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中國的士人菁英與政府組織，其對民間商業活動的觀感究竟如何？關於這個大問題一個簡單的答覆，是學界使用了很久的「重農抑商」（或稱「重本抑末」）一詞。它由於散見於官員言論、政府詔令，因此說官員「有重農抑商的觀念」是一種很安全的講法，但卻也含糊不清，究竟這類詞彙想要表達的是什麼意思？具體的特徵為何？它和我們習慣上說的以農為本、農本主義（本文統稱為「農本商末」）又有什麼不同？學界一般不會去區別古時的「重農抑商」和「農本商末」觀念有什麼不同，或者認為，「重農抑商」根源於以農為本、以工商為末的偏頗思維，是比「農本商末」更為激進、視商業更負面的態度。但筆者以為不是如此，透過考察一個筆者心目中的關鍵環節──對於客觀上農業依賴商業的情形，官員有多少認識，我希望能說服讀者能重新考慮一些不同的可能性。
學界對古代「抑商」觀念的想像並不一致，彼此間對史料上的「抑末類用詞」想要表達的意涵為何，也缺乏有效的標準，至於這類用語本身在古文中的使用，亦不夠統一、明確。然而這些用語卻成了古人「抑商」、「輕商」的主要證據。首先，如果古人只是把「本末」的思維套到農商關係上，則並無輕視商業的意涵；此外，宋代官員認為商業不如農業重要，同時卻也十分在乎商業的好壞。這兩點先確認之後，筆者想釐清「抑末類用詞」的宋代語意，以及新法「抑末」的性質，勾勒出一個和今天重商觀念全然不同的重視商業模式，並解釋它的原因。
論文內容可以分作兩個層次。就古人對現實的認知情形進行評估，構成了本文的第一層內容。希望對於這些評估的討論，能讓我們對宋人的商業觀念有較「抑商」、「輕商」、「重商」這類概括性用語更為細膩的理解。此外，綜合這些討論，筆者也發展了一個推論，構成本文較為激進的第二層內容：「農本商末」的思維方式，它自身已是宋代重商傾向充分必要的原因（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雖然還可能有其他因素促成了對商業的重視，但這些解釋策略在知識上都是多餘的。 / What was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elite on commercial activities in imperial china? An simple answer to this big question is the term “Chung nung I shang”(重農抑商)(literal translation “emphasize agriculture and restrain commerce”), or “Chung Pen I Mo”(重本抑末)(“emphasize the root and restrain the branches”). Due to the widespread use of such terms in edicts or statesmen’s discourses, it is safe to assume that the statesmen held the belief of “Chung nung I shang”. However, the saying itself is an ambiguous statement—what is the precise meaning of this linguistic practice? What are its concrete traits?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ung nung I shang” and the more commonly used “Agricultural Foundation” ideology(以農為本、農本主義)? In general, the two terms are not distinguished within academia. Some scholars that perceive the two as different believe the former to have originated from the latter. The latter views agriculture as root and industry or commerce as branches, whereas the former is a more radical idea that discriminates against commerce. The author would like to offer a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by examining a crucial question—how did those statesmen understand the dependence of agriculture on the commodity economy—one may realize the possibility of a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In academia, the term “I-Shang”(抑商) can be interpreted quite differently. The actual meaning of “I-Mo(抑末) type terms” in historical materials is also very ambiguous in academic texts as there lacks an effective standard to examine the word’s usage. Nevertheless, such historical linguistic practice constitutes the main evidence that the ancient Chinese believed in “I-Shang”(抑商) or “Ching-Shang”(輕商)( literal translation “disdain commerce”). First, if the ancient Chinese simply applied the “root and branch” analogy to agriculture and commerce, there is no implication of a negative connotation. Secondly, even though statesmen in Song China thought commerce was less important than agriculture, they took the health of commerce seriously. Once these two points are established, the author intend to clarify the meaning of “I-Mo(抑末) type terms” in Song Dynasty and the characteristic of “I-Mo(抑末)” idea in Wang An-shi’s political reform and then depict and explain the pattern to emphasize commerce at that time.
