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專章討論錢鍾書（1910-1998）和張愛玲 （1921-1995）的小說後，不少學者對二人小說的藝術手法、主題、意識形態、以及修辭等各方面都作過深入的探討；但是，真正把他們的作品作為「語料」 看待，並嘗試從語言角度討論的論著並不多。故此，本文嘗試以風格學（Stylistics） 考察二人使用語言的習慣，務求呈現他們小說作品的「風格」（Style）。 眾所周知，錢鍾書和張愛玲的語言可說「獨步文壇」。因此，本文的寫作目的有三：（1）通過語法和修辭技巧的描述，呈現二人遣詞用字的習慣；（2）了解二人風格迥異的原因；（3）比較二人在比喻、對話、人物描寫等方面的異同。 本文以語言學理論為考察的準則，論文以分析、比較、歸納、演繹、引例等論證方法撰寫。本文共分五章： （一） 導論：說明研究動機和研究範圍。另外，理論基礎、研究方法和準則，以及「言語風格」、「語言風格」、「風格學」的定義，也包括在這部分。 （二） 錢鍾書語言風格研究：細析錢氏小說遣詞用字的特色，包括「語音手段」、「悖詞」（oxymoron）、「同異」、「仿詞」、「仿格」、「拆詞」、 「別解」、「疊現」、「誇張」、「引用」等修辭手法分析；而錢氏小說裏複句的特點，以及「歐化現象」，也是本章的討論範圍。 （三） 張愛玲語言風格研究：分析她作品裏的「顏色詞」、「象聲詞」、「疊 用字詞」的語法特色。她小說裏「古典小說詞匯」、「文語成分」、 詞尾「然」的考察，以及「歐化現象」也會在本章討論。 （四） 錢鍾書與張愛玲合論：從三方面比較二人的小說語言：（1）比喻。 涉及兩者比喻的結構形式，也會討論到他們用喻的獨特性；（2） 人物描寫的語言。考察二人描寫小說人物的行文習慣；（3）對話。 分析二人小說人物對話的特色和功能。 （五） 結論：總結二人的語法手段及效果，並根據前三章的研究，分析二人通過甚麼語法手段而產生他們的迥然不同的個人風格。

魯迅《故事新編》開創了現當代故事新編小說的先河，亦為後世有關此文類的創作奠下了穩固的基礎，在文學史上形成了重要的流派，其重要性與獨立創作一樣應得到重視。 本論文以神話與文學的研究方式為基礎，研究神話傳說類故事新編小說在 當代作家的創作下如何表現出創新意義。本論文共分為六章，第一章主要探討神話傳說類故事新編小說的特質，以釐定本文的研究範圍；第二章是對神話傳 說類故事新編小說在現當代的發展作概觀式介紹，以及顯示個別作家在故事新編創作上的貢獻；第三章是神話類故事新編小說研究，本文選取五個有關神話人物的改編文本(馬彬〈神農〉、劉以鬯〈盤古與黑〉、董啟章《少年神農》、李 碧華〈嫦娥〉和葉兆言《后羿》)，探討作家如何改變神話人物的形象，以達到新編的效果；第四章是白蛇傳故事的故事新編研究，本文以人妖戀的角度，研究不同文本(劉以鬯〈蛇〉、孔慧怡〈雷峰塔〉、李碧華《青蛇》、和李銳及蔣韻 《人間》)對傳說的新編方式，如何表現出故事新編獨特的一面；第五章是梁山伯與祝英台的故事新編研究，本文疏理出傳說忠貞愛情形象，並以此為基礎， 比較不同文本(張恨水《梁山伯與祝英台》、李碧華〈梁山伯自白書〉及〈祝英 台自白書〉、孔慧怡〈梁祝無恨〉和李馮〈梁〉及〈祝〉)對愛情主題的重新演繹；第六章則以文體討論的形式為基礎肯定故事新編小說的價值作結。

