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即試圖探討中共外交政策演進遞嬗的過程，到底是經由怎樣的背景、怎樣的歷史經驗使得中共在1982年確立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形成一項政策並非短時間一蹴可幾，中共的外交政策亦然。中共自建國以來的外交主要受到冷戰框架下來自美蘇兩強的影響，國際的形勢占了絕大部分的政策取向。期間經歷了所謂向蘇聯「一邊倒」、反帝反修的「兩條線」、中美「一條線」聯美制蘇等結盟政策，一直到1980年代才跳脫帶有結盟意涵的意識型態外交，真正的獨立自主。本文試圖由「三個世界」理論之分類及中共國內層面兩方面來分析探討形成1980年代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因素。 在第一世界兩大國－美國及蘇聯，對於中共形成獨立自主外交可謂有直接且密不可分的關係，中共夾在美蘇之間是如何由「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結盟手段轉至不結盟的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筆者將逐一探究；此外除了美蘇兩大國之外，還有介於美蘇之間的第二世界級第三世界國家，筆者將在本文中一一闡明，中共的「三個世界理論」可說是跨越整個1970至1980年代的對外政策主要指導原則，直到1980年代之後才逐漸減少提及；而在國內層面，中國當時的國際地位以及國家利益如何受到時代的改變而有不同，因而促使領導當局制定不同的政策來因應，此外從建國以來便不斷主導中國政治的社會主義意識型態框架，是否也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所改變調整，筆者也將一一闡明。最後，中共的外交政策通常也和領導人的特質息息相關，在1982年以前，中國先後領導人分別是毛澤東與鄧小平，雖然國內外也有許多以領導人作為劃分中共外交政策時期的標準，但筆者以為影響中共外交政策主要的因素仍為國際環境及美蘇兩強，因此單以領導人或是年代劃分中共外交時期較為不妥，應顧全以上所述三個層面。 本文的研究目的乃是希望藉由了解中共獨立自主外交的形成因素，來綜觀中國是如何由結盟外交轉為不結盟的外交；探究中國與美蘇之間複雜交錯的三角關係，以及這樣的關係及因素如何影響了中國的外交政策；除了國際幾個主要大國的影響之外，中國亦有自身的國內政經因素以及領導人特質和意識型態，在在都影響著中國的外交政策，筆者欲一一加以研究分析。

上海合作組織前身是從中、蘇邊界談判開始，逐漸轉為定期會晤機制的「上海五國」，於2001年是由中共、俄羅斯、哈薩克、烏茲別克、塔吉克以及吉爾吉斯等六國組成，是中亞地區新興的多邊機制之一，成立之初以打擊「三股勢力」作為組織的重點項目，並規劃逐步將合作擴散到其他領域之上。中共、俄羅斯作為上海合作組織成立以及運作的重要推手，兩國的上海合作組織政策受到各自的利益考量，並深深影響了上海合作組織各方面的發展。 本研究以「結構現實主義」以及「地緣政治理論」作為出發點，從分析中、俄兩國的國家利益出發，探討兩國在上海合作組織各領域合作中的利益以及扮演的角色，了解兩國在該領域中的政策，並對本研究欲回答的問題，論證中、俄在中亞的國家利益與對上海合作組織的政策偏好，是否為上海合作組織發展的關鍵因素提出明確解釋。以此，本研究內容主要分成幾個部分，首先了解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背景，其次將重點放在中、俄在地緣政治、能源安全以及經貿合作的利益，與對上海合作組織的相關政策發展，最後將研究結果加以整理，回答本研究的問題意識。

隨著冷戰後中國經濟上的快速成長，中國權力在東亞的崛起已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在這股趨勢下，日本首當其衝的要面對中國的壓力。中日之間在東亞地區權力結構的變化，以及東亞權力結構轉移對日本國家行為的影響，又可以具體而微的從東海爭議近20年來衝突的升高來觀察。 因此，本文試圖經由中日東海爭議這一案例，來分析中國崛起與東海爭議升高之間的關聯。並以結構現實主義的兩大分支：攻/守勢現實主義作為本研究的理論架構，透過驗證指標的設計，來檢視中日在東海的立場與作為，比較符合攻勢或守勢現實主義的理論期待。 透過指標的驗證，本文的研究發現中國在東海爭議的立場與作為上，比較符合攻勢現實主義的期待，但卻仍存在部分符合守勢現實主義理論期待的作為。相對於中國，日本在東海爭議上的立場與作為更能夠符合攻勢現實主義的期待。關於海權國日本在東海爭議中展現出比陸權國中國更強烈的攻勢作為的解釋，本文認為這與爭議焦點有關，當海洋成為問題焦點時，海上力量的對比才是權力最主要的內容。儘管日本在整體權力的競逐上逐漸落在中國後面，但在當前仍然擁有不遜於中國的海洋力量，以及美日安保作為後盾的日本，自然能夠在東海爭議中展現出比中國更強烈的攻勢作為。

國際經濟制度權力分配所形成的結構，是展現權力或實現利益的一種形式。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透過主導創設國際貨幣基金（IMF）、世界銀行（WB）構成國際經濟制度，確保在全球經濟治理的優勢地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快速發展與綜合國力大幅提升，日益展現出革新與完善現有國際經濟制度的強烈企圖心，尤其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簡稱亞投行）從提出倡議到正式成立僅歷時兩年，並獲得亞太區域內、外之主要國家支持，反映出中國具備主導建構區域性或全球性多邊金融機構的政經實力。本論文將從結構現實主義的權力、利益、霸權等視角，探討美國在二戰後主導創設國際經濟制度之戰略目的、中國深化參與現行國際經濟制度之戰略意圖、美中兩國在國際經濟制度權力消長情形，以及中國創建亞投行對於美中關係未來發展的可能影響與戰略意涵，從中推論在美國掌控總體主導優勢的國際經濟制度下，中國試圖運用亞投行在國際經濟制度的權力結構組建平行架構，爭取與其政經實力相符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等相對利益，藉以形塑安全環境、擴大國際事務話語權和提升其大國地位，並在國際經濟制度結構下，與美國保持競合兼具的權力平衡的均勢格局，進而實現「兩個百年」的戰略發展目標。 /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formed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may reflect influence of power and fulfillment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s. After World War II, the United States has secured its dominant position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by establish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stitution consisting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World Bank. In contras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China has been rapidly developing it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and gradually shown a strong desire to reform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stitution. The purposes of this thesis are to explore the Sino-US strategic struggles in current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stitution and evaluate the potential impacts on the Sino-US relations caused by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realism. Based on the conducted analyses, this thesis concludes that China aims to pursue the gains corresponding to its growing influence and have a bigger say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stitution. Moreover, China also devotes to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in balance of powe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establishing a parallel structure to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stitution so as to accomplish its Two Centenary Goals of strategic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