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李商隱詠物詩作研究對象，探討詩中的語言風格。從聲母、聲調、詞彙三方面，論述其詠物詩之語言特色如何形成義山詩的風格。語言是人類溝通的工具。年代愈遠，我們愈難分辨不同文學作品的差異。文藝上的感受還比較容易理出頭緒，但語言運用上，如果沒有深入研究，讀者難以僅憑閱讀便確知古典作家的語用習慣。本文分析詩中音韻特色時，借鑑語言風格學的方法，統計李商隱的語用習慣。 根據本文的分析，可以確知有以下幾項結果﹕在音韻上，李商隱詠物詩偏好用牙音與喉音字，與他徘徊低吟，纏綿綺艷的詩風有一定的關係。李商隱有刻意使用頭韻的效果來加強詩歌的韻律美感。總體而言，頭韻效果都可以加深讀者對詩句的印象，而部分頭韻用例亦有其他不同的文學功能，可分四類﹕（一）襯托，（二）借聲擬情，（三）使詩的語音結構與語義結構不同，（四）突顯題旨。聲調上，義山詠物詩喜在五言對句第三字作入聲，形成「頓挫」的音韻風格。詞彙上，義山詠物詩的季節詞彙可以創造出具體化的抒情空間，幫助李商隱抒發情感。當他在詩歌上點明時節，其情感一般是限定在某一類特殊的情感上，如﹕傷別、歸思。最後，李商隱詠物詩的季節詞彙多為偏正詞組，形成其詩設色穠麗的風格特點。

劉以鬯曾指出「和平文藝」作家（即「和平文人」）對1949年後的香港文學的影響是重要的關鍵。1949年的政治變動吸引了左派文人北上，而歐陽天、徐訏、易文和劉以鬯等四位「和平文人」卻南來香港。一九五、六〇年代香港的報紙副刊地位特殊，南來文人就以報紙副刊作為文學作品的主要發表園地。四位作家也不例外，最擅長的謀生技能主要是創作和編輯報章副刊或雜誌，又或是二者兼之。《星島晚報》副刊「星晚」是他們初到香港的主要發表園地，作品的文學性較強，此副刊更是五、六〇年代香港文壇一個重要而目前未有充份研究的文藝園地。和平文人是南來文人的其中一群，他們筆下呈現了「香港」的某個側面，值得追問的是，他們筆下的「香港」為何如此，由此探討他們的心態。 一九五、六〇年代副刊的連載小說是結集成書和改編成電影的前置文本，在報刊、出版業、電影業三個香港文化產業中擔當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連載小說雖有廣泛傳閱的優長，同時也有文類特點的限制，與結集作品要求小說內容的整體性產生衝突，作家或會在結集時加以修訂。另一方面，當時的文學作品被改編為電影的情況非常普遍。原著作家或會參與電影製作，工作跨越了不同的媒介；更有作家在跨界工作後，汲取電影拍攝技巧，運用於自己的文學創作中。四位作家在《星島晚報•星晚》的連載小說具跨界特點，是研究當時文化產業的重要例子。 本文提出以下三個研究問題： 一、和平文人在《星島晚報•星晚》上連載了不少作品，當中所呈現的一九五、六〇年代香港社會的面貌是怎樣的？ 二、和平文人的連載作品透現出他們怎樣的心態？ 三、和平文人的連載作品是小說結集與電影改編的前置文本，與當時報業以外的文化產業（主要是出版業和電影業）組成了緊密的生產線，然則，連載小說與這些文化產業的互動情況具體如何？ 若要勾勒一九五、六〇年代的香港文壇面貌，必須兼顧作家、作品及刊登園地等三方面。本文以《星島晚報•星晚》為園地，以歐陽天、徐訏、易文和劉以鬯作為研究對象，以連載小說為焦點，勾勒當時的文學面貌，對作品及文化背景深入研究。

