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1世紀後，隨著1999年舉行的西雅圖部長級會議的失敗，由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主導的多邊貿易自由化體系遇到瓶頸，各國的貿易政策重心紛紛開始轉向雙邊關係和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的簽訂。在此趨勢下，對過去曾為東亞經濟強國的日本來說，如何透過自由貿易協定，擺脫從90年代開始的長期低迷經濟便成為其重要政策目標。 本文首先分析了在國際局勢的變化、東亞各國家的交互影響，以及日本國內本身的需求等因素導致出自由貿易協定在日本的對外經貿政策中日漸重要。其次，分析了日本在對外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時的考量、阻礙與影響決定的因素。最後，本文選擇以澳洲作為日本對外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之個案探討，希望以日澳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作為現階段日本自由貿易協定策略的一個印證，並試圖對未來日本自由貿易協定策略做出一些個人評估。

「中美洲—台灣自由貿易協定」經濟影響評估

一國的貿易政策與國際政治息息相關，貿易政策不只是國家獲取經濟利益的手段，必要的時候對外貿易也可以作為國家的外交工具，國家可以利用貿易獎勵友好國家或是懲罰敵對國家。 本論文擬以美韓自由貿易協定(U.S.-South Korea Free Trade Agreement，簡稱美韓FTA或KORUS FTA）作為研究對象，結合霸權理論深入探討美國與南韓簽訂自由貿易協定背後的經濟以及政治目的，以了解美國希望如何透過美韓自由貿易協定鞏固加強自身的剛性以及柔性權力，鞏固在東北亞的霸權地位。

受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及區域經濟整合的趨勢之影響，重視對外貿易的韓國在1990年代後期開始尋求透過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拓展海外市場，而隨著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回合談判的停滯，韓國更強調利用FTA增加韓國出口的競爭力。本文主旨在於探討韓國FTA策略的發展，本文首先將檢視韓國在金大中、盧武鉉、李明博三個總統在任期內的FTA政策，並剖析這些期間內影響韓國FTA政策的各種國內外因素。接著，本文將以韓國－歐盟FTA作為個案探討，分析韓國與歐盟簽訂此FTA的主要動機以目的，以及兩方在FTA中所各自重視的進出口部門。最後，透過韓國與歐盟在FTA生效前後的進出口貿易狀況，本文將分析韓國－歐盟FTA對於兩方所帶來的利弊得失，檢視其成效是否符合韓國在該FTA簽訂前之評估，並討論FTA為韓國所可以實際帶來的經濟效益。

自20世紀末期以來，隨著世界經濟區塊化和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中國已成為澳洲當前最重要的貿易夥伴。在此背景下，澳洲前總理霍華德(John Howard)於2002年5月訪中期間，便主動向中國前總理朱鎔基提出洽簽「澳洲－中國自由貿易協定」(Australia-China Free Trade Agreement, ACFTA)的構想，希望進一步加強兩國之間的經貿聯繫。然而，各國政府推動雙邊自貿談判的目的往往出自於經濟和政治的雙重考量，而中澳自由貿易協定亦不例外。在此認知下，澳洲和中國洽簽雙邊自貿協定之動機和目的，是本文所要探討的重點。筆者將觀察中澳兩國如何在雙邊自貿談判的過程中，為自己創造一些有利的籌碼，進而說服對方以達到目的。另外，本文也將分析中澳自由貿易協定成立之後對中澳兩國的經濟發展、東亞經濟整合、以及台灣總體經濟之可能影響，並就台灣將如何因應區域經貿結盟之風潮提出政策建言。