This study constitutes two layers. The first estimates the statesmen’s understanding of the economic reality in Song China. Discussions brought forth in this estimate aim to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perception towards commerce beyond literal translation of the previously mentioned terms. Furthermore, discussions in the first layer leads to the argument in the second layer—“Agricultural Foundation” ideology(農本主義) itself was a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 that prompted the emphasis on commerce in Song china. There may be other factors that resulted in such perspective, but they are redundant explanations. / 謝辭 i
摘要 iii
Abstract iv
目錄 vi
緒論 1
第一節、問題意識 1
一、「抑商」爭論產生的背景 1
二、客觀的經濟結構 3
三、「重農抑商」與「農本商末」兩個概念 5
四、本文的論證形式 9
第二節、研究取徑 11
一、定義本文的用詞 11
二、語言造成的問題 13
三、政治語境 14
四、章節架構 14
第三節、文獻回顧 16
一、中國經濟思想史 16
二、大陸其他領域 25
三、大陸以外的學術界 28
第一章 宋代以前人們對商業活動的觀感 32
第一節、先秦 33
一、戰國中期以前 33
二、法家的「抑商」觀念 34
三、儒家 39
四、戰國後期的儒家 40
五、先秦的趨向 44
第二節、西漢的轉折 46
一、對於語詞使用的懷疑論 46
二、漢初的狀態為何 48
三、輕重思想的形成 54
第三節、儒家重農抑商教條的形成 61
一、「抑商教條」的說法 61
二、儒家為何轉變 62
三、鹽鐵會議之後到魏晉 67
四、魏晉到唐代 69
第四節、唐代的變化 71
一、唐代原本的經濟觀念 71
二、中唐官員對商業的重視 72
三、輕重觀念的變化──新輕重論 73
第五節、對開頭問題的回答 76
第二章 宋代官員商業觀感的幾個特徵 78
第一節、「農本商末」的思維是否改變了 78
第二節、宋代官員是否重視商業 83
一、通商惠工之旨 83
二、政策爭辯中的政治語言 84
第三節、抑商說與輕商說的根據為何 89
一、抑商政策的存在 89
二、「抑末類用詞」的存在 94
三、對棄農從工商的反感──「理由A」的探討 108
第四節、宋代輕重政策與新法「抑末」的性質為何 118
一、背景簡述 119
二、新法的「抑末」是否針對的是大商人 121
三、新法與傳統輕重論有何差別──對漢代的歷史記憶 127
四、新法與新輕重論有何差別 131
第五節、「重農抑商」的觀念是否改變了 133
第三章 現實經濟結構對官員價值觀的影響 136
第一節、農業依賴商業的情形為何 136
第二節、官員有何農依賴商的言論 141
第三節、官員對農依賴商的各面向有多少體認 147
一、薄征商稅論 147
二、農村對糧食交易的依賴性 153
三、農村對貨幣交易的依賴性 154
四、政府對農民的購買制度、散錢制度 157
第四節、官員看待市場自由的態度為何 162
一、市場自由的爭議 162
二、商業的平抑價格功能 165
三、對阻礙、壟斷、操弄的觀感 169
四、空間上商品流通的自由度與效率 171
五、「農本商末」與市場自由化的關係 177
第五節、官員重視商業的模式與程度為何 180
一、模式 180
二、程度 182
第六節、一個關於農本主義的推論 187
徵引書目 191
| Identifer | oai:union.ndltd.org:TW/103NTU00493001 |
| Date | January 1900 |
| Creators | 楊承叡, Cheng-Jui Yang |
| Contributors | 梁庚堯, Keng-Yao Liang |
| Publisher | 國立臺灣大學, 歷史學研究所 |
| Source Sets | 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in Taiwan |
| Language | 中文 |
| Detected Language | English |
| Type | 碩士 |
| Format | 200 |
| Relation | 一、文獻史料 史籍、政書 李勉註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主編，《管子今註今譯》。台北：商務，1990。 李滌生，《荀子集釋》。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9。 陳奇猷校注，《韓非子集釋》。北京：北京中華書局，1958。 賀凌虛註譯，《商君書今註今譯》。台北：商務，1988。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 〔漢〕司馬遷，《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台北：鼎文書局，1981。 〔漢〕班 固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集注并附編二種》。台北：鼎文書局，1986。 〔漢〕桓 寬撰，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定本）》。北京：北京中華書局，1992。 〔漢〕桓 寬撰，陳弘治校注，國立編譯館主編，《新編鹽鐵論》。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2001。 〔漢〕桓 寬撰，盧烈紅注譯，黃志民校閱，《新譯鹽鐵論》。台北：三民書局，1995。 〔漢〕荀 悅，《前漢紀》。台北：商務，1971。 〔晉〕陳 壽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三國志注附索引．魏書》。台北：鼎文書局，1980。 〔南朝宋〕范 曄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台北：鼎文書局，1981。 〔梁〕沈 約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書附索引》。台北：鼎文書局，1980。 〔唐〕房玄齡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晉書並附編六種》。台北：鼎文書局，1980。 〔唐〕魏 徵等撰、楊家駱主編，《隋書》。台北：鼎文書局，1980。 〔後晉〕劉 昫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舊唐書附索引》。台北：鼎文書局，1981。 