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有些人認為冷戰的結束代表著「歷史的終結」，但中共領導人們卻不這麼認為。他們認為冷戰的結束把我們從「兩極對抗」的世界帶入「多極化世界」。 進一步研究中共冷戰後的公開文件，我們可以發現「多極化世界」的提法無所不在。一方面，「多極化世界」不斷出現在重要的對內與對外文件，以致於我們有理由相信「多極化世界」的概念對冷戰後的中共具有相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多極化世界」的概念具有相當強的延續性，從鄧小平晚期到習近平的公開記錄中，我們都可以發現它的蹤跡。 因此，「多極化世界」的特殊性成為本研究的研究動機，而這個概念本身則成為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本研究欲探究的問題有兩個：第一，「多極化世界」的本質是什麼？第二，以「多極化世界」這個概念為主軸的中共，在經歷國力快速增長後，是否會符合「國強必霸」的命題？ 為了探究這樣的課題，本研究採取詮釋學理論途徑做為研究途徑。在此研究途徑下，本研究將以大量文獻作為根基，並以中共領導人的談話記錄或演講記錄為對象，進行詮釋分析。希望透過這樣的努力，能更深入的理解「多極化世界」這個概念背後的意涵。 / Although some might consid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s the end of history, however, leaders of PRC do not think so. They think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brought us from a bipolarity world to a world with Multi-polarity tendency. When we study public documents of PRC after the Cold War，we can find the keyword “World with Multi-polarity Tendency” everywhere. On one hand, we can find the keyword “World with Multi-polarity Tendency” in many important public documents, whether its audience is PRC’s people or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which makes us have good reasons to believ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key words “World with Multi-polarity Tendency”.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ncept of “World with Multi-polarity Tendency” has great continuity. We can find it from Deng, Siao-Ping to Si, Jin-Ping. Because of the reasons above, to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World with Multi-polarity Tendency” is the motivation of this study. And the concept of “World with Multi-polarity Tendency” itself is the target of this study. We get two main questions in this study：First, what is the nature of “World with Multi-polarity Tendency”？ Second, if PRC really take this concept as its main idea, will PRC become a hegemony power after it become strong？ This study chooses interpretive research as its approach, and taking PRC leaders’ public documents as targets to analyze the concept of “World with Multi-polarity Tendency”. Hoping through these works, we can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 about it.

中共對冷戰後國際格局的評估，著重在大國權力的重新排列與組合，並認為新興強權的崛起勢將影響國際權力結構與平衡。然自冷戰結束以來，國際體系仍維持著以美國為主導的單極體系，1997年中共在面對當前國際形勢所提出的「大國外交」即是追求以權力為核心的國家利益。中共的國際戰略旨在維護和鞏固其在國際領域中的國家利益，自建政以來，歷代領導人審視國際權力結構的動態，制訂其國際戰略，俾在權力平衡的運作中，追求最大的國家利益。 中共認為冷戰結束後，世界處於空前規模的調整與磨合時期，「大國關係」將是國際形勢發展與變化的決定性因素。新的國際格局形成將主要取決於大國力量的消長、演變和確定何為相對穩定的戰略關係。本文為瞭解江澤民時期之中共「大國外交」戰略與歐盟間的關係發展與影響，採用歷史文獻分析法，藉由多元研究途徑，探討中共「大國外交」發展的背景歷程、內涵定位、中歐間政策及對美、俄、日、台關係發展的影響。 中歐經貿關係持續成長，雙邊關係穩定發展，中國與各大國的關係空前地深入而多元，中國對各大國的貿易關係都替各國帶來龐大的經貿利益，從而中國本身也獲得相當大的外交成果。未來中共仍將充分利用與各大國的對話機制深入發展關係，並妥慎處理與各大國的矛盾與衝突，仍將是中國「大國外交」戰略中，至為關鍵的重要外交任務。

中文摘要 在後冷戰格局下，作為崛起強權的中共，是要建構影響現有規則以提升實力或是打破現狀，一直是其評估國際情勢的焦點。鄧小平在一九八八年九月會見斯里蘭卡總統時，提出建立國際新秩序的構想，可視為中共在打破現狀與順從現狀中，找到以導正現存規則方面的發言權，使之對其有利的第三條路，九一一後，美國積極與友好國家形成反恐聯盟，如印度，學者認為在今年五月，印度與美國進行三十九年以來首次聯合軍事演習，是美國在南亞地區具有圍堵中共崛起的國家利益，加上「中」印兩國一直有衝突的地緣政治問題，因此發展與印度的關係，將成為中共外交的重點，本研究認為中印兩國互動關係從極端批判走向務實穩健的作風，且重新建構與修補和印度的良好互動關係，對於在國力與國際地位都優於印度的中共，除了表示印度是一個不容小覷的對手之外，是否暗示了在中共未來企圖實踐的世界格局中，印度將會發揮一定的角色與作用，美國學者David Shambaugh認為具有互信互利的雙邊夥伴關係應具備有（一）、相似的世界觀；（二）、共同的戰略利益；（三）、制度化的信息共享和軍事關係，本研究試圖利用學者趙全勝針所提出的宏觀與微觀的兩個層面來對中共建構與印度雙邊夥伴關係的宏觀層次下的國際、國內環境與微觀層次下的領導人認知等因素來進行了解，最後再來探討在中印兩國建構互信友好關係後，將對南亞地區的權力平衡產生怎樣的影響與變化。

冷戰以後，世界力量重組，全球化也隱含非常複雜的矛盾和衝突。崛起的中國，經濟快速增長、政治與外交影響力逐步擴大，綜合實力已經大幅度提升，在國際社會的角色越來越重要，卻也越來越讓其他國家感受到中國崛起的威脅。911事件，撞破尚未成形的世界新格局，為中共「和諧世界」理念提供宣揚空間 中共歷代領導人的對外政策及施政理念，不外乎推進世界多極化，使中國不再受霸權主義的欺凌，謀求安全的環境實現現代化建設。「和諧世界觀」雖然是中共第四代領導人對未來的世界的願景，但並未脫離中共歷代領導人的思考方式。

1990年冷戰結束，蘇聯解體，以美蘇為首的兩極體系崩解，代之而起的是以美國為首的一超多強格局。面對世界秩序正在進行重組，中共提倡世界多極化，欲尋求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以合作方式取代傳統利用衝突解決爭端的手段。 中共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開放，強調將重心轉為國內經濟發展，提出發展是硬道理，以經濟建設為首要任務，為了供應國內基礎建設、經濟發展所需的龐大資源，迫使中共開始向外尋求能源。為取得穩定的石油供應，中共在199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走出去」戰略，透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獲取其所需之利益。在石油能源部分，非洲則為中共戰略重點，積極與非洲建立友好關係則為中共首要之務。 從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開始中共對非洲關係轉為積極，隨後每年一月份中共高層官員必定將非洲作為訪問的首站、1998年與南非簽署戰略夥伴關係直到2000年與非洲共同成立「中非合作論壇」，而非洲國家熱烈參與更引起西方關注。 近年來，西方國家開始批評中共對非洲國家的友好作為，其實是正在對非洲進行「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為何中共在與非洲合作的過程中會引發「新殖民主義」之論調？對中共來說與非洲共同成立「中非合作論壇」之目的為何？是單純為了經濟因素，成為獲取資源的平台又或是有其他政治因素？在中非合作論壇甫過十年之際，筆者有意重新檢視中共對非洲政策及中非合作論壇之成效；另外，隨著全球化思潮逐漸影響非洲，中非之間的貿易或多或少也存在著不平等，這是否將成為未來阻撓中非友好關係之因素，更是本文所欲探討之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