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第一、二次世界大戰、1973年石油危機，以至上世紀末與本世紀初兩次波斯灣戰爭都清楚顯示，石油一直是現代工業社會最有戰略意義的能源和基礎原料。由於石油儲藏與產區主要集中在中東（佔世界3/4石油儲藏及1/4產量）、中南美、非洲及前蘇聯國家，而這些石油資源豐富的國家往往是政治最不安定、衝突頻仍的地區，常造成世界石油市場供應的風險。回顧歷史，為了控制石油資源，曾造成許多國際衝突，甚至引發戰爭，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石油爭奪仍會是現今或是未來國際政治經濟情勢緊張的焦點。 美國是世界石油消耗最大的國家（每日2000萬桶，佔全球石油總消耗的25％），俄羅斯是石油生產最大的國家（每日800萬桶，佔全球石油總生產的10％），中共是石油消費成長最快的國家（2003年石油輸入比前一年增加31％），還有歐盟及日本，上述強權國家在全球石油資源區展開激烈競逐，當中有合作，也有利益的衝突。2003年伊拉克戰爭，美國為中東的石油利益與歐洲盟邦（德、法）及俄羅斯的關係發生嚴重裂痕，至今仍難以撫平。「控制資源的流動是自古以來的策略，誰控制資源誰就能獲得權力；誰控制石油的供應，就能控制世界」。911之後，美國以反恐戰爭展開全球性的軍力部署，其中隱含著石油戰略的佈局。 本論文以國際政治經濟學的「霸權穩定論」做為研究的途徑，研究發現霸權爭奪石油乃是國際衝突的主要變數。本文的貢獻在於，將霸權國爭奪石油的手段與方式透過有系統的解釋與分析加以重現；另外，以石油戰爭的起因指出「霸權穩定論」的矛盾與偏失。我國是石油淨進口國，對石油的依賴度高，與石油相關議題有很大的研究空間。作者希望藉此引發研究石油議題的興趣，提高國人對石油議題的重視。 關鍵詞：霸權、 霸權穩定論、 石油危機、 石油戰略

隨著文明的發展，人類對於物質與資源的利用能力亦隨之提升，而此方面能力的進步，即透過「科技創新」的方式來達成。科技創新是人類歷史必然過程，尤其二十世紀後半葉的科技創新更對人類造成前所未有的衝擊。傳播與運輸技術、資訊科技、目前蓬勃發展的奈米科技等，均深刻影響著國際經貿、國際安全，以及國家互動的模式。 另一方面，霸權穩定理論可算是國際關係學中一個重要的理論，雖不免有缺陷，卻仍然影響著國際關係的發展。但時代不斷地進步，國際環境亦隨之變遷，就當今局勢觀之，科技力量與柔性國力在國際體系權力分配中扮演著日趨重要的角色。因此，霸權穩定理論也必須進行修正與擴充，才能適應國際環境的變遷，繼續保有其解釋力，這也是為本文作者選擇以「科技創新」之概念來擴充霸權穩定理論之原因。 本文首先將對霸權穩定理論的發展做一整理，首先討論霸權的定義，概略討論霸權的種類，並對霸權穩定理論的內涵與演變做一完整的說明。然而，一個理論的提出，必然會遭遇不同意見的批判，該理論的提倡者也會提出反駁的理由。本文亦將對這些針對霸權穩定理論之批判，以及霸權穩定理論提倡者之反駁做一概略的敘述，希冀為霸權穩定理論勾勒出一條清晰的脈絡。 其次，本文以David Easton的系統論作為分析模型，將科技創新的概念視為輸入項，將霸權領導體系視為一個運作、轉換的機制，藉此檢視科技創新概念與霸權穩定理論的邏輯論述之互動，以及霸權國家的發展，進而探討科技創新在霸權穩定理論中扮演何種角色。 探討過科技創新概念對霸權穩定理論以及霸權國家的影響後，本文將以19世紀的英國(1815-1914)與20世紀的美國(1945-2000)為實際案例，對前述的分析做一檢驗與對照，同時並探討這兩個不同時期霸權的權力型態與資源，藉由比較兩者之間的異同，找出霸權的時代特性與循環規律。 本文最後的部分為總結與展望，概略整理歷史上霸權的興衰與國際體系的變遷，再依循此歷史脈絡，將生產技術改良與科技創新速率急遽增加等因素納入考量，預測未來國際體系的發展方向。並綜合整篇論文的關鍵概念與架構，對此篇論文的參考價值與侷限做一完整的評估，提出作者對此篇論文的期待。