〔宋〕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北京：北京中華書局，1994。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註，《資治通鑑》。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宋〕朱 熹，《點校四書章句集注》。北京：北京中華書局，2003修訂版。 〔宋〕朱熹，《宋名臣言行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商務，1983。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台北：商務，1983。 〔宋〕李 昉等編，《太平御覽》。台北：商務，1975。 〔宋〕呂祖謙編，《宋文鑑》，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宋 綬、宋敏求編，司義祖校點，《宋大詔令集》。北京：北京中華書局，1962。 〔宋〕李 燾撰，上海師大古籍所、華東師大古籍所點校，《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北京中華書局，2004。 〔宋〕趙汝愚，《宋名臣奏議》，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劉時舉，《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歐陽脩、宋祁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唐書附索引》。台北：鼎文書局，1981。 〔宋〕謝深甫編，《慶元條法事類》。台北：新文豐，1976。 〔宋〕竇 儀等撰，薛梅卿點校，《宋刑統》。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元〕不著撰者，《宋史全文》，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台北：商務，1987。 〔元〕脫 脫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史并附編三種》。台北：鼎文書局，1980。 〔明〕楊士奇、黄淮等編，《歷代名臣奏議》，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清〕徐 松輯，《宋會要輯稿》。北京：北京中華書局，1957出版，2006重印。 地志 〔宋〕胡 榘修，方萬里、羅濬纂，《寶慶四明志》，收於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宋元方志叢刊》。北京：北京中華書局，1990。 〔宋〕陳耆卿纂，《嘉定赤城志》，收於《宋元方志叢刊》。 〔宋〕楊 潛修，朱端常、林至、胡林卿纂，《雲間志》，收於《宋元方志叢刊》。 〔宋〕談 鑰纂修，《嘉泰吳興志》，收於《宋元方志叢刊》。 文集、筆記、其他 〔漢〕王 符撰，彭鐸校正，《潛夫論箋校正》。北京：北京中華書局，1985。 〔晉〕傅 玄，《傅子》，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北魏〕賈思勰撰，繆啟愉校釋，繆桂龍參校，《齊民要術校釋》。北京：農業出版社，1982。 〔唐〕白居易，《白氏長慶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台一版）》。 〔唐〕陸 贄，陸贄，《唐陸宣公翰苑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台一版）》。 〔唐〕韓 愈撰，朱熹校注，《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台一版）》。 〔宋〕王之道，《相山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王安石，《王臨川全集》，收入《四部備要（台一版）》。台北：中華書局，1965。 〔宋〕王安石，《周官新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王 柏，《魯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王霆震，《古文集成》，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司馬光，《溫國文正司馬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台二版）》。台北：商務，1967。 〔宋〕司馬光撰，鄧廣銘、張希清點校，《涑水記聞》。北京：北京中華書局，1989。 〔宋〕朱 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台北：德富文教基金會出版，2000。 〔宋〕李元弼，《作邑自箴》，收入《四部叢刊續編（1976年版）》。台北：商務，1976。 〔宋〕李 石，《方舟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車若水，《脚氣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呂南公，《灌園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沈與求，《龜谿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呂 陶，《淨德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李 覯，《直講李先生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台二版）》。 〔宋〕周必大，《文忠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周行己，《浮沚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林希逸，《考工記解》，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林 駉，《古今源流至論》，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胡太初，《晝簾緒論》，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台一版）》。台北：商務，1965。 〔宋〕袁 甫，《蒙齋中庸講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夏 竦，《文莊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高斯得，《耻堂存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真德秀，《西山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台一版）》。 