本文主要以霸權穩定論作為研究基礎，解釋美國為維持在亞太地區的主導權，透過簽訂FTA作為一種手段並檢視其效益，意即美國與亞太國家簽訂雙邊FTA是否為一有效維繫其在亞太地區主導權的手段。研究重心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FTA政策運用和FTA性質的變化，並以美新FTA與美澳FTA兩個案作為研究標的，分析美國選取簽署國的政經與策略，並評估美國在亞太地區簽訂雙邊FTA對於其霸權維繫的之成效與FTA政策運用是否成功。根據本研究發現，相較於亞太地區因區域整合而引領的FTA洽簽風潮，美國於2001年小布希上台後才對FTA重視程度大幅提升，但與亞太國家的談判速度與簽署數量上仍然進度緩慢且成效不彰，美國對亞太整體的FTA政策運用已從過去傳統的經濟策略轉變為政治與安全上的手段。從美澳FTA與美新FTA兩個已簽署並生效的FTA個案檢視，簽署的關鍵因素皆傾向以911後反恐戰略上的考量與對美政策支持的回饋來解釋，而在洽簽考量上主要是政治與安全因素大於經濟效益的考量。最後，美國並未在與新加坡和澳洲簽訂FTA後引發其他亞太國家積極與美洽簽的效果，因此美國對亞太地區的FTA政策並未達到美國預期之輪軸網絡化目標。

過去一直堅持唯有GATT以及WTO全球性自由貿易體制才能為世界帶來最大福利的日本經歷二次大戰後四十多年的經濟榮景與一九九○年代的經濟停滯，在進入二十一世紀時決定以GATT、WTO多次回合談判為基礎，兼採區域合作、雙邊合作的「多層次途徑」來彌補全球性多邊貿易體制的不足。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則是日本執行「多層次途徑」的具體手段。 筆者以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的「以國家為中心的現實主義」觀點，利用系統理論為研究架構，從日本受益於「舊金山體系」、提倡亞太區域合作、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召開到亞洲金融風暴重創亞太區域合作、中國與東協建立自由貿易區、日本緊接跟進的過程發現到日本的對外貿易政策與亞太地區的政治經濟權力結構之間有很明顯的對應關係。除了經濟利益，國家的戰略目標、與重要國家的外交關係都是日本政府考量的重要因素。日本現今的經濟繁榮多來自於美國、日本國家安全也依賴美國，日本因此歡迎美國在東亞地區的領導角色。但是歷史宿怨、領土糾紛、以及未來東亞區域整合的主導權使得中日之間的競爭無法避免，當中國決定以與東協建立自由貿易區作為改變東亞地區權力結構的起點，自由貿易協定就成為日本反制中國的方法，這也宣告東亞地區已經從美國獨自稱霸進入中日競逐東亞區域霸權的時代。

中美洲具有關鍵地理位置，這裡有世界最大的進口量，然而，這特殊的地理位置同時具有好處和其挑戰。本論文旨在分析瓜地馬拉在特殊政治環境和經濟政策的背景之下，簽訂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之後，其對瓜地馬拉的影響。本論文也比較瓜地馬拉和其他中美洲國家出口至美國的情形，進一步了解出口的多樣化過程。本研究旨在評估在簽訂此區域自由貿易協定十年後所帶來的改變，並且分析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作為和美國市場交易途徑的保證，來保護瓜地馬拉當地的經濟安全。 / The Central American countries have a key geopolitical location; they are located in the same continent as the world’s largest importer. Having a privileged geographic position, has come with it challenges and benefits. This thesis intends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Dominican Republic –Central America Free Trade Agreemen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Contemplating Guatemala’s particular political motivations and economic incentives to sign this regional Free Trade Agreement. This paper also intends to compare Guatemala’s exports performance to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he rest of the Central America, to analyze the exports performance, in order to determine patters and visualize the export diversification process. This will be done to evaluate this regional Free Trade Agreement performance ten years after its signature. Followed by an analysis on the DR-CAFTA as a mechanism that promotes Guatemala’s economic security by guaranteeing the best access possible to the United States market

