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時期中共對美日安保由敵對轉為合作的一項重要因素,即為美日中三方視蘇聯為共同的敵人;再者,抑制日本軍事大國化的「瓶蓋效用」論,也為中共認可美日安保存續提供了另一項認知基礎;歷經一連串政治運動鬥爭後,以經濟建設為優先、營造穩定外部環境的論調,則成為了中共對外關係的中心思想。在上述內外因素的交錯考量下,中共與美日安保同盟體制自1970年代至1980年代中期,出現了一段罕見的蜜月期。
美日安保同盟體制在冷戰告終後的1990年前半期出現了「漂流」現象,而「安保與經濟不可分」的論調,則又為重新檢討美日同盟體制的存續提供了一個新的契機。再定義後的美日同盟,除了因應北韓可能在東北亞爆發軍事衝突之外,台海問題亦為其關注焦點,也因此在戰略上與崛起的中共產生摩擦,將其視為假想敵並形成軟性圍堵。中共在美日同盟再定義的過程中,對「週邊事態」是否涵蓋台灣甚為關切。此外,日本透過一連串的國內立法,重新確認在衝突發生後與美軍的實質合作,此舉在中共眼中具有企圖突破其「專守防衛」及「和平憲法」架構之意,「瓶蓋效用」論之基礎因此受到撼動。此外,中共更是對美日共同研發TMD所引發的後續效應,以及此一系統是否納入台灣保持高度關切。美日安保同盟體制與中共之間的戰略衝突不言而諭。
為突破遭到軟圍堵的不利態勢,中共因而加強與週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係。除了重視雙邊關係外,中共也開始關注區域多邊安全組織的作用,並公開提出「新安全觀」以積極行動主導並影響其發展方向,除消弭「中國威脅論」的負面效應外,也對美國所主導的安全同盟體制做出因應,以排除在崛起過程中的種種不例因素,背後具有維護其國家利益的高度戰略意涵。九一一事件後,中共對美國在全球的戰略部署表示肯定,對美日安保則採取消極不反對的態度,「合作不搞對抗」將成為中共尋求和平崛起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戰略出發點。
Identifer | oai:union.ndltd.org:CHENGCHI/G0089260015 |
Creators | 翁昇耀 |
Publisher | 國立政治大學 |
Source Sets |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Libraries |
Language | 英文 |
Detected Language | Unknown |
Type | text |
Rights | Copyright © nccu library on behalf of the copyright hold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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