自古至今，疾病是文學反覆吟誦的母題。香港文學發展至今，以精神疾病作為敘事對象的作品不勝枚舉。九十年代以後的精神疾病書寫，更呈現一種眾聲喧嘩（Hetroglossia）的狀態。 疾病作為時代苦悶的象徵，是展示社會面貌及人文精神的重要表述符號， 因而在文學的主題表現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精神疾病的敘事更以心靈為文本，逼視個人或社會的病態。審視兩岸三地文學發展的脈絡，在現代主義的熱潮薰陶，及社會動盪的政局與經濟發展下，精神疾病書寫的文學形式便應運而生。作家為精神疾病披上藝術的外衣，形塑扭曲的人文及都市的多維面貌，為小說提供種種歧義的解讀，增加作品闡釋的空間與美學價值。可惜到目前為止， 香港文學對精神疾病敘事的研究並不足夠。 因此，本論文以1990-2010 年間發表及出版，並以精神疾病為敘事主題的香港短篇小說作為研究對象， 結合精神病學的醫學研究成果及敘事學 （Narratology）的相關論述，以精神疾病的敘事作用作為研究框架，從「個人」 和「社會」兩個層面為切入點，分析精神疾病之於文學主題的敘事作用。最後， 探討作家如何透過（集體）書寫精神疾病，反映出香港九十年代至今的時代性， 及形塑出香港都市支離破碎、浮動而不穩定的形象，從而肯定精神疾病書寫對於香港文學的價值。

在為冷戰陰雲籠罩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因特殊的殖民政策而游離於中國大陸與台灣的威權政治之外，其文學藝術紮根的土壤可謂貧瘠卻又豐富。放逐於政治意識形態邊緣的香港文學，不但兀自生長出不同於中國現代文學敘事傳統的城市文學，更在此一失落與追尋中逐漸完成一套極富特色的文學/ 藝術敘述模式。而這套敘述模式的起點，正始於五、六十年代風行一時的現代主義思潮與文學實踐。 以香港現代文學美術協會為視點，不只是以該社團為一文學場域探索其運作與香港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發生、發展之關係，更旨在以這一社團整體訴求為經，以每個個體於社團活動前後之不同境遇、經歷及創作為緯，編織第一代本土作家以來，「現代主義」與香港文學建構的譜系。在釐清協會成員的早期活動、人事往來和知識結構之後，本文先以六十年代現代主義運動最為矚目的成就——理論批評入手，試從香港的報刊生態闡釋這一批評論在文學理論貢獻之外更為重要的社會、文化及文體意義，並以存在主義思潮為例深入探討此類評論的傳播效果。後半部分則由具體文本入手，包括各種文體的文學及繪畫作品。 首先探討「香港現代主義文學」與都市文化的密切關係，在逐漸本土化的敘述中「東方」的意義及其表現，以及詩與畫之間的跨媒介創作的特點。而後進一 步以崑南及蔡炎培的創作為對象縷析這一代作家的浪漫精神及其時代意義。

洪水，是世界性的神話、傳說母題，中國自古水患頻繁，其中漢族產生大量洪水神話和傳說。鯀禹治水神話和陷湖傳說仍然傳頌至今。 受萬物有靈觀念和動物崇拜影響，人類將動物神格化、形象化，創造大量神異動物。洪水神話傳說中的神異動物擁有怪誕外形和神秘力量，能夠掌治洪災，體現先民的豐富想像和對力量的崇拜。神異動物與人類的互動關係象徵性地展現人類對洪水態度的兩個面向：鯀禹治水神話中全獸形和半人獸形的神祇擔當人類英雄治水的強敵或助力，百靈護佑的禹征伐神異動物反映人類反抗自然的積極精神。陷湖傳說中洪水是神異動物對人類的懲罰，包括報應、報答、報恩三方面的果報概念，呈現神異動物較為人性化的面貌。陷湖傳說中人類不能亦不會逃過洪水，顯示人類無法違背命運的宿命意識，強調神異動物的權威性。除了強烈的宗教意識，陷湖傳說呈現惡者遭殃善者得救的對立，具懲惡揚善的教化作用。陷湖傳說的道德意識結民間信仰，加強傳說的阻嚇性。 歷代的神話和傳說中神異動物以不同形態反覆出現，呈現與人類的不同關係，神異動物在洪水母題中的意義卻未有專門討論。本論文從變形、主題、二元結構三個方面，分析神異動物在鯀禹治水神話和陷湖傳說中扮演的角色及顯示的意義，探討當中的漢族文化思維。

