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中共在「十二大」提倡「獨立自主外交」路線以來，它的對外政策及對外 關係有不少變化。關於其如何變，變得如何，以及其實行上的成效和問題已有了頗多 的研究。那些影響中共對外政策之許多因素中，「意識型態」有什麼樣的作用，並且 中共如何運用「意識型態」，以克服教條與實際執行之間的矛盾？此為本論文所欲探 討之主題，並擬從以下之章來加以陳述探究： 第一章：導論，論列本文研究動機，相關概念之釐清，以及研究方法。 第二章：探討中共對外政策之特色。列述中共對外政策所反映的基本理念，其政策總 方針及具體行為之運用。 第三章：探討所謂「中共的意識型態」之涵意相構成。 並試圖尋找將「意識型態」具體化之方案。 第四章：陳述中共開展「獨立自主外交」路線之環境因素與追求的國家目標，並且將 該路線分為戰略和策略來探討。 第五章：探討對外政策與意識型態之相關性。尤其是意識型態如何影響政策決定相具 執行，而且對於教條與實際執行之間的差距，意識型態能否提供合理化根據。 第六章：結論中，基於以上的分析，則評估以「意識型態」之轉變能否作為中共對外 政策取向可變性之變數，而這樣的轉變是否意謂著中共對外政策之質變。 筆者相信，若此結論能得到肯定，那麼將來分析中共的對外政策時，先能了解當前中 共領導者（或決策者）的意識型態傾向，則據以判斷中共對外政策的可能取向。

本文即試圖探討中共外交政策演進遞嬗的過程，到底是經由怎樣的背景、怎樣的歷史經驗使得中共在1982年確立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形成一項政策並非短時間一蹴可幾，中共的外交政策亦然。中共自建國以來的外交主要受到冷戰框架下來自美蘇兩強的影響，國際的形勢占了絕大部分的政策取向。期間經歷了所謂向蘇聯「一邊倒」、反帝反修的「兩條線」、中美「一條線」聯美制蘇等結盟政策，一直到1980年代才跳脫帶有結盟意涵的意識型態外交，真正的獨立自主。本文試圖由「三個世界」理論之分類及中共國內層面兩方面來分析探討形成1980年代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因素。 在第一世界兩大國－美國及蘇聯，對於中共形成獨立自主外交可謂有直接且密不可分的關係，中共夾在美蘇之間是如何由「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結盟手段轉至不結盟的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筆者將逐一探究；此外除了美蘇兩大國之外，還有介於美蘇之間的第二世界級第三世界國家，筆者將在本文中一一闡明，中共的「三個世界理論」可說是跨越整個1970至1980年代的對外政策主要指導原則，直到1980年代之後才逐漸減少提及；而在國內層面，中國當時的國際地位以及國家利益如何受到時代的改變而有不同，因而促使領導當局制定不同的政策來因應，此外從建國以來便不斷主導中國政治的社會主義意識型態框架，是否也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所改變調整，筆者也將一一闡明。最後，中共的外交政策通常也和領導人的特質息息相關，在1982年以前，中國先後領導人分別是毛澤東與鄧小平，雖然國內外也有許多以領導人作為劃分中共外交政策時期的標準，但筆者以為影響中共外交政策主要的因素仍為國際環境及美蘇兩強，因此單以領導人或是年代劃分中共外交時期較為不妥，應顧全以上所述三個層面。 本文的研究目的乃是希望藉由了解中共獨立自主外交的形成因素，來綜觀中國是如何由結盟外交轉為不結盟的外交；探究中國與美蘇之間複雜交錯的三角關係，以及這樣的關係及因素如何影響了中國的外交政策；除了國際幾個主要大國的影響之外，中國亦有自身的國內政經因素以及領導人特質和意識型態，在在都影響著中國的外交政策，筆者欲一一加以研究分析。

本文研究目的旨在分析「自１９８５年３月戈巴契夫繼任蘇聯俄共中央總書記之后， 以迄于１９８９年５月，中蘇共雙方在北京召開高峰會議，宣布雙方關系正常化。」 的四年期間，莫斯科和北京的外交互動過程。并希望藉此研究驗證：中共的「獨立自 主外交政策」以及蘇聯的「新思維外交」，在施之于對彼此的關系上，所表現出的內 涵及實質的聯系情況。本文的結構分述如下： 第一章 前言、研究動機、目的、研究方法、研究限制。 第二章 中蘇共關系的歷史回顧，描述從中共建立政權直到１９７９年之間，與蘇聯 曾經歷經過的的從親密友至于相互敵對，再到謀求關系正常化３０年當中，分合的原 因、經緯。以及八○年代初期雙方進行關系正常化的情況。 第三章 蘇聯在戈巴契夫執政后，和中共改善關系的發展，以及高峰會議召開所象徵 的意義，并說明雙方關系正常化所獲致的「成就」。 第四章 剖析中共對于關系正常化的認知以及政策。 第五章 陳述蘇聯對于關系正常化的認知以及政策。 第六章 結論。中蘇共在八○年代后半期，將雙方關系的發展的結果，歸納成三個特 性：（一）交好不同盟。（二）瞻前不顧後。(三)同意互相不同意的立場。并且在和 平共處五原則，以及黨際關系四原則之下，給予雙邊關系新規範，同時戈巴契夫也以 三個贊成來回應中共歷年來對蘇政策的立場，并且給予總評。

對外經濟援助，又稱對外援助，是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國家形象的展示。中共對外經濟援助起始於1950年，其對外援助政策是為國家利益服務的，並以和平共處五原則、萬隆會議十原則，貫穿平等互利等援外八原則及援助非洲四原則所執行的對外經濟援助的理念，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出現不同的內容。本文以回溯中共改革開放前的二十八年（1950-1978年）的對外經濟援助起步與發展時期述說起，從1950年代到1970年代殖民體系瓦解前，援助的主要目的是支持亞非拉國家爭取與維護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嗣後受到外交戰略的影響，呈現「反對帝國主義」、「兩面開弓」、「以蘇劃線」的特點，支持全世界的「反帝反殖鬥爭」，其受援國數目增加，援助金額較大，援助內容採取提供受援國無息貸款或無償援助。至1980年代以後的對外經濟援助改革與調整時期，中共為促進與第三世界國家的互利合作，共同發展，透過對外援助來達到「南南合作」與國內經濟建設。其援助方式為繼續深化調整改革，除傳統的無償援助與優惠貸款外，政府貼息優惠貸款成為對外經濟援助的主要形式。到了1990年代後半期，隨著中共國際地位的提高，影響力的增大，為因應猖獗的恐怖主義，重視通過援助來幫助受援國減輕貧困、振興經濟，以及向遭遇戰亂與自然災害的國家，提供了大量的人道主義援助。 本研究在探討中共以改革開放前處於國際社會中窮國援助富國的做法，依循國際關係對外援助理論尋求依托。同時擷取中共三代領導集體的國際戰略理論及外交政策演進，發掘對外經濟援助經驗，還原中共對外經濟援助的軌跡。進而驗證改革開放後，中共經濟發展、綜合國力及國際地位變動，其對外經濟援助的體現，型塑國際政治與經濟新秩序之戰略目標具體作為。再者分析經濟因素在中共外交政策體系，以及中共對外經濟援助的角色定位，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國內經濟體制的轉軌及政府職能的轉變，如何建立一整套的援外機制，合理配置資源，與受援國互利合作，共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