本文以國際關係中的權力理論探討歷史上霸權的崛起，並關注當代中國的崛起與未來。透過檢視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的權力理論與奈伊(Joseph Nye)的柔性權力(soft power)理論，本文試圖填補國際關係理論中「傳統剛性權力與柔性權力相互關係」的不足，發現兩者相互建構的密切關係與互異的權力性質。奈伊的柔性權力理論相對於傳統剛性權力雖然是九０年代的新概念，然而在摩根索的權力理論當中也可窺見其影，這說明柔性權力並非當代美國的專利，其存在可透過歷史驗證。 霸權是國家權力尋求極大化的結果。本文的兩組案例：十九世紀的大英帝國與二十世紀的美國的崛起歷史即是剛性與柔性兩種權力的交互作用結果。上述兩國的軍事、經濟、科技與其他文化力量在其崛起過程中逐步累積，其規模與速度的優勢是導致兩國脫穎而出的關鍵，其中較容易被忽略的文化力量對英美兩國而言，其重要性遠超越想像，這也就是說，柔性權力對一國的重要性遠大於目前國際關係學者的認識，而這也是本文最主要的發現。 當前的中國因其崛起現象而被視為下一個領導世界的霸權候選人，因此本文著重檢視中國的柔性權力狀態以觀察其崛起動能，發現中國的文化與外交力量正透過中國官方的扶植與支持而快速增加。相較於英美崛起的歷史經驗，中國的柔性權力展現高度的國家戰略性，也因此形成「具中國特色的柔性權力」。中國仰賴其「具中國特色的柔性權力」做為國家戰略以尋求國家地位的提升則是本文的第二項主要發現。 上述「具中國特色的柔性權力」大舉吸引世界目光說明她以柔性權力為崛起戰略的意涵，然而這項歷史發展也與英美霸權的崛起軌跡產生差異，主因仍在其國內政治體制與西方的差異以及全球化浪潮的影響程度差異。面對上述衝擊，一個逐漸崛起的中國可能產生三種不同的未來想定(scenario)：堅持現有路線（維持國內政治穩定，但減損對西方國家的柔性權力）、轉向英美崛起軌跡（國內政治改革可能引發衝擊）、超越歷史終結（尋求比目前西方民主體制更為廣泛接受的政治體制），本文對中國未來的預測偏向第三種想定。

本文從問題意識的產生與演變，到確立研究動機與目的，以及從理解理論的內容，再到後冷戰台海局勢和美國在其中扮演角色的整體認識，故設定了如下的預期研究成果： 第一，界定後冷戰時期美國單極霸權的國際結構，其對台海兩岸局勢的制約及影響，特別是霸權穩定論的學理在美中台三邊互動關係之運用。 第二，界定自1993年至2000年柯林頓總統執政以來，美中台雙邊關係的發 展與變遷，以及美國在台海的政治、軍事、經貿關係上的互動，描繪出輪廓與特徵，並釐清美國在整個台海關係所扮演的角色、台灣和中共所受到的影響，並找出三邊互動模式。 第三，透過本文的研究結論來解釋美國對台海兩岸政策的基本主張與利益所 在，以比較的方式分析美國對於台灣以及中共政策的相同、差異與關聯性，對未來可能的發展做出若干的預測。

進入21世紀以後，美國政府的外貿戰略在整個美國國家戰略中所佔之份量顯著提升，它對美國全球霸權的價值，在推行中的發展狀況及其所受到的評價，均是國際社會關注的問題。本論文是以國際關係的發展為背景，運用－文獻分析法、比較分析法、歷史及個案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對美國經貿戰略運作的相關問題，進行較為全面性及系統化的分析。本研究主要區分以下五大部分： 第一，探討國際政治經濟學關於貿易與霸權的相關理論 美國政府外貿戰略的主要目標非僅為了擺脫經濟實力衰弱的狀況，而是要解決冷戰後怎樣建構霸權體系的問題，以達成經濟與政治的雙重目標。這必須借助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進行分析。本文在此部分闡述了國際貿易理論、霸權理論以及國際政治經濟學中貿易與霸權的關係，將現實與理論相結合。 第二，分析美國政府外貿戰略的調整過程 近年來美國的貿易逆差、產品競爭力下滑及失業率攀高等問題引起聯邦政府憂慮。開始從外貿戰略著手，採取利己措施，以解決長期困擾的“經濟問題”，並為新的霸權體系建構奠定堅實的經濟基礎。本文在此部分以－世界經濟多極化、經濟新問題、國際經濟關係及美國經濟地位等四個動態發展情況作切入點，進而分析美國政府外貿戰略的特點。 第三，論證近期美國外貿戰略對霸權體系的影響 此部分是本文的核心。霸權是美國全球戰略的目標，本文在此部分先分析了冷戰後美國霸權的實際狀況，隨即開始論述其外貿戰略對建構霸權體系的正負雙面效應，以客觀的態度對美國霸權體系所制定的外貿戰略進行評價。 第四，以台韓輸入美國牛肉事件探討美國經貿戰略運作 在對美國經貿戰略分析告一段落後，再以近期美國牛肉輸往臺灣、韓國的實例作一探究，也看出了美國農業政策隱身在經貿霸權背後的運作。而相關弱勢國家在受到美國農業經貿的威逼之下，已紛紛設法採取有效的防制及紓解措施。 第五，探討國際社會的認知與回應 美國對外經貿霸權的施展，在國際社會衍生出負面的觀感，美國藉由貿易保護與經濟制裁等手段掌控各國，已對美國霸權基礎造成影響，並使得各國、各區域的“地區主義”及“區域合作”機制抬頭，開始起而對抗單一經濟霸權。 最後，鑑於美國經貿霸權的強力施展及其對全球產生的影響，本論文提出了一些對政府的具體建議，包含了在經濟及農業方面的突破方案，提供政府施政上的參考，樹立了本論文的價值及貢獻度。

