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中國大陸採行改革開放政策後，中國逐步加入世界經濟體系的範疇，經濟情況開始獲得改善，帶動整體國力的快速發展，到了1990年代，中國的國力發展開始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開始出現有關「中國崛起」（China’s Rise）的討論，認為中國將具相當的發展潛力，時至今日中國的發展速度仍未減慢，不斷累積的整體國力，也讓中國愈具世界強權的雛形，影響到國際格局的改變，也影響到中美關係的發展。 從社會建構論的角度出發，國家的行為來自認知的建構，國家間相互的認知，影響到國家間的行為互動，因此本文以中國崛起為主概念，先從較為客觀的角度來探討中國崛起的發展現況，了解中國是否以足以稱為崛起，再從國家的主觀角度，來探討美國依其發展背景與國際地位，如何來看待中國崛起，在實際外交政策與戰略佈局上，有何針對中國崛起的相應策略。其次再從中國的主觀角度來探討中國對崛起的界定，其如何看待與因應美國對中國崛起的認知。最後一部分則是探討中國崛起對區域格局與中美國家利益造成的改變，藉以闡述其對美中兩國認知影響，以及如何影響中美之間的戰略互動關係。

中國崛起是21世紀最重要的國際事務之一。在經濟上，澳洲是世界上最極為倚重中國的國家。雖然中國崛起對澳洲尤其重要，但目前仍沒有足夠的研究涉及這個議題。有鑒於此，本篇論文應用跨學科---經濟與非經濟---的方法評估中澳經濟之前瞻。本研究認為，從經濟角度看，未來中澳的關係有利。然而目前澳洲政府管理中國崛起的策略不善，可能是雙邊貿易面臨的主要威脅，以致損害未來的經濟環境，以及澳洲對中國的觀感。本論文之結論顯示亞太必須積極地管理中國崛起的重要性，並提出政策建議供給澳洲及其他國家參考 / The rise of China is one of the most monumental events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important to all states in the Asia-Pacific. The rise of China is specifically pertinent to Australia’s future as Australia is the world’s most economically dependent economy on China. This thesis evaluates the future of Australia-China trade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considering both economic and non-economic approaches. The thesis looks at the future of Australia-China trade in an economic sense by analyzing descriptive trade statistics. This is the first analysis of Australia-China trade of this type and the first application of the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The thesis finds that the future of Australia-China trade is very good and the rise of China poses significant opportunities for both states. The thesis goes on to consider how the process of the rise of China has been managed in Australia by the government of Australia. The thesis argues that the main threat to trade is the government of Australia’s poor management of the rise of China, which is showing signs of damaging 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exchange and creating a negative perception of China in Australia.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analysis and the need for states to be proactive in their management of the rise of China is especially pertinent for many states in the Asia-Pacific. The thesis concludes by providing a range of recommendations for Australia and China to help improve the management of the rise of China to enable a more beneficial world.

中共改革開放30年，經濟的發展帶動整體國力不斷提升，面對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之中國威脅論，中共近幾年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並藉由各種場合不斷強調和平共處、和諧發展之基調。 2002年胡錦濤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並於2003年接任中共國家主席，自此開啟了胡錦濤執政時期。本文旨在探究胡錦濤主政時期對內如何實現和諧社會、對外又如何實現和諧世界之理論，並進而探討中共對台政策之和平作為。 胡錦濤對內為建構社會主義的和諧社會，乃是經由經濟、政治、文化及社會建設等手段；隨著經濟發展進一步深化經濟改革，緊接著政治改革成為必要，加強與人民群眾利益緊密相連的社會建設，並藉由文化軟實力的推動來改變西方國家對中國國家形象的觀感。對外為建構其和平形象，除塑造負責任大國形象，與鄰為善，持續深化與支持發展中國家，並積極參與各種國際組織，爭取主辦國際賽事及盛會，對台政策則重啟兩岸談判機制，加強兩岸互動交流，進而減少打壓臺灣國際發展空間。 然而中共也因改革開放政策而面臨嚴重的社會問題，雖其不斷強調自己的發展策略是一種和平導向，但卻又處處設限，強調「民主」卻又打壓「人權」，發展「和平」卻又處處「威脅」，雖然中共積極地謀求一個更利己的國際環境，然其矛盾的作法仍形成發展「和諧社會」及「和諧世界」的內、外部阻力。 有「和諧社會」才有「和諧世界」，而「和諧社會」的根本在民主，期待中共未來能夠落實真正的自由、民主，進而發展成為表裡合一的「和諧世界」。

