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黃春明在六0年代初期踏上台灣文壇的時候，正是西方文化在台灣泛濫成災，現代主義非常盛行的時候，1966年之前，早期的創作是受到存在主義哲學思想的影響。1967年開始，黃春明的創作發生了很大的轉變，他的筆觸從尋求「自我」的狹小一角，轉到廣闊的社會環境中，作品大多以他生長的故鄉－宜蘭為背景，表現他所熟稔的人群，＜看海的日子＞是黃春明引起最多議論，也最受矚目的作品；且由於生活環境的變遷，創作的領域有了新的開拓，＜莎喲娜拉．再見＞、＜小寡婦＞、＜我愛瑪莉＞、＜蘋果的滋味＞等，小說的背景由農村轉移到城市，深刻地反應在外來的經濟和精神侵襲之下傳統的失落，呈現當時台灣社會相當重要的一個側面。 七0年代開始，台灣本土作家展現出的尋根熱潮，有其歷史的因緣，可歸根為五0年代已迄六0年代，甚至遠溯及日據時期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奠定的寫實文學基礎。台灣新文學運動推進到七0年代，台灣作家對本土現實的關懷，走在「鄉土文學運動」的口號之前，進入上山下海的的立體寫實時代，作家們分別從農村、工廠、漁村、山地包圍台灣文學，將文學的根深入民間、社會底層，走進下層民眾的生活圈。由於鄉土文學並非屬於社會某一特定階層的文字，所以它描寫的範圍頗廣，但佔大多數的民眾是勤奮的勞苦大眾，因此，它積極地寫農民、工人、漁民等在社會底層掙扎的卑微人物。如王拓描寫八斗子的漁民，陳映真描寫城市性的小資產階級和跨國公司，王禎和的市井小人物，黃春明的妓女，楊青矗的工人和工廠，都是這種寫作的具體實踐。 一九七七年鄉土文學論戰後，由於複雜的政治風向、文學審美觀、意識形態、社會價值等諸多層面的結構性變遷，無論是現代派或是鄉土寫實作家，兩造人馬不約而同沉寂下來，但黃春明並沒有因此而消失，1998年獲得「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藝獎後，1999年可說是黃春明的豐收年，除了持續運作六年的的兒童劇場，九月在國家劇院又推出《小李子不是大騙子》，當年十月，再推出受藝文評論界矚目的短篇小說集《放生》，每一篇都以老年人為主角，是把目前台灣社會「人文矛盾」的老人問題顯現出來，可見黃春明的文學生命仍然源源不絕地活躍著。 邁入70歲的黃春明，從六○年代創作迄今，他的文學生命仍在不斷地成長，2005年5月，由黃大魚兒童劇團出版，《九彎十八拐》，一本培植宜蘭，呼喚老中青三代重拾創作與閱讀興味的文學雜誌創刊。黃春明認為自己以前是壞孩子，學生時代幾乎沒有學校收留他，從羅東初中念到屏東師專，沒有人相信他走得出來，是受到閱讀的感動才啟蒙；而眼見社會環境逐漸惡質，黃春明決定辦雜誌，為現在的年輕人營造良好的文學環境，鼓舞他們的熱情，激勵他們對生命的感動。兼任發行人和編輯的黃春明，只是雜誌的領航人，還有眾多宜蘭精英和草根文字工作者，開心地和黃春明在文字田間作夥，黃春明還在努力地為下一代做很多可以做的事，做應該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