本論文旨在探討二十一世紀，美國面臨中國在東亞的經營，如何維持其在東亞的霸權所作的努力。冷戰結束後，美國在國際社會成為碩果僅存的霸權。藉此優勢，美國得以遂其意志，有些甚至非其能力所及。雖然美國可確定是當今唯一的霸權，但中國挾其經濟快速起飛之利，不但在全球各地揮舞其影響力，更試圖擴大外交上的戰果。此外，中國軍事成長之快速，從軍事現代化到太空競賽，足以顯示中國將改變東亞的政治環境及地區安全。因此，中國的崛起對美國霸權，尤其在東亞，被視為一潛在的威脅。美國要如何鞏固其在東亞的霸權領導地位，自然為當前極為迫切的議題。由研究發現，美國所作的努力倍極艱辛、複雜但結果是成功的。 /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 1991, the United States poses a unique pos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s hegemony, the U.S. has the greatest stake in the existing order. Yet it also takes advantage of its position as the most powerful nation in the world to bend that order to its will and even act outside the limits of the system. It seems to confirm American hegemony, with the U.S. left as the only superpower. With its soaring rise, however, China is looming as a potential challenger to the U.S. hegemony in East Asia. China not only wields radically increasing commercial clout in all regions of the globe, but also tries to achieve diplomatic advantage with respect to the United States. Further, Beijing’s rapid, deep, and wide-ranging modernization in military capabilities ranging from diesel submarines to micro-satellites and the launching of ballistic missile destroying one of its own orbiting weather satellites will enable China to increasingly dominate the East Asian littoral. Therefore, how to maintain American hegemony especially in East Asia has become a pressing issue for the United States. The thesis uses in-depth studies of critical literature and case study to analyze the wrestle between U.S. and China in East Asian Area. From the research one can find that the effort the U.S. has made to maintain its hegemonic leadership in East Asia is hard but successful.