〔宋〕張方平，《樂全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張 耒，《蘇門六君子文粹》，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陳 亮撰，鄧廣銘點校，《陳亮集（增訂本）》。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宋〕陳 旉，《農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陸 游，《劍南詩稾》，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陳傅良，《止齋先生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台一版）》。 〔宋〕陳舜俞，《都官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崔敦禮，《宮教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黃 榦，《勉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黄 震，《黄氏日鈔》，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楊 時，《龜山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董 煟，《救荒活民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葉 適，《習學記言》，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葉 適撰，劉公純等人點校，《葉適集》。北京：北京中華書局，1961。 〔宋〕楊 簡，《慈湖先生遺書》，收於張壽鏞輯，《四明叢書》，第四集。 〔宋〕廖 剛，《高峰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趙順孫，《四書纂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蔡正孫，《詩林廣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劉 宰，《漫塘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衛 涇，《後樂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歐陽守道，《巽齋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歐陽脩，《歐陽文忠公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台一版）》。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北京中華書局，1986。 〔宋〕鄭 獬，《鄖溪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應 俊，《琴堂諭俗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蘇 軾撰，張志烈、馬德富、周裕鍇主編，《蘇軾全集校注》。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宋〕蘇 轍，《欒城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台一版）》。 〔元〕胡祇遹，《雜著》，收於楊訥點校，《吏學指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明〕張居正，《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二、近人著作 專書 王大慶，《本與末──古代中國與古代希臘經濟思想比較研究》。北京：商務，2006。 王曾瑜，《錙銖編》。河北：河北大學出版社，2006。 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 包偉民，《宋代地方財政史研究》。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石 濤，《北宋時期自然災害與政府管理體系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任繼亮，《管子經濟思想研究：輕重論史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5） 吳 松等著，《中國農商關係思想史綱》。雲南：雲南大學出版社，2000。 李金水，《王安石經濟變法研究》。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 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增訂版）》。台北：聯經，1986。 李華瑞，《宋代酒的生產和征榷》。河北：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第2版。 李景壽，《宋代商稅問題研究》。雲南：雲南大學出版社，2005。 汪聖鐸，《輕重與沉浮》。廣西：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 汪聖鐸，《兩宋財政史》。北京：北京中華書局，1995。 吳 慧，《中國商業政策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 李 曉，《宋代工商業經濟與政府干預研究》。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0。 李 曉，《宋朝政府購買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巫寶三，《管子經濟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社，1989。 林文勛，《唐宋社會變革論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周俊敏，《管子經濟倫理思想研究》。長沙：岳麓書社，2003。 邵毅平，《中國文學中的商人世界》。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林劍鳴，《新編秦漢史》。台北：五南，1992。 侯家駒，《中國經濟思想史》。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2。 侯家駒，《先秦儒家自由經濟思想》。台北：聯經，1983。 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上海：上海人民，1962。 韋 葦，《司馬遷經濟思想研究》。西安：陝西人民敎育出版社，1995。 姜錫東，《宋代商人與商業資本》。北京：北京中華書局，2002。 唐力行，《商人與中國近世社會》。香港：中華書局，1995。 唐任伍，《唐代經濟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 馬非百，《管子輕重篇新詮》。