延安時期，婚戀問題作為與農村傳統習俗對抗的焦點，以及獲得「群眾」支持的重要武器，被賦予了一種無法迴避的政治使命。1941年，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創辦大型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其副刊亦成為延安時期極具影響性和權威性的文藝陣地。本文以延安《解放日報》副刊（1941.5.16-1947.3.27）的婚戀小說為主要研究對象，同時加入延安時期未在《解放日報》副刊發表，但影響較大的小說，如：、《小二黑結婚》等，作為論文的補充與對照向度。嘗試解決以下問題：一、延安時期的婚戀小說對五四時期的婚戀小說有何主動與被動的改變；二、探析作家如何思考「性」、「經濟」、「政治」、「家庭」在革命中的位置，各種政治、文化、思想因素出於何種理由、以何種形式滲入到婚戀故事之中，又是如何建構出一種新的主體想像。

周作人是現代中文散文寫作範式的一大奠基者，亦是五四時期重要的文學理論家，不少學者早已指出周作人「開風氣之先」，是研究現代中國散文時不可迴避的散文大家。五十年代的周作人因政治上的原因，在中國只剩狹小的寫作與發表空間，香港因處於特殊位置，在戰時或戰後一直有能力容納不同立場的聲音並存，加上香港文化人的支持，成為周作人晚年發表作品的重要場域。 本論文嘗試以「周作人式散文」為切入點，提出一個討論五十年代香港散文的框架，找出周作人式散文在五十年代香港的發展方向，以曹聚仁和葉靈鳳為中心，研究香港散文作家對周作人風格的傳承與轉化。通過歸納整理現有的周作人研究，從周作人式散文的美學特色及周作人式散文中的知識份子視野兩大方向建立「周作人式散文」一詞的內涵。周作人重視散文中的博識和理智，展示因知識而來的距離和深度，追求文章的趣味、澀味和簡單味，並以「十字街頭的塔」為知識份子寫作立場，將散文作家的視角轉向日常生活中的美。他引介民俗學的觀點，表現對地方、博物、風土與山水之關懷，並在其散文中展示其廣闊的跨文化視野。 通過調研現存的五十年代報章、文學期刊與書刊等第一手資料，描畫五十年代香港散文的鳥瞰圖；並試圖找出當中周作人式散文在香港的最重要兩位書寫者：曹聚仁與葉靈鳳在五十年代當中的位置。論文並將集中討論此兩位香港作家，探索兩位作家如何承接與開展周作人式散文，書寫出現當代文學中獨特的香港散文面貌。在周作人研究領域下周作人晚年的寫作是一研究焦點；曹聚仁說服周氏寫作回憶錄，及後更在種種政治壓力下，促成了《知堂回想錄》的出版，曹亦影響了此部周氏晚年力作的寫作策略，兩者的互動是周作人研究領域中的重要一頁。

回顧世界諸多文明的發展，音樂與文學都是從源頭上的一體慢慢分流，在各自成為獨立藝術的過程中又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在音樂與文學之間存在一類特殊的文本——將音樂活動的感性經驗轉換為文學符號的音樂描寫。這類作品涉及音響感知、想像聯想、審美方式、文化觀念、創作方法及其互動，具有較為豐富的美學研究價值。因此本文以漢魏六朝唐代詩賦中的音樂描寫為研究對象，以音響、場景、情思為三個基本角度，通過文本細讀勾勒漢魏六朝唐代音樂詩賦的創作形態；經由文本與音樂的比較挖掘音樂描寫的內在結構；藉以文史結合為方法，分析不同時期音響、場景、情思的不同描寫，探索藝術觀、審美觀的變化，由此構建一個宏觀的發展圖景。