本文主要以霸權穩定論作為研究基礎，解釋美國為維持在亞太地區的主導權，透過簽訂FTA作為一種手段並檢視其效益，意即美國與亞太國家簽訂雙邊FTA是否為一有效維繫其在亞太地區主導權的手段。研究重心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FTA政策運用和FTA性質的變化，並以美新FTA與美澳FTA兩個案作為研究標的，分析美國選取簽署國的政經與策略，並評估美國在亞太地區簽訂雙邊FTA對於其霸權維繫的之成效與FTA政策運用是否成功。根據本研究發現，相較於亞太地區因區域整合而引領的FTA洽簽風潮，美國於2001年小布希上台後才對FTA重視程度大幅提升，但與亞太國家的談判速度與簽署數量上仍然進度緩慢且成效不彰，美國對亞太整體的FTA政策運用已從過去傳統的經濟策略轉變為政治與安全上的手段。從美澳FTA與美新FTA兩個已簽署並生效的FTA個案檢視，簽署的關鍵因素皆傾向以911後反恐戰略上的考量與對美政策支持的回饋來解釋，而在洽簽考量上主要是政治與安全因素大於經濟效益的考量。最後，美國並未在與新加坡和澳洲簽訂FTA後引發其他亞太國家積極與美洽簽的效果，因此美國對亞太地區的FTA政策並未達到美國預期之輪軸網絡化目標。

本論文以「美元霸權」為核心，討論美國做為貨幣霸權對於國際金融體系的影響。首先介紹霸權穩定論之理論內涵與發展，經過重新檢視霸權穩定論的思想內涵後，筆者發現霸權穩定論有許多缺陷並提出修正。其次，討論美元霸權在布列敦森林體系瓦解之後的形成與運作。美元霸權的起源是1971年尼克森將美元與黃金脫鉤，之後，經由1974年「石油-美元計價機制」與金融全球化進一步鞏固美元的霸權地位。最後，以「石油金融化」現象為例，說明美國是如何結合「石油-美元計價機制」與「金融全球化」來鞏固美元霸權地位，最後也導致國際金融體系的不穩定。 本文認為，美國將石油市場變成了一個大型賭場。石油價格暴漲暴跌將對世界經濟，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帶來不利影響。「石油-美元計價機制」是一種「誘捕」，它強化了從屬國家對美元的依賴。憑著不對稱的金融相互依賴，美國穩居霸權地位。然而，一個穩定的國際金融體系不能只靠主導國家權力的使用，一個階層狀態的國際關係，還必須有從屬國家配合的意願。隨著「二次大戰效應」的消失，美國無法再以國內市場的龐大需求滿足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導向政策，因此，身為主導國家的美國必須運用國際金融發展的不對稱性，提供從屬國家支持美元霸權的誘因，此種不對稱性的互賴關係也是美元霸權的權力來源。此外，霸權權力具有自我毀滅的傾向。在金融全球化的過程中，政府的權威不斷被削弱，導致政治反應能力遠遠落後於經濟力量的發展。若美國不採取行動管理國際金融體系，取得主導國家的正當性，則衰落是不可避免。

冷戰結束之後，Francis Fukuyama於一九八九年發表一篇文章，名為「歷史會有終結嗎？」。所謂「歷史的終結」，Fukuyama指的是「意識形態的終結」。事實上，在西方，僅僅是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正在終結。而西方不同國家中，與經濟發展和一定政治制度之所處水平和存在問題有關的意識形態衝突，仍將繼續存在。就是說，全球出現所謂「意識形態的空場」，而Fukuyama提出了 「意識形態終結論」，但這種「空場」很快的就被多極化的政治勢力所填充，成為多元文化思潮競逐的場域。「族別意識」和「區域意識」的空前覺醒和加速擴散，各民族國家越來越重視和守護「本民族的族別屬性」，捍衛自己的民族尊嚴和國家主權。 這個時候，Samuel P. Huntington也指出「文明衝突論」：在諸文明的政治中，「非西方」文明的各民族和各政府不再是作為西方殖民主義目標的歷史客體，而是與西方一起成為歷史的推動者和形構者。因此，以「民族特色」為口號的「第三世界批評」成為進入資本主義世界的合法化依據與必然策略，一方面張揚民族主義可以成為抵抗資本主義全球化帶來的抹平趨勢的最好藉口；另一方面由文化民族主義帶來的自給自足或尋找自我現代化路徑的口號成為加入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最富吸引力的一種權力運作方式。就是說，隨著冷戰的突然結束，孤立主義的民族主義在全球範圍內爆發，這直接地、並且不可避免地使國際關係學者們重新思考世界事務中「文化」和「認同」的理論地位。 因此而出現的問題是：在全球化時代，「文化」何去何從？