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時期中共對美日安保由敵對轉為合作的一項重要因素，即為美日中三方視蘇聯為共同的敵人；再者，抑制日本軍事大國化的「瓶蓋效用」論，也為中共認可美日安保存續提供了另一項認知基礎；歷經一連串政治運動鬥爭後，以經濟建設為優先、營造穩定外部環境的論調，則成為了中共對外關係的中心思想。在上述內外因素的交錯考量下，中共與美日安保同盟體制自1970年代至1980年代中期，出現了一段罕見的蜜月期。 美日安保同盟體制在冷戰告終後的1990年前半期出現了「漂流」現象，而「安保與經濟不可分」的論調，則又為重新檢討美日同盟體制的存續提供了一個新的契機。再定義後的美日同盟，除了因應北韓可能在東北亞爆發軍事衝突之外，台海問題亦為其關注焦點，也因此在戰略上與崛起的中共產生摩擦，將其視為假想敵並形成軟性圍堵。中共在美日同盟再定義的過程中，對「週邊事態」是否涵蓋台灣甚為關切。此外，日本透過一連串的國內立法，重新確認在衝突發生後與美軍的實質合作，此舉在中共眼中具有企圖突破其「專守防衛」及「和平憲法」架構之意，「瓶蓋效用」論之基礎因此受到撼動。此外，中共更是對美日共同研發TMD所引發的後續效應，以及此一系統是否納入台灣保持高度關切。美日安保同盟體制與中共之間的戰略衝突不言而諭。 為突破遭到軟圍堵的不利態勢，中共因而加強與週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係。除了重視雙邊關係外，中共也開始關注區域多邊安全組織的作用，並公開提出「新安全觀」以積極行動主導並影響其發展方向，除消弭「中國威脅論」的負面效應外，也對美國所主導的安全同盟體制做出因應，以排除在崛起過程中的種種不例因素，背後具有維護其國家利益的高度戰略意涵。九一一事件後，中共對美國在全球的戰略部署表示肯定，對美日安保則採取消極不反對的態度，「合作不搞對抗」將成為中共尋求和平崛起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戰略出發點。

中國的逐漸崛起，已引起世界大國的關注，也因為中共的外交思維期待世界朝向多極化發展，加上中共為延續其經濟發展，需要和平的周邊環境以及爭取各項天然資源；因此，中共除改善與大國關係外，亦積極加強和區域國家的關係。與此同時，印尼自蘇哈托總統（Suharto）下台後，政治大幅革新，尤其在2000年大選後的新政府改變自1960年代以來的反共立場，懼怕中共政權而採取的謹慎保守政策，積極提升與中共的戰略夥伴關係。本篇論文即是藉由新古典現實主義，針對促使印尼對中共外交政策轉變之因果關係進行研究，並瞭解印尼近年來加強與中共之外交關係，對中共擴大其區域影響力具推動作用，且在亞洲能夠抗衡歐、美勢力的發展，甚至對國際格局產生一定之影響。 由於華人在印尼社會中掌握大部分的經濟實力，對印尼國家發展具有關鍵性的貢獻，特別是印尼在與中共進行密切交往的同時，亦不可忽略印尼華人所扮演的中介角色。也因為印尼華人大多數均喜好民主自由，故傳統上與台灣維持良好友誼關係，加上過去台灣的「南向政策」，使得台商赴印尼投資者相較於大陸為多；因此，印尼與中共加強關係，勢將會對兩岸關係以及台灣的對外經貿發展產生間接性的影響。 此外，雖然中共標榜「睦鄰外交」政策，並將與東協國家在2010年成立「中國與東協自由貿易區」，惟因大陸的外貿產品與東協國家，尤其是印尼在輕工業輸出品方面，例如紡織、鞋類等具有同樣質性，故經貿問題的協商將是該兩國主要的衝突點。不過印尼與中共彼此間在外交領域，則需要相互合作，一方面中共藉加強與印尼的關係，再透過東協組織擴大其對區域的影響力，可在亞洲對美國形成抗衡；另一方面，印尼也將尋求中共的政治支持，讓印尼能躋身於大國之林，至少是區域大國。

