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作為冷戰時期圍堵共產陣營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下簡稱北約)，似可在作為敵對的華沙公約組織瓦解後而解散。但是，北約非但未解散，其成員國不僅愈有擴大趨勢，組織功能也從冷戰期間著重被動性防禦、威嚇敵對勢力，改為主動以軍事行動干預冷戰後出現的區域局部衝突。1990年北約在倫敦召開首腦會議，會上通過《倫敦宣言》，明確宣佈北約將不因華沙的解體而解散，且在1991年5月相繼召開國防部長和外長會議，商討北約在冷戰後的地位及作用。與會國一致認為應對北約軍事作出調整，決定向中東歐國家提供某種程度的安全保護，並提出廣泛的合作計劃，以擴大北約的政治作用。為因應冷戰後世界局勢的變化，北約16個成員國在1991年底提出「新戰略概念」(New Strategic Concept)，將經濟、社會與環保等因素列為新增的國防政策，執行層面上除了包含原先具有的集體防衛能力，又列入對話、合作方式， 並至1999年北約成立50週年大會上通過「二十一世紀新戰略觀」得以完善。「二十一世紀新戰略觀」與以往北約戰略最大的不同，在於北約職權的範圍擴大到非會員國，由被動的防禦轉為以足夠的武力積極維持和平，顯現其本質已有相當大的改變。北約已將組織功能朝向因應危機處理的方向發展，逐漸成為具備主動、多元化的政治、軍事防衛體系。
北約擴展在多數學者眼中，其目的除了解決冷戰後中東歐國家民族衝突、走私、販毒與核武安全等日益嚴重問題外，戰略意圖則在於防範俄羅斯的再次興起造成歐洲安全上的恐懼，因此欲藉由廣納與俄羅斯鄰近的中東歐國家與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填補蘇聯瓦解遺留的真空地帶。 1995年北約公布《東擴可行性研究報告》，明確提出加入北約的條件和步驟，規定欲加入北約的國家必須滿足五項條件。 1996年12月北約舉行外長會議，正式宣佈北約擴展時間表，確定在1999年以前納入第一批新成員國家。1997年北約馬德里高峰會宣佈邀請波蘭、匈牙利、捷克參與入會談判，而在1999年北約成立50週年時，三國正式成為首批加入北約的原華沙會員國。由於北約的擴展計劃一直以來就遭受俄羅斯的反對，尤其強烈反對波羅的海三小國的入會，因此1994年發展的「和平夥伴關係」計劃(Partnership for Peace,簡稱PFP)， 便成為北約與中東歐、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國家增進交流的第二軌道，以緩和俄羅斯境內民族主義者的強烈反對，期望藉由軍事合作增進相互了解，促進這些國家的軍事、民主化發展，作為日後加入北約的準備。
因此，以往對於「北約擴展」的研究，學者的看法多是著重對俄羅斯的衝擊。以中國大陸為例，1999年以前對北約擴展的探討，多是附加在探討中俄關係的進程上。學者指出，促進1990年代中期「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建立的外部因素，其一在於中俄雙方認為美國藉北約擴展遏制俄羅斯的戰略空間，另外則是以1996新簽訂的《美日安保條約》牽制中共，東西包夾方式圍堵中俄。 中共的戰略因此以東南沿海的戰略部署作為第一要務，可見北約擴展對中共的衝擊不敵《美日安保條約》的迫切威脅性。不過，1999年北約出兵南斯拉夫，炸毀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一事，則喚醒中共對北約擴展的重視。經媒體大幅報導後，中國大陸的報章期刊不僅可見情緒性的文章批評北約暴行，學者從國際法、戰略層面探討北約出兵行動、組織演變等， 幾乎如出一轍將北約與美國劃上等號，視北約為美國建構單極世界體系的工具。大使館遭到北約轟炸，引發中共國內對於國際戰略、「和平與發展」、「韜光養晦」、對美「不搞對抗」綱領的強烈質疑，各種反西化、反全球化、反對私有化市場改革的「左傾」勢力，大有與民族主義情緒結合，挑戰冷戰後整體外交方針的趨勢。 因此，認為以美為首的北約在「中國威脅論」的影響下，將中共視為取代俄羅斯的新圍堵對象，而美國更深用意在於建構單極霸權。
除了喚醒中共對北約在冷戰後組織演變及擴展的認知外，就地緣政治而言，中共認為北約擴展的目標不僅限於歐洲。由於東鄰中國大陸的中亞地區自古即為兵家必爭之地，隨著蘇聯瓦解造成中亞地區的戰略真空，各大國紛紛意圖填補，其豐富的石油、天然氣等自然資源，也令各大國勢力尋求有利位置。西方勢力便以北約作為前進中亞的突破口，藉由與中亞各國建立「和平夥伴關係」計劃，積極與中亞國家發展多邊安全合作。中共認為北約的「亞洲化」趨勢目的在於配合美國的全球戰略部局，將擴展觸角伸向中亞，一是為控制中亞、高加索地區的油氣生產和運輸，二則為填補中亞地區的「權力真空」，奪取該地區的主導地位。不僅可以打通連接北約與美日安保同盟的戰略通道，在歐亞大陸建立安全體系，並以中亞地區為地緣政治支點，北約擴展和美日安保同盟為兩翼，抵制俄羅斯的復興、防止伊斯蘭教義派的滲透以及遏制中國大陸的崛起。 尤其911事件後，北約為配合美國的反恐行動，將反恐列為二十一世紀新任務之一，在鄰近阿富汗之中亞地區的軍事部署與軍事合作勢必將更為密切。中共因而擔心，北約在全球輿論的支持下，藉由打擊恐怖主義，鞏固在中亞地區的勢力，進而將北約腹地向東直逼中國大陸西部疆域，更為壓縮中共的戰略空間與衝擊在中亞地區的利益。不僅在戰略上對西部邊界形成軍事威脅，對中共構成戰略進逼之勢，北約是否會以「科索沃」模式干預中共境內的分離運動問題，也令中共倍感威脅。
由於中共「新安全觀」的制定背景基於對國際環境的認知，蘇聯瓦解令中共調整傳統的安全觀，在大規模軍事戰爭發生的可能性大幅降低的認知下，中共調整其國家安全利益，強調經濟安全的重要性，以因應冷戰後全球化帶來的新挑戰。中共因此在「新安全觀」的指導下，以雙邊外交與多邊外交擴大與各國的交往並積極參與國際組織，以構築發展「四化」的穩定環境。不過，國際環境並未如中共預期，除了冷戰期間潛藏的地區衝突、熱點一一浮現之外，「中國威脅論」的興起令中共深感遭受國際圍堵。因此，在1999年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一事發生後，中共如何因應北約擴展、對國際環境的認知為何？「新安全觀」是否遭到挑戰與調整，都是本文探討的焦點。
| Identifer | oai:union.ndltd.org:CHENGCHI/G0089260008 |
| Creators | 李怡 |
| Publisher | 國立政治大學 |
| Source Sets |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Libraries |
| Language | 中文 |
| Detected Language | Unknown |
| Type | text |
| Rights | Copyright © nccu library on behalf of the copyright hold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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