更具體的說，在全球化時代，一個單一同質的「全球文化」不存在，「地方文化」的發展並不因此而完全被侵蝕、或消滅，反倒呈現跨國文化與地方文化互相交流的情況。因此，歷史、文化與政經環境的「差異」便成了在「全球／本土連續」中必須要考量的課題。換言之，在全球化時代裡，「本土」與「全球」的真實風貌如何？真是處於壁壘分明的態勢中嗎？我們不免要問：在可預期的未來，西方世界對其社會理路所進行的內在性轉化，是不是締造整體人類新文明的唯一（或至少最重要）動力？面臨著此一可能來臨的歷史轉捩點，非西方地區的「文化」到底可以扮演著怎麼樣的角色？ 在上面所述及的全球化語境下，「中國文化」與「中共意識形態」何去何從？就是說，中國從七○年代末以來的對外開放，其目的之一就是要與國際經濟接軌，納入經濟全球化的行列當中，而七、八○年代全球化的經濟結構之所以快速發展，中共要中國對外開放，就必須進一步進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但是，中共在接受西方資本主義物質的同時，也要面對西方的思想、意識形態與價值觀，這是所謂的西方和平演變。在這個過程當中，中國文化與中共如何面對這樣的趨勢？「中國主體」／「中國特色」，在中共意識形態的發展過程中究竟扮演何種角色？還有一個問題意識：中國共產黨於一九四九年建國以來，更不斷地強調其政權的「社會主義」性質。然而，在中共歷經了領導人的更迭、政策的變動乃至於東歐共黨國家與前蘇聯的瓦解衝擊之後，「社會主義」作為中共現今仍然堅持的官方意識形態，其內容究竟是何指？是否已經產生了變化？而我們要如何來瞭解這些變化的意義？ 基於上述之問題意識與研究動機，本研究指在透過對文化霸權、全球化下的文化與意識形態之說明，探討文化／意識形態／文化霸權和中共意識形態的關係，以及了解九○年代的中國社會文化思潮和社會意識形態之社會脈絡，和中共意識形態的內涵、歷史演變，用以檢視中國官方意識形態在全球化時代落入何種文化霸權的宰制或影響，進而從中分析中共意識形態、文化發展和社會結構間的深層關係，而指出中共意識形態與文化霸權有何關係。其中，「中國特色」在中共意識形態的發展過程中究竟扮演著何種角色？ 如果更進一步的釐清本論文所要論證其問題的目的，則會有下列幾個面向：第一是在全球化時代下，中國的「本土文化」與中共意識形態面臨的困境，也是我想思考問題的目的之一。就是說，「中國」／「中共」如何面對一以西方為中心的「文化全球化」或者「文化霸權」？；第二是在全球化時代，中共意識形態屬性如何轉變？其與文化霸權又有何關係？本研究更進一步的提出些問題：中共已經是否由「文化霸權」為中心來建立其政權合法性的意識形態？他們的政治意識形態已經是一個具有文化霸權屬性的呢？如果說「是」的話，他們理論內涵是甚麼呢？因此，在此探討文化霸權與中共意識形態之關係，而進一步的分析中共意識形態中的文化霸權內涵及其性質為何？；第三是在中共政權的續存過程中，「中國特色」與中共「政權合法性」有何密切的關係？；第四是「中國特色」不僅將是中共對內各項政策作為的辯護基礎，同時也將是以抗拒國際體系外來文明價值對其政權挑戰與威脅的重要精神資源。也就是，中共以「中國特色」作為形塑並延續其政權合法性的重要工具性手段。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之一，即為嘗試解釋在中共政權的續存過程中，「中國特色」與中共「政權合法性」有何密切的關係？「中國主體」在中共意識形態的發展過程中究竟扮演著何種角色？ 壹、九○年代的中國社會如何面對西方中心的全球化？ 八○年代與九○年代的中國文化思想，並不是兩個完全斷裂的年代，兩者之間存在著微妙而又複雜的譜系關聯。八○年代的中國思想界則多傾向批判中國的傳統文化，轉向擁抱西方文化。到九○年代，中國的社會轉型進一步深化，進入了全面擁抱全球化或與世界「全面接軌」的時代。中國的「現代化」與「全球化」的過程可以說是同步的，但是，在九○年代，知識界、文化界形成一股強大的反西化、反西方主義思潮，或者稱為新保守主義文化思潮。如果說八○年代是「西學」擴張的時代，那麼到了九○年代則是「國學」復興的時代。 九○年代的中國也有後殖民狀態，就是說，九○年代的中國社會帶有後殖民主義語境的「反西方的文化霸權」，也是由官方 / 精英知識份子 / 民眾一起建立「另一種文化霸權」。在九○年代，中國是以一種「既抗拒又接受」的方式來看待西方的文化。更進一步說，九○年代的中國語境，一方面在批評西方現代性話語的「普遍主義」與「西方中心主義」的時候，訴之於西方後學的「反本質主義」；另一方面又悖論式地持有另一種本質主義的族性／身份觀念與華夏中心主義情結，試圖尋回一種本真而絕對的中國身份，即是「中華性」。也就是說，這種在九○年代的後殖民主義批評，悖論式地持有另一種本質主義的身份觀念與族裔觀念，把中國的民族文化與所謂的「本土經驗」實體化、絕對化，試圖尋回一種本真的、絕對的、不變的「中華性」，並把它與「西方現代性」對舉，構成一種新的二元對立。 