冷戰的結束緩和了東西意識型態的對抗，也使各國紛紛調整對外政策、安全認知，以面對後冷戰時代的國家發展。中共和印度都在這一輪的轉變中，紛紛尋求穩定的周邊環境以進行經濟的發展，提升本國綜合國力，旨在成為國際上的大國。1988年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的北京訪問之行，正式打破了中印間近三十年的敵對關係，雙方開始了崎嶇多礙的友好之路。 冷戰後中共對南亞的政策，主要是在現實國家利益考量的基礎上，在睦鄰外交與新安全觀的指導下，以建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為目的，所進行的平衡政策。對印度的政策也在這一個原則上，以信心建立措施逐步解決邊界主權爭議，透過強調雙邊經濟合作與國際合作的雙贏利點，來提升中印關係的友好氣氛，並藉以維持西南地緣政治安全環境的穩定。 中印關係目前仍存在的主要對抗根源是邊界問題與傳統武器及核武問題上。中巴關係雖然仍是印度背上的芒刺，但1999年卡吉爾衝突中北京對中立政策的堅持，提升了印度內部的善意力量。西藏問題在印度官方塵埃落定的宣言後，可以說是中印關係中的偏中性因素。另外，中印在經貿上的良性競爭與合作、在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上的共同立場，都有助於中印關係的持續提升。

中國自古以來，有三項地緣政治環境的特點：「週邊國家數量眾多」、「週邊國家和地區在政治、經濟、文化、幅員、國力等方面呈現出複雜多樣的特點」及「與不少大國為鄰」，基於以上三個地緣政治環境的特點，自古以來，睦鄰外交、穩定週邊、與大多數甚至所有鄰國實現和平友好便成為中國改善其地緣政治環境、維護安全利益的最佳選擇。而睦鄰外交要成功，就必須以雄厚的國家實力來支撐，所以中共目前所採行的睦鄰外交戰略是有前提、有條件的睦鄰外交；前提就是有雄厚實力支撐，條件就是鄰國有意願接受且對、中共睦鄰外交有所回應，絕非無條件付出的睦鄰外交。 而一個國家所處的地理位置會制約其政治行為，也就是地理位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國家對外政策的取向。從這個理論上分析，距離近的國家相對於距離遠的國家來說對本國的影響會大得多。就中共的戰略全局看，中國大陸週邊地區潛在的危機及可能造成的影響，是中共安全和發展環境的直接威脅。因而爭取較好的週邊安全環境是其地緣戰略優先考慮的關鍵因素，這個關鍵因素至少包括：邊界的安寧和邊境地區的穩定；週邊地區的穩定及地緣經濟考慮等三個要素。所以中共睦鄰外交戰略在運用上區分為「營造和平週邊環境」及、「改善和調整與大國間關係」兩個部份。 因此，中共在中國大陸的北部及西北部主要透過「上海合作組織」與俄羅斯及其它中亞國家發展睦鄰友好關係；在南部及東南部主要透過「東協加一」和「東協加三」的合作機制增進與東亞各國的友好合作關係；這兩個多邊組織是中共從單純的雙邊睦鄰外交關係發展至多邊睦鄰外交的成功典範。除了這兩個與週邊鄰國的多邊組織外，中共更透過各種雙邊合作性質的「夥伴關係」，以鞏固週邊地區的睦鄰友好關係。 關鍵字：睦鄰外交、中共外交、地緣政治、睦鄰外交戰略

從美國的外交與戰略規劃觀點，印度在冷戰結束前，一直被視為「停滯區域」，這固然與冷戰期間分處不同陣營有關。但21世紀南亞日漸成為美國國家戰略的重要核心。而印度為南亞的重要國家，擁有超過十億人口，是新興的強國，更是重要的夥伴，且印度的政經發展實力崛起、亦位居印度洋關鍵性的戰略位置，及美國涉入全球反恐等因素，其地位大幅提昇。 基於民主性、多元民族與法律規則等共同價值，美國與印度的確具有成為「戰略性的夥伴關係」的重要條件。2005年，美國與印度簽署一項為期十年的國防架構協議，開始擴展雙方安全合作。許多經濟性、安全以及全球的新計畫，包含「民用核能全面合作計畫」都持續進行中。這項計畫係由小布希總統於2005年啟動， 2006年獲參議院通過（海德法案The Hyde Act），並於2008年10月經眾議院的通過。另外；自2002年，兩國已共同參與許多前所未有的聯合軍事演習，美國對印度的重大軍售也都在計畫中。 自911事件後，美國全球戰略的思維被迫做出重大改變，反恐成為戰略優先目標。因此，為防範恐佈組織勢力擴張、非傳統安全問題及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落入非國家行為者所操控，均形成當務之急。而這些重大議題，與印度皆有密切關連性，就地緣政治考量，印度積極向東擴展，逐漸與亞太國家經濟發展相連結，許多美國企業認為印度是絕佳的投資市場。美國支持印度努力在經濟轉型，以利從社會主義經濟改革，轉變為開放市場經濟，尤其是面對東亞地區的區域整合部份，印度亦極力爭取參與東亞區域合作組織的機會，就其政軍實力已成為區域強權之一。分析家認為印度逐漸擁有抗衡中共的影響力，此外，印度近來在國際上積極涉入各相關事務，企圖爭取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美國為了區域穏定，亦寄望印度與巴基斯坦進行和平會談，亦有日漸和緩趨勢，故積極推動戰略伴關係，不僅對美印雙方具有重大意義，且實質意義遠大於美印軍事及安全合作的範疇。