馬其昶(1855-1930)，字通白(又作通伯)，晚年號抱潤翁，安徽桐城人，清末民初著名學者。早年以古文名，晚歲殫治群經子史，旁及內典，有桐城派「殿軍」之稱。其著《毛詩學》因晚清經學衰微，加之珠玉在前，以往較少學者研究，然不失為一部《毛詩》學的總成之作。本文以此書作為研究對象，內容計有以下數端：一、通伯著書或有異名，或有異卷。本文先考《毛詩學》版本，繼而剖析體例，簡介成書背景及撰寫架構。二、歷來《詩》說紛紜，馬氏既以《毛詩》為宗，其於《詩經》學的重要問題必有傾向。本文擇取並析述書中部分觀點，窺探通伯對於《詩經》學部分問題的基本立場。三、陳漢章(1864-1938)謂「蓋此書出而經學可息爭矣」，此書實有功於《毛詩》學。筆者先比較《毛詩學》與清代《詩經》新疏三大家之撰述理念，從而了解《毛詩學》對同朝《毛詩》學派的繼承和相異之處。次而略舉《毛詩學》說詩條例，尤重比對此書與清代新疏之說法，考察此書釋《詩》具體方式和特點，並從徵引、釋詞、辨音、明句，以至撰述理念等角度，評述其按語獨到、可取，或誤解之處。四、由其書至其人，延伸馬氏著成此書的學術淵源。試從《毛詩學》具體思想傾向與特點，推論背後形成因素，論及此書與桐城派學術觀之關係。

本論文從新詩和古典詩關係的角度切入，探討1917 年至1937 年的新詩作家怎樣借用古典詩歌的文化資源，並結合時代環境因素和個人因素，探索和發展新詩的形式和語言，並以具體創作加以實踐。論文以個案形式展開論述，重點考察對象，包括：聞一多(1899－1946)、卞之琳(1910－2000)、林庚(1910－2006)和郭沫若(1892－1978)。這些作家有共同的背景：他們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學素養，同時寫作新詩和舊體詩，創作經歷是從舊體詩的沉浸中而來，並漸漸對新詩創作產生興趣，因而自覺地繼承古典詩歌的文化資源，再轉化成新詩的形式和語言，表達屬於現代的思想，對往後新詩的形式和語言發展有重要的影響力。中國古典詩歌的文化資源影響中國新詩的形成，促成中國詩歌的現代轉型。本論文重點探討以下問題：第一，探討詩人如何繼承和轉化古典詩傳統，發展成新詩的傳統。第二，分析詩人如何從古典詩歌汲取養份，建構新詩的形式和語言範式。第三，檢討在中國詩歌的現代轉型過程中，傳統民族文學因素在新詩建構工程中的位置。 透過各章節的分析，本論文進一步釐清新詩人如何借助古典詩的文化資源，作為新詩創作的參考理論。傳統民族文學因素在新詩建構工程中的位置十分重要，古典詩所確立的詩學觀、形式句法、意象系統和語言系統，在聞一多、林庚、卞之琳和郭沫若的新詩中，有不同的承繼和轉化。這四位詩人對「新詩特質」有不同理解，這與時代因素、文學觀念的取態和創作目的有密切關係。「新詩特質」的理解影響他們接受古典詩文化資源的方針，從中可見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新詩和古典詩關係，遠比很多人想像中複雜。

于省吾（1896-1984)，中國著名古文字學家、訓詁學家，著作成果頗豐，其古籍《新證》系列，以古文字及出土器物作為考訂及訓釋的材料，被視為開啟山林之作。當中《尚書新證》是《新證》系列中最早出版的著作，可反映于氏訓詁方法的早期面貌。在乾嘉考據學派的訓詁方法和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影響下，于氏《尚書新證》對《尚書》今文28篇的字詞、句義多有新見，其訓釋的價值實不容忽視。然而，近人研究于氏《新證》系列，卻沒有以《尚書新證》作研究對象，因此，本文試以《尚書新證》為研究對象，並探討其價值。 論文共分三章。第一章交代《尚書新證》的撰作背景、動機，及其版本、體例。第二章會從《尚書新證》内文及于氏發表的論文，歸納並討論于省吾的《尚書》學觀。第三章為《尚書新證》之内容考述及特色，介紹此書有別於其他《尚書》注釋著作之連類訓釋方法，討論此書運用古文字資料為證及紀錄異文的情況，並分別歸納于氏解釋字義、詞義，以至句義之方法，亦會兼及《尚書新證》的内容特色。最後總結全書，討論《尚書新證》對後世學者的影響，並對此書作出評債。