對於國際格局的變化，長久以來，國際關係學者對強權間的競爭，始終充滿著濃厚的興趣。因此，有許多著名的理論不斷的被提出，也引發國際間很多的爭論，其中最核心的問題，莫過於「新興大國的崛起對於既有強權，以及其所維持的世界秩序之挑戰。」雖然，有些學者認為這種對抗觀點在冷戰結束後已不再適用，但是，近年來，隨著中國大陸經濟持續高速成長，關於中國大陸的議題不再集中在中國大陸是否能夠崛起，而是中國大陸將以何種方式崛起？其核心問題是，中國大陸是否將重導歷史上大國崛起的經歷，即與霸權國發生衝突和對抗，從而導致國際關係的劇烈動盪，甚至是戰爭？還是走向和平發展的道路，成為推動和維護國際穩定繁榮的重要力量？這是一個異常複雜和難以回答的問題。本文研究目的乃在試圖解構冷戰後美中權力關係互動的實質內容，並進行合理的解釋，俾利達到理論與事實相互輔佐的功能。 根據權力轉移理論的觀點，國際體系不斷重複權力轉移的現象，而這種權力轉移的現象，大多伴隨著戰爭而發生。但是，也有例外的證例，如20世紀英美的權力轉移。冷戰後，美中對彼此的戰略布局，其主軸乃圍繞在「超級強權」與「崛起強權」的思維上，即美國所思慮的是如何因應「中國崛起」對其霸權地位的挑戰；而中國大陸所面臨的是如何突破美國對其崛起的制約。至於美中權力關係的互動是朝戰爭或和平的權力轉移，仍有待觀察。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是否走向戰爭或和平之路乃取決於美中兩國對彼此的權力差距與滿意度，如果權力差距縮小；且不滿意程度越高，則發生戰爭的機率就越高。 權力轉移即是權力流動變化的一種現象，在權力重新分布的轉換過程裡，不只是國家與國家的雙邊關係受到權力轉移的影響而改變，而且區域與全球的國際秩序也因為國家之間實力的接近而重新調整。美中關係的變化即是一個典型的以「權力重新分布」為基礎的權力政治。美國與中國大陸之所以進行戰略競爭，其最主要的驅動力量係來自於兩國之間的權力轉移－包括雙方各自內部的經濟與軍事力量的不平均發展（而且是中國大陸高於；且快於美國），以及外部的國家實力接近。這個現象適足以被國際關係理論中的「權力轉移理論」所解釋。

本論文以經濟、軍事及政治力作為探討美中實力消長變項要素。研究發現，中國在經濟、軍事及政治實力三個面向均顯示上升的趨勢，而經濟實力的大幅提昇成為軍事及政治實力上升的最重要因素，美國雖在三方面仍維持絕對領先的地位，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美中兩國在各方面的差距正逐漸縮小，意即兩國確實發生實力消長的現象。 自1990年代起，美國亞太策略隨著中國實力上升的速度越來越積極。從柯林頓政府採取的「新太平洋共同體」策略；到小布希政府採取「聯友制中」政策到歐巴馬政府第一任期採取亞洲「再平衡」的戰略，隱含的是美國至少透過經濟、軍事及政治三方面制約中國大陸的快速崛起。 不僅美國調整其亞太政策，其對中國的定位亦在不斷的調整。美國的中國政策自柯林頓時代的戰略性夥伴關係，到小布希第一任時期的戰略競爭對手，轉變至第二任時期的建設性合作關係，延續到歐巴馬總統的新夥伴關係，美國逐漸定位中國大陸為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全球經濟領袖以及經濟戰略對話機制的夥伴。 另中國隨著實力的上升，增加了在國際舞台上外交的能力，但國際環境仍未完全對中國的發展有利，因此它不僅一方面要表現出與其實力相符的政策，另一方面其實力上升仍尚未達到與美國相比的地位時，也要避免國際環境朝不利其持續發展的方向演進。 隨着美中兩國實力差距日益縮小，猜忌與競爭上升，中國的崛起將使美中關係更趨緊張，而不是使雙邊關係得到緩和，雙邊存在衝突的可能性升高，但雙方也會認為現階段避免衝突，保持穩定和平的大環境，才是最符合兩國利益的最佳戰略。

