制訂貨幣政策，進而改善通貨膨脹傾向問題的結論。 最後，從制度面作考量，同時考慮工會、貨幣當局與財政當局三種角色的模型，結果發現：當我們任用愈保守的央行官員執行貨幣政策時，其對通貨膨脹傾向產生的影響有二：一是愈保守的央行官員會降低民眾通貨膨脹的預期，且選擇較低的通貨膨脹率政策，其對通貨膨脹傾向的影響是直接且為負向的，這管道與Rogoff (1985)相同；另一則是愈保守的央行官員在執行貨幣政策時，工會就可以利用央行官員保守的特性，致力追求高工資加碼，而不必擔心物價的上漲，所以選擇較高的工資加碼，為因應工會的決定，央行官員在考慮財政當局的決策行為下，將選擇較高的通貨膨脹率來回應之，其對通貨膨脹傾向的影響是間接且為正向的，這管道與Rogoff (1985)截然不同。就是因為多考慮了工會的角色，讓民眾作出現與Rogoff (1985)不同方向的通貨膨脹預期，因此，我們才會得到愈保守的央行官員執行貨幣政策，其帶來的通貨膨脹傾向影響決定於這兩種效果的相對大小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