綜觀歷來的戰國文字研究，不少學者均主張依地域分系，學者何琳儀(1943-2007)將戰國文字分為齊、燕、晉、楚、秦五系，近代研究亦多取何氏的分域方法。學者李運富(1957-)認為，地域特點僅屬文字的書寫風格，不能作為分系的依據，質疑戰國文字的分域方法。何琳儀於其著作《戰國古文字典》與《戰國文字通論》中，嘗試列舉不同字例，以五系的分域方法，收集大量戰國文字的資料，概括構形的地域特點，唯何氏的論說未有對五系文字的特徵作更整體和深入的考察。基於前代學者的研究，本文以戰國文字為研究核心，透過構形的比較與歸納，補充近年出土的材料，嘗試從不同的角度，探討戰國文字的構形特徵與演變情況，論證戰國文字「東、西土分用」的說法以及劃分成五系的必要。 本文的主體部分共分五章。第二章從微觀的角度，依個別域系分類，逐一援引字列，分析當中的字符、部件，集中呈現各系的地域特徵。第三章同樣以域系作區分，嘗試通過整合與歸類，指出不同字符、部件的類化現象，嘗試凸現各系文字的相異之處。第四章集中比對「東土四系」(齊、燕、晉、楚)與「西土秦國」的文字，通過字例的展示，歸納彼此相異的構形，論證王國維(1877-1927)等學者主張戰國文字「東、西土分用」的說法。第五章以宏觀的角度，逐一展示、分析五系文字構形各異的個體字符，嘗試以相同的字例，說明五系文字各自存有的地域特徵。第六章以五系文字當中，構形同時相同與相異的字符為例，分析當中的異、同原因，了解五系文字的構形演變。 通過本文橫向與縱向的文字比對，可知五系文字的構形或受書寫材料影響，但當中演變並不受載體所限。戰國五系文字同源於殷周文字，經過程度不一的構形演變，加上各域系對文字所作具規範的整合，五系文字的構形越趨不同，地域特徵更為明顯，可證戰國文字有分作五系的必要。從本文的不同分類與探討，可見戰國文字存在「東、西土分用」的情況，但僅為當時文字構形異、同的現象之一。五系文字的構形異、同存在不同情況，表示戰國文字處於演變的階段，說明戰國五系文字「同中趨異」的現象。

邁入二十世紀九〇年代，香港正式面對回歸中國的過渡期，並與全球一起面對二十世紀末的到來。這個時期的香港，不單充滿了過渡期的焦慮，還有全球化的衝擊，以及面對回歸不久便來臨的世紀末。九十年代的複雜語境，使得這時期的香港文學蘊含了豐富多彩的價值，十分值得關注。 文學中的空間，無論是對於敍述者或是讀者都起著重要的作用。然而，過往的研究中，時間敍事往往成爲研究的焦點，文學中的空間研究卻寥寥可數。在此情況下，實在有必要對文學中的空間多加關注。當代西方地理學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肯定了「空間」研究的價值 ——「空間」可謂當今文學研究中的關鍵詞。他更提出：「掌握空間作爲一個關鍵詞的要點，是要辨認出這個概念如何更好的整合到既有的社會、文學和文化後設理論中，以及效果爲何。」 本論文欲從香港九〇年代的語境（九七回歸、全球化等）開始，梳理當時備受關注的主題（九七、女性、都市異化）。進而以「房子」作爲視角，透過分析香港九○年代的短篇小説，發掘「房子」此空間在不同主題中的意義，以及文學作品如何以「房子」此空間來敍述主題且敍述了主題的什麽面向。本論文試圖以「房子」爲例，嘗試將「空間」概念整合到文學分析中，發掘空間在文學中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