北京：北京中華書局，1979。 夏炎德，《中國近百年經濟思想》。上海：商務，1948。 唐慶增，《中國經濟思想史》上卷。上海：商務，1936。 張金花，《宋詩與宋代商業》。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 梁庚堯，《南宋的農地利用政策》。台北：台大文學院，1977。 梁庚堯，《南宋的農村經濟》。台北：聯經，1984。 許倬雲著，程農等譯，《漢代農業──早期中國農業經濟的形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 張劍光，《唐代經濟與社會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3。 葉 坦，《富國富民論──立足於宋代的考察》。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 葉 坦，《傳統經濟觀大論爭──司馬光與王安石之比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趙 岡、陳鍾毅，《中國經濟制度史論》。台北：聯經，1986。 漆 俠主編，《遼宋西夏金代通史．社會經濟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趙 靖主編，《中國經濟思想通史（修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修訂版。 趙 靖主編，《中國經濟思想通史續集──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趙 靖，《中國經濟思想史述要．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趙曉耕，《宋代官商及其法律調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蔡文地，《宋代勸農文之研究》。台灣大學碩士論文，2007。 談 敏，《法國重農學派學說的中國淵源》。上海：上海人民，1992。 劉靜貞，《北宋前期皇帝和他們的權力》。台北：國立編譯館，1996。 鄭穎慧，《宋代商業法制研究──基於法律思想視角》。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龍登高，《中國傳統市場發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羅陳霞，《宋代小說與宋代民間商貿活動》，南開大學博士論文，2009。 〔日〕斯波義信著，莊景輝譯，《宋代商業史研究》。台北：稻禾，1997。 〔法〕魁 奈著，吳斐丹等譯，《魁奈經濟著作選集》。北京：北京商務，2009。 〔英〕Henrry Higgs著，陳新友譯，《重農學派》。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 〔美〕Stanley L. Brue、Randy R. Grant著，邸曉燕等譯，《經濟思想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第7版。 論文 丁孝智，〈中國封建社會抑商政策考辨〉，《社會科學戰線》1997年第1期，頁194-201。 王大慶，〈1980年以來中國古代重農抑商問題研究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2000年第3期，頁11-18。 王國斌著，邱澎生譯，〈農業帝國的政治經濟體制及其在當代的遺跡〉，收於《中國與歷史資本主義──漢學知識的系譜學》（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4）。 包偉民，〈再論南宋國家財政的幾個問題──答劉光臨君〉，收於《台大歷史學報》2010年第46期，頁177-229。 包偉民、吳錚強，〈形式的背後──兩宋勸農制度的歷史分析〉，《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1期，頁38-45。 朱 永，〈重本抑末思想研究〉，《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6期，頁1-7。 朱瑞熙，〈宋代商人的社會地位及其歷史作用〉，《歷史研究》1986年第2期，頁127-143。 全漢昇，〈中古自然經濟〉，收於氏著《中國經濟史研究》上冊（台北：稻鄉出版社，2003再版）。 李克毅，〈論抑商政策〉，收於《平準學刊》總第一輯（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85），頁183-202。 李 涵，〈從曾布根究市易違法案的紛爭看新黨內部的矛盾與問題〉，收於《宋史研究論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頁267-281。 宋 晞，〈宋代士大夫對商人的態度〉，收於氏著《宋史研究論叢》第一冊（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62）。 宋 晞，〈從科舉與輿服制度看宋代的商人政策〉，收於宋史研究會編，《宋史研究集・第七輯》（台北：國立編譯館，1963），頁175。 李華瑞，〈勸分與宋代救荒〉，《中國經濟史研究》2010年第1期，頁51-61。 谷霽光，〈唐末至清初間抑商問題之商榷〉，《文史雜誌》第1卷第11期（上海：文通，1941），頁1-13。 林文勛，〈宋代商業觀念的變化〉，《中州學刊》1990年第1期，頁125-129。 林文勛，〈中國古代專賣制度與重農抑商政策辨析〉，《思想戰線》2003年第3期，頁54-58。 林文勛、谷更有，〈宋代社會中的保富論〉，收於《唐宋鄉村社會力量與基層控制》（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5）。 林天蔚，〈試論我國的重農抑商時代與重農輕商時代〉，《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15卷第5期，1982，頁27-32。 林天蔚，〈試論自隋唐至清中葉的社會經濟為農商放任時代〉，《思與言》第19卷第6期，1982。 林立平，〈唐宋時期商人社會地位的演變〉，《歷史研究》1989年第1期，頁129-143。 周生春、曹建鋼、胡倩，〈中國歷史上的農本工商末思想與政府政策的嬗變〉，《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34卷第2期，2004，頁13-22。 林麗月，〈試論明清之際商業思想的幾個問題〉，收於《近代中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下冊（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頁711-733。 范忠信、秦惠民、趙曉耕，〈論中國古代法中“重農抑商”傳統的成因〉，《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6年第5期，頁60-65。 袁 林，〈中國古代“抑商”政策研究的幾個問題〉，《陜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4期，頁79-83。 