本文主要探討中國自2000年以後的外交戰略。除了分析中國的崛起之外，同時也探討在崛起的過程中，中國所必須面對的質疑與挑戰。中國國力的提升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中國的崛起究竟是採用何種方式？中國崛起之後帶給全世界的究竟是福還是禍？中國崛起之後，是否有意與美國爭取霸權地位？這都是值得探索的問題。 面對中國的崛起，西方學者對此都有各種不同的看法，也提出各種不同的見解。然而，中國在面對崛起的過程中，面對西方國家的質疑時，中國究竟是如何面對這些懷疑呢？這些問題都是本文想要一一解答的部分。 本文從中國的國內經濟開始談起，觸及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探討中國在經貿上如何面對美國。其次，從軍事的角度切入，除了瞭解中共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腳步以外，同時也將中共的軍備與美國做一比較，以便深入瞭解中美軍事實力的差距。最後，則是探討中國的外交戰略，除了早期中美之間的外交關係外，也深入探討中國在2000年以後所主張的外交戰略。藉由這三個面向，希望能夠對中國的崛起做一探討，瞭解中國在新的國際局勢當中，可能扮演的角色與國家地位。

後冷戰時期，面對國際政經局勢改變，美國整體對外經濟戰略主要為改變過去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強化美國政府角色，並盼其他重要國際組織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利用推行經貿外交，建構無障礙國際貿易。 而冷戰結束後，美國柯林頓、小布希總統面對「東亞區域經濟整合」因素，有不同經濟戰略，本論文分析兩政府之區域戰略─APEC及雙邊戰略─FTA異同。柯林頓政府視區域APEC戰略為途徑來進行多邊貿易系統工具，針對東亞與ASEAN國家的區域主義盛行現象，利用軸心與輪輻式(hub and spoke)拆解來進行拆解；而小布希政府對東亞地區主要的經濟戰略與柯林頓政府仍舊相同，係以APEC及ARF作為美國在東亞地區之兩大主軸。惟因受911攻擊事件影響，整體經濟戰略朝反恐進行，但在洽簽雙邊FTA之成就上卻相當卓越。 在面對中國崛起之東亞經濟戰略部分，柯林頓總統對中國戰略應用上主要是採取「擴大交往」，而非「圍堵孤立」。而小布希總統任內對於中國政策則細分為911前及911後。在911前對中國主要戰略是「既制衡又交往」，也是所謂的「圍和(Congagement)策略」，但主要以圍堵為主之強硬政策；在911事件發生後，對中國戰略調整為「經濟上交往，安全上圍堵」，並以交往為主之柔性政策。

冷戰結束後，因應蘇聯及東歐等共產政權相繼垮台，中共在天安門事件的塑造下，更顯得搖搖欲墜。但由於其經濟開放的成果，造就了讓世界各國驚嘆與擔心的「中國崛起(China Rising)」，也使得中共成為共產主義最後的根據地，更確立了由文人主導下的中共政治體制。假如毛澤東使中共站起來，那鄧小平則是使中共富起來的人。中共建國初始即由槍桿子建政權，直到鄧小平扶植江澤民後，才開始確立文人領軍（擔任中央軍委會主席）的形勢，一直到現在胡錦濤全面掌握軍權，其「以經領軍」的大方針政策指導，讓中共人民解放軍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軍事現代化變革」努力不悔。 今年（2007年）適逢中共人民解放軍建軍八十週年。想想從1927年8月1日南昌暴動的農民，打著赤膊，揮舞著大刀、土槍，以革命的游擊戰法東奔西竄，一直到今年的八一建軍節，解放軍換穿充滿時尚感的新式軍服，並不斷與世界各國舉行軍事演習，確實讓人感受到其期望成為國際現代化勁旅的強烈企圖心。這等動力是毛澤東等軍事領導人所始料未及的，也不得不佩服中共文人領導階層在爭奪領導權的用心、細心與耐心。 自2007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全國代表大會順利召開完畢後，奠定了胡錦濤權力鞏固的基礎，未來將由胡錦濤等9人所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繼續帶領著中共，對未來國內外的經濟改革、軍事現代化、爭取亞洲區域霸權、甚至是如何在世界中扮演一個大國角色等議題努力前進。但不可諱言的，如何在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指導下，去堅持黨的絕對領導，並以科學發展觀的角度，朝向小康社會的這個主要目標是仍舊不會變；也因如此，以具有中國特色的精兵政策，持續邁向科技建軍、質量強軍，則是維護目標的安全法則。 今日的中共，在所謂社會主義體制下，已演進成一個以經濟發展為主體、文人領軍的共產主義國家，而且這期間沒有經歷流血的轉變過程。未來其根本體制是否會因經濟持續發展而產生動搖，或因在產生執政續任者的慣性過程中，讓中共軍文關係有了進一步的變化，這都是值得我們觀察的課題，而或許這也是中共執政者與學者們極不願去碰觸的議題。