在九○年的中國社會文化爭論中，後殖民主義帶有一種「反西方的文化霸權」的語境。後殖民主義的重點，是由「反文化霸權」轉變為以之為論述工具去在全球化的論述格局中「為自己重新定位」。也就是說，「中國特色」的殖民現代性被運用為「自我東方主義」的文化邏輯，形塑出一種將「自身」本質化、將「他者」他者化的。八○、九○年代中國的文化轉型的完成並非僅僅是「官方意識形態」策略使然，更重要的是，一次由菁英知識份子所參與的成功的「話語實踐」，一次有民眾由衷參與的「另一種文化霸權」的建立。 貳、中共如何面對西方的文化霸權／全球化？ 在當代中國，中共批判西方文化霸權的時候，也就是在批判西方中心主義，容易落入由中國在文化的差異性上去批判的西方中心主義與本質主義，就是說，他們強調由自身「本土性」去批判西方的普世價值與標準。他們在批判時，所用的仍是區隔「你」、「我」或是「我」、「他」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而且是更加「嚴格」的區分出來。在根本上將「中國」與「西方」區隔開來，將「我者」與「他者」的地位做了明確的界定。更具體的說，中共在面對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時，一直強調愛國主義，就是通過以「民族主義」為訴求來抗拒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所帶來的和平演變，強調中國相對於西方的獨立自主性，並由此建構出一套屬於中國人民的集體認同和主體意識。這一直是中共在形塑「自我東方化」、「自我中國化」時的重要工具，藉由強力區隔西方／非西方或東方的分野，更加確立了中國內部的凝聚力量。 參、中共意識形態的結構核心有所轉變。 九○年的中國就形成一種「官方」與「民間」都有所反應／認知的情勢，使得中國在九○年代不管是社會思潮的發展、意識形態的建構以及中國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操作上，都呈現出一種「中國主體」的意涵。這與過去的「社會主義主體」是不同的，中共的意識形態在鄧小平時代開始由「社會主義核心」向「中國主體核心」過渡，而這種情形在九○年代更是明顯。換言之，九○年代的中國社會是由「親西方」向「反西方」轉換的歷史過程，與之相對應的意識形態的「純粹」與「實踐」面向結構位置的徹底改變，而會引起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因為意識到自身的被後殖民化而導致「中國主體意識」的覺醒。也就是說，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一套符合時代潮流的意識形態。而這正是一種意識形態由「西方中心」向「東方／中國中心」過渡的表現。「中國主體」取代馬列主義成為意識形態上的最核心，中共對意識形態的建構不必／不能再以馬列主義來當作政權合法性的工具，它必須回歸到中國主體上來作建構，「三個代表」就是最佳代表。之所以會發展成一種在全球化／本土化的矛盾中重新建構以中國主體為核心的意識形態。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提出，不只是標誌江澤民自身意識形態主體的建構完成，其實更大的意義也正是在全球化時代下中國主體的建構完成。 肆、中共意識形態與文化霸權有何關係？ 對中國的政治來說，中共意識形態上轉變的重要性不僅僅在內容上，而是在其轉化方式上。目前中共對於「三個代表」中所述及的「先進的文化代表」是否已建構起支撐其進行統治的「文化霸權」之實質內容，「三個代表」所具備的「與時俱進」的創意，是用了比「意識形態」更有力的「文化霸權」，它不是單單依靠「階級權力」強加於人，而是在社會中，從社會關係交織成的動態的權力中「有機地」生長出來的。也就是說，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理論及接受私營企業主等新興階層的入黨等主張，證明了中共的意識形態結構逐漸向社會的既得利益者靠攏。因此，「三個代表」重新定義了中國共產黨，使中共由一個階級政黨，轉變為「代表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廣大人民利益」的政黨，打破了中共的階級屬性。此後，中共「代表工人階級」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屬性將大為降低，而成為一個包容所有菁英群體的「全民政黨」或「執政黨」。