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冷戰結束，蘇聯解體，以美蘇為首的兩極體系崩解，代之而起的是以美國為首的一超多強格局。面對世界秩序正在進行重組，中共提倡世界多極化，欲尋求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以合作方式取代傳統利用衝突解決爭端的手段。 中共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開放，強調將重心轉為國內經濟發展，提出發展是硬道理，以經濟建設為首要任務，為了供應國內基礎建設、經濟發展所需的龐大資源，迫使中共開始向外尋求能源。為取得穩定的石油供應，中共在199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走出去」戰略，透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獲取其所需之利益。在石油能源部分，非洲則為中共戰略重點，積極與非洲建立友好關係則為中共首要之務。 從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開始中共對非洲關係轉為積極，隨後每年一月份中共高層官員必定將非洲作為訪問的首站、1998年與南非簽署戰略夥伴關係直到2000年與非洲共同成立「中非合作論壇」，而非洲國家熱烈參與更引起西方關注。 近年來，西方國家開始批評中共對非洲國家的友好作為，其實是正在對非洲進行「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為何中共在與非洲合作的過程中會引發「新殖民主義」之論調？對中共來說與非洲共同成立「中非合作論壇」之目的為何？是單純為了經濟因素，成為獲取資源的平台又或是有其他政治因素？在中非合作論壇甫過十年之際，筆者有意重新檢視中共對非洲政策及中非合作論壇之成效；另外，隨著全球化思潮逐漸影響非洲，中非之間的貿易或多或少也存在著不平等，這是否將成為未來阻撓中非友好關係之因素，更是本文所欲探討之重點。

中共自一九七八年戮力實施「經濟改革」以來，其在軍事、經濟等各方面的綜合國力已有大幅提昇之勢，並獲得了世界各國的極度重視與憂慮，致使近期有關「中國威脅論」或「中國即將崩潰」等各式論點已充斥於國際社會之間。而且在東亞地區存有「台海衝突」、「北韓核武危機」和「南沙群島主權爭議」等三個危機引爆點，都與中共有著密不可分的直接關係。其中北韓在後冷戰時期所引發的核武議題，已成為區域威脅的主要來源，近年來北韓飛彈的試射更使得威脅的影響遍及全球。在東亞地區的危機中首推北韓核武問題最難掌握，且危險程度也最高。因此北韓發展核武對東北亞地區的和平與安全無疑是一大挑戰，其目的就是要迫使美國進行雙邊會談，意圖藉此取得國際援助，以解決國內日益緊張的政治與經濟問題，並與美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以解除因被稱為「邪惡軸心」而產生的潛在威脅。 現階段中共在對外關係上仍是標榜「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並以靈活的外交策略，追求成為世界強權為目標。中共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標就是要維護國家的獨立和主權，努力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創造一個長期的、良好的國際環境，以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因此為經濟發展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仍然是中共目前國際戰略的中心目標，而且經濟發展也是中共現階段的主要任務。中共建政以來的外交政策兼具了持續性與變革性，特別強調「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的基本原則。 北韓核武危機是當前亞太地區安全局勢中的重點。在相關強權和國際社會皆主張透過談判解決之努力下，局勢將得到緩和。台灣應支持朝鮮半島非核化，支持和平對話解決。尤其在中共積極從事北韓核武危機協商工作之際，台灣應慎防中共藉機將兩岸問題納入協商範疇，以作為對美國或國際間談判的交換籌碼，而損及台灣應有的利益。兩岸協商已中斷多年，緊張情勢已日益嚴峻。當我們身處危機的熱點中，如果仍不以安全與穩定為施政之最終考量，展現外交工作的彈性與靈活，則將斷送數十年來勤奮建設的經貿成果。