《紅樓夢》是張愛玲畢生寫作的繆思。在不同的創作階段，《紅樓夢》所奉於張愛玲的靈感是有所差別的。重讀《紅樓夢》是張愛玲離滬後第二個創作生命的重要經驗，對照其心路歷程與書寫經驗，形成一種新的文學視域和價值尺度。 1977 年出版的《紅樓夢魘》，以不同版本為參照，「改寫」面貌始終是張氏關注的焦點。與此同時，張愛玲自身也在不斷重寫、改寫自己的作品，《紅樓夢》考據給予她重寫生命的養分和動力。透過關涉文學評述與創作的微妙互動，可觀察到張愛玲藉由對《紅樓夢》的思考與推測，内化為自己的改寫意識，形諸創作當中。離滬後張氏因應文化場域的轉變，「改寫」又可以說是夾雜對生存與聲譽的擔憂，權衡寫作技法與政治禁忌的兩難之下，所作出的適應與妥協。本文擬以《紅樓夢魘》為觀察視角審顧張氏作品的改寫面貌和改寫策略，並探討其改寫因由與改寫效果。

2008 年，清華大學獲校友捐贈一批從香港購入的戰國楚竹簡，總數2500 餘支。這批楚簡有古籍六十四篇，內容多與經、史有關，當中包括散佚已久的古文《尚書》，具有非常高的學術價值。自這批竹簡入藏至今，整理者已刊行三輯《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 本文的研究對象為2011 年出版的《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第二輯所公布的一篇名為《繫年》的佚籍。《繫年》為體裁類似後世之紀事本末體史書，所記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到戰國前期。由於《繫年》所記部份史事不見於傳世文獻，或與傳世文獻有所出入，可以補充和訂正傳世文獻，尤其與《春秋》經傳具有可比性，故此有很重要的歷史和文獻研究價值。 本文從敍事例體、史料、虛詞等方面考察《繫年》，再與《左傳》等傳世文獻、出土文獻作比對，從而分析《繫年》的時代和地域特徵、取材和編撰過程。此外，《繫年》與《左傳》存在不少重文，本文以《繫年》與傳世文獻的重文作逐一比對，分析其來源、敘述方式的差異，有助認清各史書的取材和敘述特點，並討論《左傳》、《繫年》的成書。

本論文旨在探討冷戰體制下魯迅思想在台、港兩地的傳播與演繹。論文主要處理三個問題:第一，這些人的魯迅論述如何與冷戰與國民黨反共體制縫合。第二，魯迅思想如何置入大一統的文化架構中。第三，海外魯迅論述如何逆反中國或於海外在地演繹。論文共分成六個章節： 第一章先概述冷戰體制與華語語系文學概念，並整理現今魯迅文化史的研究狀況。透過系譜化魯迅研究來理解百年來的研究成果，並且提出在冷戰體制架構解讀台港兩地魯迅思想傳播與演繹的可能。 第二章則以蘇雪林為論述焦點，討論蘇從擁魯走向反魯的轉折，以及在台灣創造怎樣的魯迅形象。而她的激進反魯言論又是如何影響台港兩地，而這之中又與台、港的社會情形的差異有怎樣的關係，並造成兩地文化人的反彈。 第三章討論台、港的兩本魯迅傳記，在「人的魯迅」的共識上創造出不同的魯迅形象。鄭學稼的《魯迅正傳》的兩個版本，在不同的時代氛圍下有大幅的更動，以符合時代的現況。曹聚仁的《魯迅評傳》某程度是為了反對鄭學稼言論而寫，將魯迅形塑為永遠的反叛者與民族主義立場作家，所反映的是個人對海峽兩岸分治的看法。 第四章討論台、港、美三地的現代文學史。夏志清的《現代小說史》以西方美學標準審視魯迅的作品，成為西方認識中國現代文學的經典。司馬長風的《中國新文學史》強調的中國特性以及去政治的美學觀，反映對兩岸政治體制介入文學的反感。劉心皇的《現代文學史話》表現出個人礙於體制的監控，而迂迴表述對魯迅的看法。 第五章則梳理夏濟安、李歐梵一脈的魯迅研究，並比較夏濟安與舒蕪《野草》解讀之異同。這一脈的魯迅研究更為注重魯迅的心靈反覆、矛盾，以及其創作的象徵與隱喻，呈現精神意涵與創作技巧並重的研究。這一流派的研究在1980年代以後被介紹回中國，影響了中國新時期的魯迅研究方向，成為當前魯迅研究重要的一支。 第六章結論部分，先整理冷戰體制下台港魯迅研究的三大問題，並且嘗試以東亞視域來了解魯迅研究的跨國交流。