1990年冷戰結束，蘇聯解體，以美蘇為首的兩極體系崩解，代之而起的是以美國為首的一超多強格局。面對世界秩序正在進行重組，中共提倡世界多極化，欲尋求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以合作方式取代傳統利用衝突解決爭端的手段。 中共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開放，強調將重心轉為國內經濟發展，提出發展是硬道理，以經濟建設為首要任務，為了供應國內基礎建設、經濟發展所需的龐大資源，迫使中共開始向外尋求能源。為取得穩定的石油供應，中共在199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走出去」戰略，透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獲取其所需之利益。在石油能源部分，非洲則為中共戰略重點，積極與非洲建立友好關係則為中共首要之務。 從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開始中共對非洲關係轉為積極，隨後每年一月份中共高層官員必定將非洲作為訪問的首站、1998年與南非簽署戰略夥伴關係直到2000年與非洲共同成立「中非合作論壇」，而非洲國家熱烈參與更引起西方關注。 近年來，西方國家開始批評中共對非洲國家的友好作為，其實是正在對非洲進行「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為何中共在與非洲合作的過程中會引發「新殖民主義」之論調？對中共來說與非洲共同成立「中非合作論壇」之目的為何？是單純為了經濟因素，成為獲取資源的平台又或是有其他政治因素？在中非合作論壇甫過十年之際，筆者有意重新檢視中共對非洲政策及中非合作論壇之成效；另外，隨著全球化思潮逐漸影響非洲，中非之間的貿易或多或少也存在著不平等，這是否將成為未來阻撓中非友好關係之因素，更是本文所欲探討之重點。

中共於1949年建國時，在美蘇兩大陣營之中，基於國家的利益與意識形態選擇「一邊倒」向蘇聯。隨後由於意識形態與蘇聯相左，對於國際戰略的基礎目標不同，中蘇關係惡化改為採取「兩條線」反美反蘇。然而同時反對當時世界上的兩大強權，使得中共在外交上飽受孤立之苦，甚至有爆發大規模戰爭的可能。中共意識到不能同時兩面作戰，兩霸當中總要爭取一霸，因此在共同的利益之下，與美國聯合反蘇，並提出「一條線、一大片」的外交政策，試圖圍堵蘇聯以維護中共的國家安全。 過去既有的學術成果當中，多數學者均認為不能僅採單一研究方法解釋中共外交政策，但在具體的研究成果當中，大多數還是僅從「國際結構」或「決策者個人」來探究。本文同時納入「國內外結構」層次與「決策者個人」層次來解釋中共外交政策，探究中共從「一邊倒」、「兩條線」走向「一大片」的演變過程中，結構因素與個人決策兩者之間的交錯影響關係。 　　本文認為雖然毛澤東的個人決策佔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但國家結構發展更是外交政策改變的主因，這是因為毛澤東受限於整體結構。隨著國際緊張情勢趨緩與國內逐漸重視發展，不能再以浪漫的「革命主義」為傾向，當國家發展到了成熟的階段，意識形態的弱化將使國家利益放在意識形態之上。隨著國家結構的發展，外交決策轉型乃是必然，是以中共過去批評蘇聯與美國「和平共處」是修正主義，但當國家的發展到了成熟階段時，期望獲得和平的環境以發展國內經濟，也走向當年蘇聯的舊路與美國和平來往。因此本文認為當國家發展到了成熟階段，相對於意識形態下的「好鬥公雞」，實質利益與經濟發展才是首要考量。

