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宗開成五年（西元八四○年），漠北回鶻汗國因一連串的天災及內憂外患而瓦解，其部眾南下附唐，或紛紛西遷至原已有許多回鶻人散佈的河西、新疆及中亞等地，並逐漸形成甘州、高昌及喀喇汗三股回鶻政權。至十一世紀末，宋、遼、金、西夏等政權的勢力均未能及於新疆地區；西方的喀喇汗朝分裂為東、西二部；其他據地自立的小政權又未成氣候；伊斯蘭勢力也尚不及東進於此；此時，被視為漠北回鶻汗國血胤的高昌回鶻以高昌為都城，以天山地區為基地，並與當地原有回鶻人及原有居民結合，利用當時新疆地區呈現各大勢力真空狀態的絕佳時期鞏固本身實力，並利用與各周邊政權和平相處的靈活外交手腕促進了本身在商業與文化上的發展，因而成為新疆地區最大的政權及文化象徵。不久，來自東方的西遼、蒙古勢力先後進入新疆地區及中亞地區，面對這兩股新興政權，高昌回鶻一反其多面發展的外交政策習慣，放棄原來獨立汗國的身份，選擇成為西遼、蒙古的附屬國，以維持本身的生存，此一轉變與抉擇的背景、過程、影響，以及其身為屬國時期所擁有的特殊地位與特殊發展，是為本論文所探討的主題。針對此一主題，本論文所討論的重點便有以下幾項：一、高昌回鶻的形成，及其臣屬西遼、蒙古前的發展與涉外關係。二、高昌回鶻臣屬西遼、轉附蒙古的背景與臣屬後的政治地位。三、高昌回鶻臣屬西遼、蒙古後，三者之間的政治、文化互動。四、高昌回鶻具有敏銳政治嗅覺的原因。五、高昌回鶻臣屬西遼、蒙古，在新疆地區歷史發展上的影響。而在高昌回鶻臣屬於西遼、蒙古期間，除了維持生存並促使本身文化高度發展外，其臣屬行為還具有以下幾項特殊意義：一、西遼、蒙古對高昌回鶻的失去控制權，也正是西遼、蒙古大汗廷勢力走下坡的徵兆。二、由於文化交流頻繁，高昌回鶻成為西遼、蒙古突厥化的重要觸媒。三、臣屬西遼、蒙古之後，高昌回鶻的地理位置雖使其較不易受其他政權的威脅，但也造成高昌回鶻人擺脫不了其「附屬國」的身份。四、今天新疆地區以維吾爾族為主體，同時伊斯蘭勢力成為主導當地生活、思想、社會文化的主要力量，此種情況的形成契機，正是高昌回鶻西遷後建立政權，同時臣服西遼、蒙古以自保後，與西遼、蒙古的統治者及文化彼此之間的互動，配合當地各方面的發展，以及受中亞諸突厥語族的影響，逐漸發展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