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代書」作為考察核心，剖析代書在台灣經歷性質相異政權統治下，代書內涵與意義呈現何種轉變，以及代書定著於台灣社會的歷史動因。
今日台灣社會法律事務的分工具有濃厚「日本因素」。日治時期的代書不再單純扮演「代筆」腳色，在「生活法律化」的脈絡下，代書成為國家與人民的對話窗口。代書與台灣人的接觸表現在法院訴訟、土地登記、政府行政規制等面向，由於國家對民間滲透力道日益強大，連帶為代書撐起一片執業空間。代書在日治時期的職業化與專門化，伴隨近代國家腳步而來，也因此在職業建構、自我與社會觀感上，深受國家力量左右。
代書的專業化表現在業務內容緊貼國家法律。1923年以後因日本內地「司法代書人法」(1935年改稱司法書士法)施行於台灣，導致代書分化為司法與行政代書人。司法代書人的管理、考選交由各地方法院長；行政代書人仍由地方州廳警察進行管理。相較以往警察當局僅要求代書人身分素行，法院更著重從業者的法律專業能力，水準約與法院書記相當。司法代書人不論在人數、地域分布及可親性上，都比辯護士具有優勢，對於近代西方法的傳播，特別是物權概念以及西式法院使用上，影響力不容小覷。由於法院將司法代書人視為輔助司法運作機制之一，調控從業人數，讓司法代書人維持在水準以上，吸引不少台灣人投入此一由國家「法律」所承認的職業，在日治中後期改變了原以日本人為主的職業族群結構。
戰後國民黨政府在其歷史經驗中，並無相類似於台灣本地的代書脈絡，因此對於代書的認識與需求，仍停留在舊中國的歷史記憶。戰前台灣的代書脈絡，當局先暫以「司法書記」與「土地代書人」保留。但前者在1969年以「疏減訟源」為由遭廢，自此消失在國家法中；後者由廢除轉向接受的歷程中，跌宕起伏，耗費極大社會成本。國家長期對代書採取消極態度，民間仍舊延續日治以來與代書的互動經驗，雖國家法與民間對代書的體認不相重合，但代書在民間所累積的厚實法律生活基礎，終讓原無代書之制中華民國法體制，融入台灣民間社會既有歷史經驗，承認代書的存在意義與價值。
| Identifer | oai:union.ndltd.org:CHENGCHI/G0093153002 |
| Creators | 吳俊瑩 |
| Publisher | 國立政治大學 |
| Source Sets |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Libraries |
| Language | 中文 |
| Detected Language | Unknown |
| Type | text |
| Rights | Copyright © nccu library on behalf of the copyright hold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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