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社會上出現了許多形式的國際合作，然而直至1980年代以前，中國與各種貿易自由化的形式都保持著一定距離。1980年代後，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開始積極融入國際社會貿易自由化的浪潮當中。1990年代以來，「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做為貿易自由化的具體形式之一，亦成為中國所積極關切的目標。至2014年，中國已與十二個國家、經濟體完成了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同時也正與許多國家進行相關商議，欲求建立更多、更廣泛的自由貿易協定。 　　本研究乃是從上述的背景中提出欲探討之主題：「哪些因素使得中國能成功地與其它經濟體建立自由貿易協定？」應此，本研究的內容主要分成以下部分：首先，本研究提出以「貿易緊密度、貿易型態距離、議題設定」三個自變項綜合而成的研究設計，用以檢視並研析中國的各個自由貿易協定。其次，本研究選定中國與巴基斯坦、東協、新加坡所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做為重點個案，以上述的研究途徑分別研析此三個個案。最後，本文在整合並比較對此三個個案的研究結果後發現：第一，「貿易緊密度」為中國得以順利與他國建立自由貿易協定的重要基礎；第二，中國能否與他國成功建立自由貿易協定，亦取決於雙方在「貿易型態」上是否存在共同的利益動機與偏好；第三，雙方在自由貿易協定建立中的「議題設定」，有助於強化及鞏固雙方貿易深化的政治正當性。本研究乃希望能藉由上述的論述鋪陳，進一步豐富對於中國融入國際貿易自由化的相關研究成果。

2002年第一屆東協─印度高峰會上，印度、東協雙方同意啟動AIFTA談判，至今雙方已於2003、2009、2013年分別簽署AIFTA的架構協定、貨品貿易協定以及服務業貿易暨投資協定。本研究的主旨便在於探討AIFTA之源起、發展過程與現況，並展望其未來，進而印證以下論點：AIFTA的成立與發展受到多重因素的驅動，但透過對於AIFTA成立源起、談判過程與成果的討論可以發現，成立至今，儘管關注AIFTA所蘊含的經濟利得與損失，政治、策略性考量的影響力多次超越經濟考量，在關鍵時刻成為驅動AIFTA發展進程的首要考量、決定性因素。 在緒論之後，本研究首先分別檢視驅動印度、東協同意成立AIFTA的多重考量，並試圖對其相對影響力進行分析，最後發現印度、東協對於彼此戰略重要性的認知是驅動AIFTA成立的首要因素，而非經濟吸引力。其次，對於東協─印度經貿關係稍作說明，進一步了解影響AIFTA談判的經濟因素。再次，檢視AIFTA的制度性發展，並從談判過程、成果內涵、經濟效果、戰略效應等面向加以分析，然後發現，其談判之所以達成並非因為雙方之經濟利益出現合致，而是基於對外部情勢的策略性回應。而經濟、戰略效應的分析結果也與之形成呼應。最後則總結研究發現並對未來研究提出建議。 / At the First ASEAN-India Summit held in 2002, ASEAN and India agreed to launch the negotiation of AIFTA. Then the AIFTA Framework Agreement, Agreement on Trade in Goods and the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 and Investment were inked in 2003, 2009 and 2013 respectively. The thesis aims at discussing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outcome of AIFTA and argues that among the multiple factors, the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overrode the economic ones, consequently becoming the primary consideration and decisive factor at the critical moments of AIFTA’s development. The thesis composes six chapters. Chapter 1 is the Introduction. Chapter 2 and 3 analyze the considerations that drove India and ASEAN to form AIFTA, and try to evaluate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these considerations. The argument here is that the primary consideration that drove India and ASEAN to form AIFTA is their perceived strategic importance to each other rather than economic attractiveness. Chapter 4 is an overview on ASEAN-India bilateral economic relations, which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economic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AIFTA’s development further. Chapter 5 examines the overall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of AIFTA, the analyses on its negotiation process, outcomes, economic effects and strategic implications included. The finding here is that during the negotiation process, the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reaction to external situations rather than the convergence of economic interest led to the completion of AIFTA negotiation. The analysis on economic and strategic effects exemplifies the above arguments. Chapter 6 sums up the research findings of the thesis and makes several suggestions for the further 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