劉台拱（1751-1805），字端臨，揚州寶應人，清乾嘉時期著名學者。早年習治理學，後與汪中、王念孫、段玉裁等人交遊論學，確立樸學治經方向，成為揚州學派中堅人物。本文擇取端臨學術為研究對象，論文內容計有以下數端：一、後世學者所記端臨傳世著述，或卷書有異，或篇名不同。其《儀禮補疏》為畢生精力所萃，然終未見成書。故考端臨著述之刊刻過程及著寫《儀禮補疏》之始末；二、端臨所著《論語駢枝》世譽精闢，且對劉寳楠、恭冕父子《論語正義》有直接影響。本文將詳論此書，以窺端臨論語學之要義、經學之梗概；三、端臨於經史百家，皆有涉獵，僅憑《駢枝》，無法盡見其學術大體。故又擇《經傳小記》、《荀子補注》等卷進行考證，以論端臨禮學、小學、史學、理學中的考據、義理面貌；四、誦讀文章，須知人論世。本文將以文獻史料為基礎，尤重書信、文集，敘述乾嘉時期不同學術陣營之學者（如汪中、翁方綱、章學誠等）與端臨交往論學之經過，從而考察端臨學術歷程之轉變與發展；五、揚州寶應乃清初理學重鎮，曾出朱澤澐、王懋竑等朱子學大家。端臨受家學及鄉學薰陶，精於理學。後受京城漢學氛圍影響，始重考據。舊說多以棄宋就漢為論，總結其學。然端臨對漢學、宋學之態度，實非如此簡單，值得考辨；六、乾嘉時期學術論辯、漢宋之爭等議題，受到以往學術界重視。本文將以端臨個案作為切入點，從此一未為關注之新視角，對乾嘉學術思想作出區別以往之詮釋。

張彝宣，一名大復，明末清初戲曲作家。現存九部傳奇，包括：《醉菩提》、《海潮音》、《釣魚船》、《吉祥兆》、《金剛鳳》、《讀書聲》、《快活三》、《紫瓊瑤》和《雙福壽》。是次研究期望達到兩個目標，一是評定張彝宣劇作的文學價值，二是衡量張彝宣劇作的戲臺演出價值。本文研究方法包括：排場關目分析、喜劇元素分析、行當角色分析、情節編排分析、主題思想分析等。 論文分七章：第一章為研究概況。第二章至第六章分論劇作。第二章討論《紫瓊瑤》與《雙福壽》的排場藝術，分兩部份：第一部份分析單齣排場。第二部份討論腳色人物的調配、關目情節與劇本體製的設計乃至內場與外場的配合。第三章討論《快活三》與《讀書聲》的民間娛樂色彩，分四層面：一、「娛樂」主旨、二、喜劇人物塑造、三、關目技巧、四、插科打諢的喜劇效果。第四章：《海潮音》與《醉菩提》佛教人物的臺上示現，包括妙善觀音與濟公和尚的形象改造，重要的是分析「因緣果報應」和「通神」的主題思想及其舞臺效應和濟公的玩世因緣。第五章討論《吉祥兆》與《金剛鳳》的敘事程式。第六章討論《釣魚船》對《西遊記》的改編及其意義，特別研究劉全夫妻之恩情重義及其意義。第七章是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