本論文選擇聯合國最主要採取的三種干預制度：成立國際法庭、部署維和行動、以及實施制裁措施等，透過統計與分析中共在安理會中對於相關決議案的投票記錄與發言記錄，來探討聯合國採取這些干預措施的特性，以及中共對於這些干預制度的政策特性。我們可以發現到，雖然這三種干預制度都各自有不同的憲章依據，其實施對象與運作特徵也都有所差異，但從聯合國的實踐結果來看，這些措施作為安理會處理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情勢的工具，是被視為一套整體的實施策略來運用的。同時也發現到，中共的政策作為與策略考量，確實是展現了其所宣稱的「立場堅定，策略靈活」的特性，尤其是到了冷戰結束以後，對於聯合國的干涉議題上，中共的作為開始展現了更多的彈性，亦即對於聯合國干預措施，展現了更大的配合程度，顯現出中共對於這些議題的利弊得失策略已經有所轉變，將對於不干涉原則的堅持，轉而為要求聯合國在進行干預時，必須具有合法性。 聯合國所實施的干預措施，有其現實考量的必要性，但也都產生了關於侵犯國家主權與介入內部事務的疑慮，因此，對聯合國而言，對這些機制進行必要的改革，已經獲得極大的共識，而對在安理會擁有否決權力的五常任理事國而言，同樣肩負著如何增進聯合國行動的效率，以及維護國家體系運作的基本原則，尤其對中共而言，如何在建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以及爭取國家利益方面獲得平衡，更是當前中共外交政策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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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韓自1950年代起逐步建立其核武實力，形成對國際社會的嚴重威脅，基於其政權生存與經濟的需要，動輒以核武要脅國際社會換取能源、糧食援助及安全保障。1994年第一次北韓核武危機結束後，由於美國與北韓後續未確實履行核框架協議，從2002年10月北韓承認恢復其核計畫、美國開始停止對北韓供應重油起，北韓動作頻頻，除自2003年1月10日起宣佈退出禁止核子武器擴散條約外，更積極發展核武抗衡美國與國際社會，對相關國家的安全造成莫大影響，並期望藉此獲得所需的政治利益與經濟援助。北韓的行為引起國際關注，視之為第二次北韓核武危機。中共、南韓、日本、俄羅斯及美國對此均投以高度關注，努力謀求解決之道，而中共更是此次核武危機演變與發展的關鍵斡旋角色。 第二次北韓核武危機發生以來，中共對核武問題的解決發生了建設性的作用，各輪會談能夠持續運作，中共以穿梭外交遊走於各國功不可沒，其角色重要而多樣，儼然成為斡旋者、調停者、領導者、防衛者、緩衝器、利益攸關者、平衡者、機制建議者，若依北韓核武危機往良性發展的端倪來看，未來中共更可能兼具經濟支援者、安全保障者和制度監督者的角色。此次的核武危機為中共大國外交提供難得的歷史機運，藉由複雜的危機解決過程，緩和了危機的緊張態勢，更藉由與各國間的互動與合作，獲得實質外交進展，提高了中共的國際影響力，同時這樣的作為也是符合各方利益的最佳選擇。 本文主要包含兩大方向：首先探討第二次北韓核武危機的背景與判斷北韓發展核武的動機，繼之簡述兩次核武危機始末；接著統整自三邊會談、六方會談召開以來之情勢發展及與會各國互動形成的共識共決，分析中共居中的角色與其國家利益之間的關聯性，並研判該議題未來走向。 / Since 1950s North Korea has gradually built up its nuclear weapon capabilities, forming a serious threat to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ased on the need of regime survival and economy, North Korea frequently uses nuclear weapons in threaten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r exchanges of energy, food aid and security assurances. After the end of the First North Korea Nuclear Crisis in 1994, US and North Korea did not actually carry out the Agreed Framework, North Korea confessed to restart its nuclear program in October 2002 while US suspended supplying heavy fuel oil to North Korea. In addition to its withdrawal from th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North Korea also actively develops nuclear weapons to contend with the US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ringing about huge impacts on the security of relative countries, hoping to exchange for more political benefit and economic assistance. The behavior of North Korea has raise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regarding it as the Second North Korea Nuclear Crisis. China, South Korea, Japan, Russia and the US all pay high attention and work hard to seek for solutions to the crisis. China has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econd North Korea Nuclear Crisis. Since the inception of the 2nd North Korea Nuclear Crisis, China has turned out to be constructively pivotal in solving nuclear weapon problems. The fact that six rounds of talks can take place continuously go to China’s credit, which pursues shuttle diplomacy to coordinate the activities of the other six-party talks participators, playing roles that are important yet various, apparently becoming a mediator, good officer, host, defender, buffer, stakeholder, balancer, mechanism keeper, and, in viewing from the point that North Korea Nuclear Crisis has been developed toward a more positive direction, China will more than likely take key role as economic supporter, security guarantor and mechanism supervisor. This nuclear crisis provides China a rare historical opportunity of big-power diplomacy. Through complex crisis solving process to détente intense situation and the interaction and cooperation among Northeast Asian nations to obtain actual diplomatic progress, the influence of China has soared while such action is the best choice in complying with relative nation’s interests. The study mainly include two directions: At fir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Second North Korea Nuclear Crisis be reviewed and the motive of North Korea in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 be determined. Then how the two nuclear crises began and ended are briefly stated, followed by integration of situation development since the Three-party talks, Six-party talks and the common agreement formed among participating nations. The role of China and relations to its interest is analyzed and thus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the issues is also carefully studied.

對外經濟援助，又稱對外援助，是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國家形象的展示。中共對外經濟援助起始於1950年，其對外援助政策是為國家利益服務的，並以和平共處五原則、萬隆會議十原則，貫穿平等互利等援外八原則及援助非洲四原則所執行的對外經濟援助的理念，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出現不同的內容。本文以回溯中共改革開放前的二十八年（1950-1978年）的對外經濟援助起步與發展時期述說起，從1950年代到1970年代殖民體系瓦解前，援助的主要目的是支持亞非拉國家爭取與維護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嗣後受到外交戰略的影響，呈現「反對帝國主義」、「兩面開弓」、「以蘇劃線」的特點，支持全世界的「反帝反殖鬥爭」，其受援國數目增加，援助金額較大，援助內容採取提供受援國無息貸款或無償援助。至1980年代以後的對外經濟援助改革與調整時期，中共為促進與第三世界國家的互利合作，共同發展，透過對外援助來達到「南南合作」與國內經濟建設。其援助方式為繼續深化調整改革，除傳統的無償援助與優惠貸款外，政府貼息優惠貸款成為對外經濟援助的主要形式。到了1990年代後半期，隨著中共國際地位的提高，影響力的增大，為因應猖獗的恐怖主義，重視通過援助來幫助受援國減輕貧困、振興經濟，以及向遭遇戰亂與自然災害的國家，提供了大量的人道主義援助。 本研究在探討中共以改革開放前處於國際社會中窮國援助富國的做法，依循國際關係對外援助理論尋求依托。同時擷取中共三代領導集體的國際戰略理論及外交政策演進，發掘對外經濟援助經驗，還原中共對外經濟援助的軌跡。進而驗證改革開放後，中共經濟發展、綜合國力及國際地位變動，其對外經濟援助的體現，型塑國際政治與經濟新秩序之戰略目標具體作為。再者分析經濟因素在中共外交政策體系，以及中共對外經濟援助的角色定位，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國內經濟體制的轉軌及政府職能的轉變，如何建立一整套的援外機制，合理配置資源，與受援國互利合作，共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