自20世紀末期以來，隨著世界經濟區塊化和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中國已成為澳洲當前最重要的貿易夥伴。在此背景下，澳洲前總理霍華德(John Howard)於2002年5月訪中期間，便主動向中國前總理朱鎔基提出洽簽「澳洲－中國自由貿易協定」(Australia-China Free Trade Agreement, ACFTA)的構想，希望進一步加強兩國之間的經貿聯繫。然而，各國政府推動雙邊自貿談判的目的往往出自於經濟和政治的雙重考量，而中澳自由貿易協定亦不例外。在此認知下，澳洲和中國洽簽雙邊自貿協定之動機和目的，是本文所要探討的重點。筆者將觀察中澳兩國如何在雙邊自貿談判的過程中，為自己創造一些有利的籌碼，進而說服對方以達到目的。另外，本文也將分析中澳自由貿易協定成立之後對中澳兩國的經濟發展、東亞經濟整合、以及台灣總體經濟之可能影響，並就台灣將如何因應區域經貿結盟之風潮提出政策建言。

中國的國力及影響力在本世紀以來顯著地上升，使得美中關係成為國際事務中最重要的議題。本研究試圖從決策層次的角度來檢視美中關係，透過對一系列意見調查數據的分析及歸納，分別描繪出「美國公眾」及「美國菁英」兩個團體對中國崛起的認知樣貌，並且說明此種認知之內涵與意義。 本研究發現，美國公眾與美國菁英對於中國崛起的認知皆帶有濃厚的務實主義（pragmatism）色彩：他們雖然對美中之間日益接近的經濟力量、中國的軍事發展及以人權狀況感到憂慮，卻同時也認知到中國日益高漲的國際影響力及其所帶來的經濟利益對美國的重要性，因此支持政府與中國進行經濟上的交往，並在能源及亞太安全等議題上合作，而非與之正面衝突。而這樣的務實看法形塑了美國的中國政策，鼓勵了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制度性崛起，將可能的衝突來源轉化為兩國間之共同利益，以降低中國的威脅性。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美國公眾與美國菁英對外交事務的思考有著層次之別，使得他們在對中國的貿易政策上抱持差異化的觀點；雖然公眾與菁英皆將貿易視為美中之間最大的共同利益，贊同市場開放，但是前者對開放所造成的工作外移感到威脅，在經濟環境惡化時，容易將這樣的認知轉化為對中國的負面觀感，然而，這樣的情況卻容易為後者所忽略。 / The power and influence of China have been rising significantly in this era, and made U.S.-China relation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among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is study tried to watc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S.-China from decision-making level, drawing the pattern of perception of U.S. public and elite on a rising China separately through summarizing, reasoning and analyzing series of survey of public and elite opinion. This study found that U.S. public and elite both hold a pragmatic perception toward a rising China. Though these two groups feel worried about the narrowing economic strength between U.S. and Chin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ilitary, they also perceive the rising influence of China and the importance of huge economic interest that it brings. Therefore, they both support the government to engage and cooperate with China on trade, energy and security of Asia-Pacific region issues instead of rigid confrontation, which directly formed the China Policy of U.S., encouraged China to develop institutionally in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addition, U.S. public and elite think differently about the trade policy to China due to their basic belief of foreign affairs: The former particularly feels threatened by outsourcing brought by the open market, and this kind of feeling will get stronger when the economy goes down, which easily ignored by the la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