本論文探討大躍進時期中共外交決策的內容以及中蘇關係的發展。第二章「依賴的與脆弱的中蘇關係」，試圖分析莫斯科外交策略的雙重性對早期中蘇關係的影響。蘇聯一方面高談援助革命，另一方面越來越重視國家利益。中蘇關係因而擺盪在這兩項決策因素之間，中共並不具有真正的自主性。第三章「新中國和平外交時期不和平的中蘇關係」，試圖分析建立政權後的兩個社會主義國家，在外交上如何面對「輸出革命」的難題，以及它們分歧根源所在。第四章「解構革命與危機視角下的中蘇關係」，嘗試分析「和平外交、大躍進與金門危機三位一體」的中蘇分歧論點。第五章「大躍進與蘇聯模式潛在較勁下的中蘇關係」，試圖分析大躍進的發動因素以及大躍進對中蘇關係的影響。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對於中蘇關係的影響涉及了意識型態、國家利益與領導權爭奪三個方面。結論則探討了中蘇關係中「顯性」與「隱性」衝突的概念。

英國政治經濟學家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在其重要的著作人口論(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的基本思想 中提到，食物是人類生存的最重要條件。並預言著人口增長超越食物供應，會導致人均佔有食物的減少，最弱者就會因此而餓死。因此糧食，對於一個國家，甚至是整體人類而言，都是攸成關生存問題的重要資源。所以糧食供應的穩定與正常與否，自然也為一個國家重要的課題。著名國際關係學者漢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也提到，「一個國家對糧食的缺乏，是其在國際政治當中永遠的弱點之一」以及「糧食的自給自足，是國家偉大力量的來源」。 可見糧食問題對一個國家在國際間與其它國家競逐之時，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直接影響國家實力的重要因素。美國社會學家Brown開始向這個世界揭示了有關中國的糧食需求問題，首先是中國龐大的人口帶來的龐大糧食需求，將影響整個世界的糧食生產與供應，最首當其衝的，便是中國週邊的國家。諸如日本、印度或是東南亞國家等，都將因為中國龐大的糧食需求而受到影響。 其後繼續延伸發展此一論調，如中國與印度，即便在本國糧食生產上有逐步成長，但在二十五年內，便會被自己的人口成長率趕過去，形成仍是糧食缺乏的問題。 Brown的研究展開了在此一議題上的討論，也形塑了「中國滅亡論」的論調。在「中國滅亡論」之外，也有另一派學者對此一議題抱持著不同的看法。Gerhard K.Heilig，便認為Brown的分析當中錯估了中國的耕地狀況，以及忽略掉中國近年來的快速發展，尤其是科技的提升。 另外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Sachs也認為中國的進步與成長將會是史無前例的個案，不會如同Brown說的走向滅亡，反倒會成為西方國家或是整個世界的新威脅，這也就形成了「中國威脅論」的出現。

中共自一九七八年戮力實施「經濟改革」以來，其在軍事、經濟等各方面的綜合國力已有大幅提昇之勢，並獲得了世界各國的極度重視與憂慮，致使近期有關「中國威脅論」或「中國即將崩潰」等各式論點已充斥於國際社會之間。而且在東亞地區存有「台海衝突」、「北韓核武危機」和「南沙群島主權爭議」等三個危機引爆點，都與中共有著密不可分的直接關係。其中北韓在後冷戰時期所引發的核武議題，已成為區域威脅的主要來源，近年來北韓飛彈的試射更使得威脅的影響遍及全球。在東亞地區的危機中首推北韓核武問題最難掌握，且危險程度也最高。因此北韓發展核武對東北亞地區的和平與安全無疑是一大挑戰，其目的就是要迫使美國進行雙邊會談，意圖藉此取得國際援助，以解決國內日益緊張的政治與經濟問題，並與美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以解除因被稱為「邪惡軸心」而產生的潛在威脅。 現階段中共在對外關係上仍是標榜「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並以靈活的外交策略，追求成為世界強權為目標。中共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標就是要維護國家的獨立和主權，努力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創造一個長期的、良好的國際環境，以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因此為經濟發展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仍然是中共目前國際戰略的中心目標，而且經濟發展也是中共現階段的主要任務。中共建政以來的外交政策兼具了持續性與變革性，特別強調「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的基本原則。 北韓核武危機是當前亞太地區安全局勢中的重點。在相關強權和國際社會皆主張透過談判解決之努力下，局勢將得到緩和。台灣應支持朝鮮半島非核化，支持和平對話解決。尤其在中共積極從事北韓核武危機協商工作之際，台灣應慎防中共藉機將兩岸問題納入協商範疇，以作為對美國或國際間談判的交換籌碼，而損及台灣應有的利益。兩岸協商已中斷多年，緊張情勢已日益嚴峻。當我們身處危機的熱點中，如果仍不以安全與穩定為施政之最終考量，展現外交工作的彈性與靈活，則將斷送數十年來勤奮建設的經貿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