張守軍，〈中國歷史上的重本抑末思想〉，《社會科學戰線》1985年第2期，頁126-132。 陳明光，〈略談中國古代商業史的幾個問題〉，《歷史教學》2007年第4期，頁10-13。 陳明光，〈財政考慮與漢代所謂重農抑商政策〉，《東南學術》1999年4期，頁14-19。 梁庚堯，〈市易法述〉，收於氏著《宋代社會經濟史論集》（台北：允晨文化，1997）。 梁庚堯，〈自中古入近世：唐宋鄉村商業活動的擴大〉，收於柳立言主編，《近世中國之變與不變：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出版，2013）。 陳長華，〈抑商質疑──兼論中國古代的賦稅制度〉，《史林》1995年第2期，頁45-54。 陳書錄，〈北宋詩文革新中“農商皆利”與“重農抑商”的兩種思潮〉，《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4期，頁136-141。 陳國棟，〈春秋戰國與秦漢時代的「賤商」、「反商」思想〉，收於《第一屆全國歷史學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台北：臺大歷史系，1996）。 理 綏，〈試論唐代商人社會地位的變化及其限度〉，《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4期，頁32-36。 張劍光、鄒國慰，〈唐代商人社會地位的變化及其意義〉，《上海師範大學學報》1989年第2期，頁102-109。 陳劍峰，〈南宋名儒陳亮的農業經濟思想〉，《農業考古》2008年第3期，頁10-12。 郭學信，〈試論宋代士大夫本末觀的轉變〉，《山東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51卷第6期，2006，頁137-140。 黃東海，〈國家財政取向下“重農抑商”傳統的法制真相〉，《法制與社會發展》2008年第1期，頁63-72。 黃純豔，〈論北宋中期的茶法變動〉，《思想戰線》2000年第2期，頁86-90。 傅築夫，〈抑商政策的產生根源、貫徹抑商政策的三項制度及其對商品經濟發展的影響〉，收於氏著《中國經濟史論叢》下冊（北京：三聯書局，1980）。 葉 坦，〈二十世紀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鴻篇巨制──評《中國經濟思想通史》修訂本〉，頁249，收於《燕京學報》2003年新14期。 葉 坦，〈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經濟學動態》1993年第4期，頁17-20。 葉 坦，〈中國經濟學術史的重點考察──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創始與發展優勢論析〉，《中國經濟史研究》2003年4期，頁131-141。 葉 坦，〈20世紀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鴻篇巨製──評《中國經濟思想通史》修訂本〉，《燕京學報》新14期，2003，頁239-259。 葉 茂，〈略論重農抑商的歷史根源〉，《中國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4期，頁14-21。 董家駿，〈宋代商業立法述略〉，收於鄧廣銘主編，《宋史研究論文集》。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頁158-182。 楊聯陞著，段昌國譯，〈傳統中國政府對城市商人的統制〉，收於段昌國等編譯，《中國思想與制度論集》。台北：聯經，1976。頁373-402。 漆 俠，《宋代經濟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頁986。 趙 靖，《中國經濟思想史述要．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劉甲朋、魏悅，〈20世紀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綜述〉，《江西財經大學學報》2003年第5期，頁57-60。 鄧亦兵，〈清代前期抑商問題新探〉，《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4期，頁1-8。 劉光臨，〈市場、戰爭和財政國家──對南宋賦稅問題的再思考〉，頁265-267，收於《台大歷史學報》2008年第42期，頁221-285。 談 敏，〈農本工商末思想的歷史演變〉，《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985年第4期，頁113-119。 劉顏東，〈抑商還是重商：中國古代商業政策再認識〉，《雲南社會科學》2004年第6期，134-138頁。 鄭學益、張亞光，〈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的發展──對象、方法與學科建設〉，收於《經世濟民──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紀念改革開放30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9）。 閻守誠，〈重農抑商試析〉，《歷史研究》1988年第4期，頁136-146。 龍登高，〈論個體小農與傳統市場──以宋代為中心〉，《中國經濟史研究》1996年第2期，頁20-31。 鍾祥財，〈論中國歷史上反對“與民爭利”的思想〉，《社會科學》2005年第3期，頁96-104。 羅根澤，〈古代經濟學中之本農末商學說〉，收於氏著《管子探源》（上海：中華書局，1931）。 〔日〕加藤繁，〈宋代商稅考〉，收於氏著《中國經濟史考證・卷二（新版）》。台北：華世出版社，1981） 〔日〕岸本美緒著，劉迪瑞譯，〈明末清初的農本思想〉，收於氏著《清代中國的物價與經濟波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日〕岸本美緒著，陳少峰譯，〈倫理經濟論與中國社會研究〉，收於滋賀秀三等著，王亞新等編譯，《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日〕宮澤知之著，張北譯，〈北宋的財政與貨幣經濟〉，收於《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宋元明清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日〕宮澤知之著，李曉譯，〈日本關於唐宋變革時期流通經濟史的研究〉，收於李華瑞主編，《“唐宋變革”論的由來與發展》（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頁278-292。 〔美〕Francesca Bray（白馥蘭）著，費絲言譯，〈邁向批判的非西方科技史〉，收於Timothy Brook、Gregory Blue主編，古偉瀛等譯《中國與歷史資本主義──漢學知識的系譜學》（台北：巨流，2004）。 |
Page generated in 0.0346 secon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