簡言之，「三個代表」的本質就是「文化霸權」的實踐。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是製造「文化霸權」的核心社會過程之一。 伍、辯證統一性的中共意識形態 中國官方的意識形態向來具有其「兩面性」（dualities）的特質，就是指向來存在於中共意識形態裡所具有的爭論性特點，如理論／實際、純粹／實踐、「左」／「右」、市場／計畫、保守／改革等兩種不同的意識形態解釋空間。而此種「兩面性」的特點即根源於其官方意識形態信仰體系內涵的矛盾。尤其是在「經濟反左、政治反右」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路線上呈現出來了。也就是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共的意識形態是一種「辯證統一性」的發展，生產力現實與社會主義理想的辯證、社會多元思想與共產黨領導的意識形態之辯證、中國特色的本土意識與世界體系的全球意識的辯證。同時要面對的是政治範疇／經濟範疇、黨的思想／社會思想的辯證、東方思想主體／西方思想主體的辯證發展，換言之，是一種我者／他者、中國的／西方的、本土化／全球化的兼顧現實／理念間的辯證發展。簡言之，中國現在面臨的既有眾多發展中國家共同面對的「普遍性」問題，也有自身「獨特性」的問題。 在中共意識形態重建中，中共藉由「有中國特色」一詞重新強調中國主體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而這背後所代表的是一種對西方中心價值／東方主義建構的抗拒，同時強調中國自身在國內社會、國際舞台上相對於西方的主體能動性。中共將「傳統文化」與「西方價值」一起中國化，一方面在堅持中國特性展現出自我的特色；另一方面又能積極參與全球化的發展，並由此解構了以西方為中心的全球化。中共藉由這個中國化與參與全球化的過程告訴中國人民，全球化不是西方人的專利，中國人也有權參與；全球化不該再是西方的全球化，而應該是中國的全球化。 當前中共官方意識形態所凸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論述，其實是處於一個尚待發展而仍未完善的階段。然而，正是因為這樣，它同時具有兩項特質：一個是主體性的思維特質；另一個則是開放性的體系特質。而這兩者則是共同建構了中國官方意識形態在未來朝向「文化霸權」發展的可能路向，使其得以一方面運用「中國特色」來詮釋其「社會主義」的發展；另一方面則透過其對「社會主義」的堅持來鞏固「中國特色」所需要的主體價值。如此一來，中共的合法性與權威，就可以在「中國特色」與「社會主義」所具有的雙重論證與文化霸權路向的發展過程中，開始尋找鞏固政權的生機。更進一步的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維框架的確具有相當的現實針對性。它不僅要能解決改革開放後中國官方意識形態所面臨的衰退危機，更要建構出主導未來發展的思維準據。同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僅要能維護中共政權的意識形態根基，更要回應當今世界體系資本主義化的優勢挑戰。也就是說，中共嘗試透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維形式與中共政權統治的權威力量來建構一個具有特定規範指涉意涵的「新的文化霸權」論述體系。 最後，本論文認為，在整個世界朝向全球化的脈絡發展之時，中共追求經濟上的成長，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做的努力，也必須跟上世界潮流。隨著有「中國特色」的中共意識形態的體系化之建構完成，伴隨著一個現代化中國的出現，一個兼具有「主體」特質與開放意義的價值體系和實踐經驗，將從抵禦外來文化的消極應對方式轉向，而進一步積極地與世界其他不同的文明展開互動，並在一個相互滲透與相互規範的權力場域，進行跨國域的文化霸權競逐。

一國的貿易政策與國際政治息息相關，貿易政策不只是國家獲取經濟利益的手段，必要的時候對外貿易也可以作為國家的外交工具，國家可以利用貿易獎勵友好國家或是懲罰敵對國家。 本論文擬以美韓自由貿易協定(U.S.-South Korea Free Trade Agreement，簡稱美韓FTA或KORUS FTA）作為研究對象，結合霸權理論深入探討美國與南韓簽訂自由貿易協定背後的經濟以及政治目的，以了解美國希望如何透過美韓自由貿易協定鞏固加強自身的剛性以及柔性權力，鞏固在東北亞的霸權地位。